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的隐喻和可信的科学

齐曼(JZiman)教授的《真科学》并不是一本容易把握的书,不仅因为其较长的篇幅,更在其思想的综合性.他既承认科学的社会建构一面,同时仍试图表现科学家们为了达致“客观”所进行的种种努力.于是他借用了“地图”(map)这一喻体来对应科学.这正是齐曼教授在这本新著中的关键所在.

李义天(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作为对地形的模仿,地图并不能等同于实际地理的客观状况.如果说地形是客观实存的感性世界,那么地图就只是以之为基础的形式描述.后者虽然不能算作感性的世界本身,但也绝不是纯粹主观的臆断或胡诌.但是,既然作者认为科学理论像地图这样不能完全同经验世界本身画等号,而只是模仿性的叙述,那么从这种社会学角度来考察科学知识,就有很明显的建构主义倾向.

与建构主义一样,作者也认为我们所采用的工具,都是既有的某种理论的具象化.工具所遵循的度量衡、它对于对象的作用层面,以及通过它反馈出来的量化结果,都负载了已接受的理论框架.采用这样的工具,将同时限定了我们如何切入待研究的对象,我们会用怎样理论视角观察那些“能被观察到”的因素,而同时忽视那些“不能被观察到”的因素.同时,得到的实验报告总会使用既定语词来描述,并且首先将接受既有的理论框架的解释.这就好比规制地图时,．由于测量技术的限制和测量者的选择,并不是所有的建筑物会被刻画出来,我们得到的地图总是有所取舍的.

通过解释之后,一条新命题(或理论)才能是“说得通的”.犹如我们开辟的一条新路,它必须是同原有的路网有所关联的,而不能是独立的两端紧塞的“死路”.当然我们发现不可能出现两段皆处于封闭状态的“路”――我们不称其为“路”.而这正是因为,我们所用以拓展路径的理论出发点和工具,如上文所述,本来就是从既有的理论路网中衍生出来的.但另一方面,仅仅被发现者(或提出者)解释是不够的,无论是“说得通”还是“走得通”,都在暗示着“交流”这个概念.一条新理论必须参与到理论共同体的交流之中,由此完成它的意义生成和功能界定,即在交流中获得其含义能被接受的共同基础,并定义出它的作用范围和主导方向.这就好比必须将一条新拓展的路涵盖至整个路网中,必须允许人车通过,才可以考察其在交通流动全图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否与周遭融洽并对现有路网有所促进.

每个人进入科学认知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阅读地图和实地行走同时发生的过程.当我们初始面对世界的时候,除了目之所及的有限信息,我们手中还拥有前人传承下来的地图,它使我们明白身处何方,以及能够如何行走.而阅读地图就是接受教育的环节.在地图的帮助下,我们通过实地行走来体验和检验前人的对错.由于每个人的行走方式并不一样,因此每个人形成了自己的个体认知模型,即形成了个人地图,换言之,每个人拥有了自己关于世界的认知图式.但是这种个体地图并非两两之间格格不入,因为我们的行走都是基于前人的地图的指导之下,这就具备了主体间做进一步交流的可能性.就其反面而言,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文化共同体的人们如此难以深层、便利地交流――因为从一开始他们接受的就是不同前人的不同地图. 但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这个问题不太明显,因为虽然自然语言对普遍主义提出了挑战,然而科学共同体内部却拥有一套更为优越的数学语言或逻辑语言.于是我们的个体地图虽会逐渐趋于分散,但一旦展开交流,便能够迅速地发现可共通之处――从个人的意见中过滤,得到可重复的、可操作的、可检验的共识,这便是科学理论.作为一份共同的地图,它是对个体地图的,也是对原来的共同地图的继承和修正.然而这只说明了我们从旧的共识走向了新的共识,并不意味着除此之外,我们就放弃了个体地图.每个人仍是在共同地图下以主体身份独自行走,仍不断形成新的个体地图.这些个体地图中尚没有进入共同地图的部分,有待共同体通过交流来加以判定.如果一条线路被证实,那么就被添加到现有路网中来,成为“公有的”,参与新的共同地图的建构,反之则被抛弃.所以.共同地图是个体地图的形成基础,而个体地图是共同地图得以扩展的必要条件.

整个自然科学体系如同一套“三维地图”,不同的学科(物理、化学、生物等等)则是这套三维地图的不同层面的呈现.进入一定学科的人,总以一定的视角考察作为整体的自然.于是物理学家看到的是物理地图,生物学家看到的是生物地图.它们只是同一张地图的不同维度的描述,就像一座城市的供水网图、输电网图、商业网图的关系.于是,对于一个特定学科的研究者而言,与他的个体地图相作用的共同地图,主要是在这个学科维度上形成的共同地图.但是这并不代表不同维度的地图就不可通约,因为它们面对的对象――自然界――是相同的,并且它们都处于数学逻辑语言地图之上.

地图虽然并不是地形本身,作为人类社会的产物,科学知识也不能被证明是同世界完全贴切.但是否如此,就以之为虚妄的神话而置于信任抄1)呢就如同撕毁所有的地图,仅仅是因为他们没有1：1的反映实际地貌呢其实我们不妨反过来想一想：存在1：1的地图是否可能很明显,作为地图,1：1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那么就科学知识而言,它既然是“知识”那就不是“世界本身”――如果它就是“世界本身”,那么“知识”这个概念就是多余的.同时,经验的人的有限性,也导致了科学知识无法同世界本身完全匹配.然而关键在于,不能完全匹配并不意味着另一个极端――知识的建构是主观的臆断.齐曼通过对默顿的四个规范的逐一修正,试图表明现代科学仍是试图贴近“世界本身”的一种可信的活动,自然科学家依然是一个努力使科学知识摒弃偏见、达成共识的群体.

正如前文所述,自然语言对普遍主义构成了挑战,但科学家的活动却是以数学语言和逻辑语言为基础,通过量化的方式来尽量地减少个体的主观因素.无论是数学还是逻辑,他们一方面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语言,另一方面也是植根于客观世界的语言.前者使科学共同体中的共同交流平台得以存在,科学家们能够共同遵循着逻辑的推理方式和量化的操作方式；后者则体现了知识世界的经验性基础.

科学家虽然无法从根本上摆脱来自个人的和社会的“前有”负载,但他们的行动仍然是在尽力地排除这些非客观的因素.起码是在具体的操作和规范层面,依然要保证科学理论的可证实(伪)性、可重复性,依然要进入共同体的交流之中接受怀疑,而这些怀疑同样必须遵循已有的科学规范和科学思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自然科学的理论都不能是纯粹主观臆造的,共同体中存在着一套不依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约束”.

当然从哲学上来讲,任何研究规范或约束都无法保证我们完全确凿地认知世界,但这种“客观约束”毕竟是目前能够贴近世界的最佳策略.在人可以作用的领域内,我们应把主观因素降至最低,测量更精确、计算更严密、描述更中性.当然,即使这样,也不能消除人的种种局限性,因为这些“局限”并不是别的,仅仅由于我们是作为一个经验的、有限的“人”而存在.

(《真科学》,[英]约翰齐曼著,曾国屏等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版,32．4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