社会资本\法治水平对金融的影响

[内容摘 要 ]利用实证数据研究社会资本与法治水平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不考虑社会资本这一因素时,法治水平的提高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效应,但这个效应有限,而转型期的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影响:(1)社会资本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2)社会资本还是对法治水平低下的一种有效替代机制.

[关 键 词 ]社会资本,法治水平,金融发展

一、现有研究述评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国家之间,乃至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会出现巨大的差异呢近来,La Porta等(1997,1998)从法律渊源上做出了解释,[1](1113-1155)Rajan和Zingales(1998)从政治发展的角度,Stultz(2003)从文化发展上给出了说明.Guiso、Sapienza&Zingales(2000,2004)认为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他们通过分析意大利不同地区社会资本差异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后指出,即使在同一国家,在市场主体之间存在较高信任度的地区,信用水平较高,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高.随后,Guiso等(2004)通过对Knack & Zack(2001)的不同国家信任测算值与拉波塔等人(LLSV,1997)使用过的金融发展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不同国家的信任水平与金融发展程度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Guiso等(2004)研究表明,[2]在法律实施机制较弱或效率较低、人们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的地区,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更显著,有着更高的边际效应.因此,教育水平较低、经验较少的投资者需要更多的信任才能签署金融契约、完成金融交易.这一 点对发展中国家有很强的政策意义.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制度比较落后,公民的整体教育水平不高,社会资本可能是解释发展中国家成功或失败的重要因素.

事实上,大多数的转型经济国家都有一个普遍特征:正式的法律制度往往是缺失的.成熟的法律环境既然不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达成,替代的方法必然产生.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发现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文化、信用、长期关系、声誉、散布信息的社会网络以及交易中奉行的准则等私人秩序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Guiso等(2000)的经验研究表明,在市场主体之间存在高信任度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Allen等(2005)的研究发现基于声誉、关系和信任的非正式融资途径和公司治理机制成为正式途径和机制的替代.

然而,现有关于法与金融的中国样本研究要么很少考虑到诸如信任、文化、关系网络等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或是单独分析社会资本在特定领域的作用,没有看到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与正式法律制度间的动态博弈及与金融发展过程的不断耦合.中国作为渐进转轨的典型案例,在正规制度完全建立之前,原有的社会结构并没有被急速地摧毁,而是尽可能地得到了维持,传统的关系型社会和政治结构非但没有被新生的市场机制所瓦解和替代,反而是嵌入于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王永钦,2006).中国作为一个低信任度的国家(福山,1995),[3]地区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信任度在各个地区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张维迎,柯荣柱,2002),[4]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社会资本在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可能是导致各地金融发展不同的原因之一.如果忽略社会资本的影响,就不可能有效解释我国金融市场化过程中法治与金融发展的动态关系,也就不能给经济政策制定提供有效的帮助.社会资本的研究对于理解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几个待检验的检测说

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相关的法律制度很不完善,因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效率非常低下.另外,对于转型经济中的国家而言,法律的实施往往比法律条文更重要,同一法律条款在各地区的执行力度和效果是不同的.因而我们预期,在转型时期的中国,随着法治水平的逐渐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也必然会提高,从而就会促进金融相似度检测的增长以及效率的提高.于是我们得到需要检验的第一个检测说:

检测说1:法治水平的提高能促进金融相似度检测的增长及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地区金融发展.

社会资本影响金融体系效率的一个重要机制是增强个体之间的信任水平.Guiso等(2004)认为,社会资本会对金融市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放贷者对潜在借款者的信任程度越高,越能够促成借贷契约的实施,提高潜在借款者获得信贷资金的可能性.而社会整体信任水平的提高,无疑会扩大信用交易规模,促进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和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从而社会资本会影响到金融发展水平.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检测说:

检测说2:社会资本会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然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的转型经济国家由于正式法律制度不完善,法治效率总体较为低下,致使经济转型过程中大量的替代机制――非正式制度普遍存在.中国在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完成经济转轨和金融发展最根本的在于社会民众信任(王永钦等,2004,陈雨露等,2008)、“关系网络论”(李爽,2008)以及金融市场中一定程度的社会互动(李涛,2006)等社会资本的推动.因而,我们提出:

检测说3:转型期的中国,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是对法治水平低下的一种有效替代.

三、变量与数据

(一)社会资本的度量

Guiso等(2001,2004)在研究意大利社会资本时通过选举的参与情况和无偿献血情况来间接度量一个地区的社会资本.受此启发我们在社会资本的度量上选取如下两个替代指标:各地区自愿无偿献血率以及对各地区守信用程度的调查.使用无偿献血率(BD)被认为可以衡量一个地区居民的公德心或所谓的公民精神,其数据来自“中国输血协会”的数据.因此,我们首先以自愿无偿献血率作为衡量社会资本的第一个指标.

第二个度量社会资本的指标是信任度(Trust).信任是度量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指标,高社会资本与高信任度相关联.但对信任的度量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的,本文在此借用张维迎和柯荣柱(2002)的部分调查数据来度量我国各地区的信任度.

(二)法治水平的度量

一个案件结案所需的时间取决于法院的审判速度和执行速度,各省每年经济案件结案率(Cases)是一个衡量各省法律体系效率的综合指标,在选取衡量各个地方司法水准的指标时,引起我们兴趣的还有律师的工作水准.我们构建的反映法治水平的指标具体定义如下:(1)各地区每年经济案件结案率(Cases)等于一个地区每年的结案数除以该地区的收案总数.(2)各地区每万人的律师数(Lawyers)等于一个地区的律师总数除以该地区的总人口.

(三)金融发展水平的度量

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以及横向研究中应具有一定可比性,本文提出对我国金融发展的衡量可以通过以下的指标来反映:(1)金融相似度检测增长指标(Bank),用一个地区全部的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除以GDP衡量,(2)金融相似度检测效率指标(Efficiency).结合King和Levine(1993、1998、2001)的指标研究,我们定义为一个地区全部的非国有金融机构的贷款总额除以GDP.

(四)我们选择的控制变量

一个地区的金融发展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还加入了一些用来描述一个地区总体经济条件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控制变量,它们分别是:各省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Expenditure)、国有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State)、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FDI)及开放度(Open)用一个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大量的文献表明,这些变量与经济金融发展密切相关.文中法治水平、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指标的相关数据来自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55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金融年鉴》、中国各地区市场化指数体系(樊纲,2001,2003,2007)以及各地历年的统计年鉴.我们收集整理了中国30个省级单位(除西藏)1995―2006年的数据用于本文的计量研究.

四、研究框架设计与实证分析

(一)法治水平与金融发展

为了克服内生性问题,在本文的全部实证研究中所有的解释变量都以滞后一期的形式进入回归方程(金融发展的指标仍然使用当年值),并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都采取了自然对数的形式.由面板数据计量经济分析的思路得到我们的第一个实证研究模型:

中国各省的差异非常大,我们研究的时期经历了国内外宏观形势的剧烈变化,因此采用双向(Two―Way)面板模型是合理的.在实证中,我们分别应用了固定影响和随机影响的面板数据方法估计该模型,并把OLS的回归结果也列出来做比较.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下面的表1、表2.

下面的表1、表2是模型(1)的估计结果.LM检验与LR检验都表明两个面板数据估计比OLS更适用,同时,豪斯曼检验显示,随机影响模型可能比固定影响更有效.所以我们的讨论将集中在随机影响模型的结果上.检验检测说1最为重要的结果是Ln(Cases)、Ln(Lawyers)与Ln(Offices)的系数是否为正.从上面的回归结果来看,这些系数绝大多数都是正值,而且在10%的显著水平上基本都是显著的.对于反映金融相似度检测增长的指标Bank来说,当一个省的法治效率提高1个百分点时,金融相似度检测增长就会提高0.14个百分点,而对于各省每万人的律师数、律师事务所数增加1个百分点时,金融相似度检测增长则会分别带来0.10、0.15个百分点的正向变化,即法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金融相似度检测的增长.

但在表2中,法治水平的系数值基本都不太显著,只有随机效应模型的Ln(Offices)指标(0.102)在10%的水平上显著.值得注意的是,Ln(Lawyers)的符号在三个检验模型中竟然都出现了负值,尽管不显著.这意味着随着法治水平的不断提高,反而会导致金融相似度检测效率的降低.基于此,我们只能谨慎地接受检测说1,即修正后的检测说1:在不考虑社会资本因素时,法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金融相似度检测的增长,但对金融相似度检测效率的影响不太确定,法治水平影响地区金融发展的不同方面有差异.

表1、表2所有的控制变量中,政府财政支出对金融相似度检测增长(效率)有很强的负效应,而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正效应,但影响较小.其他的控制变量大多数都不显著,而且有些与我们的预期效应还正好相反.

究其原因,或许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法治水平对金融相似度检测效率的影响可能会有多期的影响,甚至是滞后的影响,第二,或许更重要的是还有其他的关键因素“取走”了法治水平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尽管中国在金融市场也创立了极其发达的法律基础架构,但市场在大部分时期仍是由其他机制治理,这些机制并非严格的执法机制.正式法律与执法之外的机制的关系最终可以归结为国家政治秩序与民间秩序之间的互动,转型和改革时期的政治稳定性与经济发展就是靠这种互动机制来维持的,这种逻辑构成了转型中国所特有的“语法规则”.对于这些“执法之外的机制”,或许正是我们随后即将分析的作为非正式制度的社会资本,而正是这些社会资本在转型期对金融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而导致了表2令人“沮丧”的实证结果.当然,我们并不能完全排除其他的解释.

(二)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

我们把前述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换成衡量各地区社会资本的指标:无偿献血率(BD)与信任度(Trust),即如下的方程(2):

我们可以利用模型(2)来检验检测说2,各个解释变量和系数的定义与方程(1)相同.在这几个检验中,面板模型的结果比OLS有效,因此我们将主要根据随机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展开讨论.但注意到豪斯曼检验的p值(0.3859、0.4012)偏大,也应该将这个结果和其他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数据略).

实证结果表明:固定影响模型的估计结果比较令人失望,与其他两个模型也存在明显的差异.Ln(BD)与Ln(Trust)的回归系数不仅不太显著,甚至有些时候还出现了与预期相反的符号,但这时随机影响模型与OLS模型估计的结果都比较令人满意,尤其是Ln(BD)指标基本上都是显著的.以RE模型的结果来看,表明当一个地区的无偿献血率提高1个百分点时,金融相似度检测增长(效率)就会提高0.16(0.14)个百分点,而信任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时,金融相似度检测增长(效率)就会提高0.13(0.10)个百分点.虽然在其他两个模型中(OLS和RE)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有显著的影响,但在固定影响模型里这种影响却变得很小,尤其是和随机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相比较更为明显.这说明可能省际和年度固定影响取走了社会资本很大一部分的解释力.不管怎么样,经过固定影响处理后,社会资本对地区金融发展及增长的影响仍然在统计上是弱显著的.综合三个模型的最终结果来看,检测说2我们可以接受,即:社会资本会对地区金融发展的确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

控制变量当中的FDI较为显著,有的甚至超过了5%,其他的只有Open在固定影响模型中是显著的,且表现为正效应,但是其系数却小得几乎可以忽略.

(三)社会资本、法治水平与金融发展

为了检验检测说3,我们提出如下的分析思路:在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再加入社会资本指标,且重点考察在待检验模型中法治水平指标前面系数的大小、正负,并和前面的社会资本与 金融发展检验结果作比较.基于这样的思路,我们构造如下的模型(3):

由于面板模型的结果均比OLS估计有效,因此我们将主要根据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展开讨论 (数据略).

检测说3检验最显著的一个现象是所有的法治水平指标对金融发展指标几乎没有显著的影响, 只有以金融 相似度检测增长指标为被解释变量的随机效应模型中的Ln(Cases)和以金融相似度检测效率指标为被解 释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中的Ln(Lawyers)在10%的水平上是显著的,但Ln(Cases)的系数还出现了与预期相反的符号,这种现象在两个面板模型 与OLS估计中都是如此.Ln(Offices)的估计系数几乎在所有的模型中都出现了负号.同时 ,我们把这一结果与前面表1、表2的结果对比研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当我们在解释变量中加入社会资本指标变量时,几乎所有的法治水平指标的系数值全面变小,甚至出现更多的负值,这表明此时法治水平对地区金融发展的影响变得很微弱,甚至是负效应,而反映社会资本特征的指标显著性较强,且对金融发展及增长具有较大的影响(系数值都比较大).

大量的文献研究指出,对于管理转型经济来说,正式的法律也许并不是唯一的选择,而替代的方法却大量产生(Pistor等,2003,Allen等,2005).已有研究表明,在转型经济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些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如声誉机制、长期关系、政治关系以及地方政府的业绩评价机制等促进了经济发展(Allen等,2005,Li等,2006).从我们的实证结果来看,社会资本不但对法治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会产生部分“挤出效应”,而且还作为法治水平的一种有效的替代机制来推动地区金融发展.因而我们认为检测说3是基本成立的.

五、结论及启示

社会资本的本质就是一种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结构性制度要素,社会资本同正式制度一样,可以通过激励约束机制促进金融发展.本文考虑到社会资本在转型期大量存在的约束条件,利用我国十多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在不考虑社会资本时,法治水平的提高对地区 金融发展具有一定的正效应,但这个效应有一定的局限性.转型时期,社会资本对地区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并且还是对中国转型期法治效率低下的一种有效替代机制.

文中的部分研究结果与现有“法与金融”文献的理论预期及经验证据恰好相反.我们认为,这种差异源自于大量社会资本进入我国经济转型过程,并对这个发展过程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尽管文中的有些结论与法与金融文献在经验结果上相反,但在逻辑上却是一致的,并为正在蓬勃兴起的法与金融文献提供了有趣且意义重大的新证据.与主流文献差异明显的证据表明,转型期的中国没有类似于西方的最有效的增长路径.我们的工作或许还能部分地解释“中国之迷”――良性社会资本在经济转型期是对法治的一种有效的替代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否认“良好的法治水平促进金融发展及增长”这个命题.

主要参考文献:

[1]La 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Vishny,R.W.,1998. Law and financ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6.

[2]Cuiso,L,Supienzu,P,

Zingules,L.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4.

[3]福 山.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M].海口:海南人民出版社,2002.

[4]张维迎,柯荣柱.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

Infl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nd Legality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Pi Tianlei

Abstract:In this paper, we research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 pital and

the rule of law on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 using yearly China's provincial

units' data between 1995 and 2006.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ithout regard to th e systematic factor of social capital, although the improvement of rule of law h as a positive effect on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is effect is very limited. Duri ng the period of tranormation, social capital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 inancial development:(1)the rule of social capital positive effect on the fin ancial development.(2)social capital is still a low level of the rule of law i s an effective alternative mechani.Key words:[WTBZ]Legality,Social Capital,Financial Development

[ 收稿日期: 2009.11.19 责任编辑:邵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