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类幸福

点赞:16895 浏览:78572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21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 ]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虽然以自然科学为范式,但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将科学与价值融为一体从而良好地解决了二者的统一问题.探寻人类幸福的可能性和途径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主题,孔德的社会学也由此成为以人类幸福为导向的科学.实证主义社会学把社会的秩序、安定、和谐与进步当作人类幸福的内涵和基础,把政治和宗教看作由科学通达人类幸福的相似度检测,把精神力量看作人类幸福的根基.

[关 键 词 ]孔德 科学 实证主义 幸福观

[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4-0070-05

“既是第一个主要的社会学综合体系的创始人,也是悲哀的人道宗教教皇;既是社会学视野的开拓者,也是一个向木匠们和学术上的失败者布道的小老头;既是一个期望能够为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描绘出一幅统一画面的激奋者,也是一个向沙皇建议加强检查制度,以防止出现颠覆性思想的胆怯老人”,这就是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创始人的孔德留给世人的形象.孔德的思想在今天受到了许多误解,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其思想的复杂性——反映在他的学说体系对于科学、宗教、道德和情感之间关系的独特处理上.在今天,实证主义基本被看作摒弃了前见和价值预设的纯客观主义,被当做以纯粹的客观态度对自然界的客观现象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同今天人们对实证主义的理解不同,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并没有表现出科学与价值的对立,而是表现为二者天然的统一.这种实证主义的直接表现就是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寻作为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不可缺少的部分而出现.所以在孔德那里,幸福毫不生硬地成为科学的内涵和目标,或者说,他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本身就是对现代人如何才能幸福生活的思考.

一、实证主义社会学:以人类幸福为导向的科学

对所生存时代社会危机的思考,是孔德实证主义幸福追寻的发生契机.孔德所生活时代的法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秩序瓦解、人民生活动荡不安的阶段.法国大革命经历了废除君主制与复辟之间的震荡.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法国资本主义的工业生产一方面取得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对工人的剥削也愈发残酷.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争斗连续发生,社会的和谐与秩序不见踪影.孔德是十分重视社会的稳定与秩序的,在他看来,社会的进步也要以秩序为基础,不能以社会的安定与和谐为代价;如果说社会的动荡对普通人民群众来说意味着苦难,那么,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对人民才意味着幸福.那么,如何才能摆脱社会危机,把安定与幸福的生活还给人民呢?孔德所给出的策略是知识.在他看来,如同自然科学知识为人类解答了人面对自然时的困惑一样,解决社会危机的途径也必然是关于社会的科学知识.为此,他用拉丁语的词头“soci”与希腊语的词尾“ology”合成了一个新词“社会学”.他尝试以自然科学为范式建立一门能与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社会学,以这样的社会学治愈社会的弊病.


自然科学的范式在于其实证性.“实证”一词来自圣西门.孔德在1848年写的一篇文章里首先创制了“实证主义”一词.在《论实证精神》中,孔德解释了这一词的六种含义:真实的、有用的、确定的、精确的、建设性的、相对的.孔德崇尚自然科学,在他看来,自然科学正是由于这些特征而成为一种最高等级的知识.在自然科学出现之前,人类的知识还经历了神学知识和形而上学知识两个阶段.神学阶段的知识试图以超自然的主体解释世界,形而上学阶段的知识把解释工具从超自然的神转为实体.在实证阶段,人类开始放弃了神和实体,不再像在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那样探索终极的和绝对的知识,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客观的自然世界,以发现世界的各种现象当中所蕴含的实际规律为目标.自然规律是关乎现象的,它们是对现象之间的相似性(共性)和逻辑性(连续性和相互依赖性)的总结.各门自然科学都是实证阶段的知识,但是它们的实证程度有高低的差别.数学以其一般性和逻辑性完美地体现了实证性,为其他科学展现了一种实证知识的理想模型.除数学之外,各门自然科学的实证性由高到低依次是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但是仅仅这五门科学达到实证状态还是不够的,因为对人类社会的研究还处于形而上学甚至神学的支配之下.要把人类社会从动乱和痛苦中解救出来,根本的措施就在于创立一种实证的社会学,并使之成为改造社会和重建社会秩序的根据.在孔德看来,社会学是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的延伸,它们之间的差别仅在于实证程度的不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孔德最初称社会学为“社会科学”和“社会物理学”.社会学虽然在实证程度上最低,但是作为救治社会并为人类谋求安定和幸福的科学,它的意义却最为重大.“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等第一门必然作为独一无二的出发点,最后一门是整个实证哲学的唯一基本目标.”

孔德的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无论是“静力学”规律,还是“动力学”规律,都可以看作是人类社会摆脱动荡和困扰从而实现安定和幸福所必须遵守的法则.社会静力学对社会做共时性分析,着眼于对社会结构的横向剖析.从社会静力学的角度看,虽然人类社会脱胎于有机生命的世界,但是在其组成和构造的基本机理上,二者却表现出很大不同.生物世界的基本单元是个体,而人类世界的基本结构却是家庭.“科学精神禁止我们把社会视为由个人组成的.真正的社会单位当然是家庭——如有必要,还可将家庭分解为构成其基础的要素:夫妇.这样考虑与其说是心理学的,不如说暗示着这样一个真理:即家庭变成部落,部落变成国家;以至于整个人类都可视为单个家庭的逐步发展等社会有机体的各种特质都可在家庭找到其萌芽等正是通过家庭,人才摆脱了单纯个人的人格,并学会用另一种人格去生活.”可以说,在孔德看来,基于亲情之爱的家庭是社会整合的最重要的纽带.孔德也论述了除家庭之外的另外两种社会整合的途径,即分工和宗教.这两种途径也都包含着情感和爱的因素,如果说分工体现着团结之爱的话,那么,宗教则蕴含着神圣之爱.亲情之爱、团结之爱与神圣之爱构成了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的情感基础. 孔德的社会动力学是对人类社会的历时性分析.孔德继承了孔多塞和圣西门等人关于社会不断进步以及理性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也认为人类的精神和理智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他看来,既然人类理智的进步决定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那么,人类知识的发展过程也就必然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过程.因此,人类知识的三个阶段也就相应地表现为社会进步的三个阶段,即人类知识的“神学阶段”对应的是“神学和军事的社会制度”的时代,人类知识的“形而上学阶段”对应的是“批判的时代或革命的过渡时代”,人类知识的“实证阶段”对应的是“科学和工业的时代”或“理性与和平的社会制度”时代.“神学和军事的社会制度”时代是一个征服与黩武的时代,征战和动荡是社会的常态.在“批判的时代或革命过渡的时代”,科学知识逐渐发展起来,神学和军事的社会制度开始解体,战争和征服开始不再是社会的主题.但是在孔德看来,社会发展的这前两个阶段都不符合人类的本性,都不能够为人类提供以关爱和秩序为基础的社会和谐与人类幸福.只有在人类社会总体进化的最高阶段,即作为社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的“科学和工业的时代”,社会制度才能同时兼顾秩序与进步的双方面要求,人类文明才能实现其最终目的——人类普遍的安宁与幸福.

二、政治与宗教:从社会学到人类幸福的相似度检测

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虽然以自然科学为范式,但是却很好地避免了唯科学主义,没有以真理自居而排斥宗教,而是良好地解决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体现出科学与宗教的“携手”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折中与调和,也不是彼此的妥协与合作,而是一种“原生”的统一.孔德所倡导的宗教不是对超自然力量的膜拜,而是来自科学对人作为宇宙与历史的参与者的自我意识的神圣情感的激发.在孔德那里,正是这种宗教情感打通了科学与价值之间的隔膜,使人类幸福成为科学的直接价值目标.

孔德所给出的人类知识发展三阶段,恰好展现了宗教与科学之间自我否定和复归的辩证法的圆圈.人类的知识历程从神学和宗教世界观对世界的解释开始,经历了形而上学阶段的世界图景,只有在最终达到实证科学阶段时,才能摆脱幻想和臆测,成为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呈现.在这种意义上,只有实证科学才是最终的真理.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为人类提供了获得幸福所必须遵守的法则,但是它能够直接带来社会的和谐、秩序与人类的幸福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知识本身并不能产生实践,只有经由适当的相似度检测,实证科学才能变身为人类谋求幸福的工具.

从社会学到人类幸福的第一个相似度检测是政治.在孔德看来,要使社会学真正导致公共的和私人的幸福,就必须使这种新科学怎么写作于政治.只有使其成为从政者和普通公民头脑中的知识储备,实证主义社会学才能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社会学必须教给统治者和公民一种界限的观念,即人类活动不应是随意的和妄为的,而是应当自我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必将带来相反的后果.孔德看到,在当时的政治学中存在着对社会秩序施加无限制的行动的幻想,在新兴的政党的左翼也存在着人类的绝对权力的幻想.孔德认为,这种幻想很容易触碰自然所容许的界限.在他看来,如同生命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反作用一样,人类的集体行动也可以被看做一个有组织的生命,它有自己变动的限度,有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的变化幅度.只有把人类行动限制在一定界限之中,秩序和进步才能够维系.孔德期待社会学首先能够引导人们承认:如同自然有机体一样,人类彼此相互联系;其次,他们的集体行动处于一个给定的社会和自然环境之内,他们的行动依赖于这种环境;最后,他们的社会形式和可变的环境之间发生着相互的作用和反作用.通过提供科学的人类政治行动的观念,社会学就迈出了朝向人类幸福的关键一步.孔德希望他的社会学会导致一种新型的积极的社会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管理不仅会医治社会的疾病,还会对任何对自然限度的冒犯进行阻止和预防.他试图告诉人们,幸福的状态必须与适当的政治制度相配合,而一旦从政者掌握了社会学规律,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促成这种关系的实现.

从科学到人类幸福的第二个相似度检测是宗教.在孔德看来,仅仅依靠政治达到人类社会的和谐和统一还是不可能的,心灵和精神的合作对于这种统一性来说必不可少,而提供这种合作的最完善的途径就是宗教,所以孔德非常重视宗教的社会功能.在孔德那里,虽然科学知识来自对神学和宗教的超越,但是这种超越并不是丢弃,而是扬弃和重构.科学将否定以迷信和偶像崇拜为本质的宗教,但是会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筑一种神圣的宗教情感,而这种情感将成为一种和谐有序的社会的“胶合剂”.社会学将使每一代人明白,他周围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是人类历史的累积成果,他只能把它们作为事实加以接受,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对之加以有目的的改变.在这种意义上,建基于社会学之上的新的宗教情感实际上是对那些高耸于人类的权力之外的“自在之物”的由衷敬畏,是对凝结着人类所有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既成世界的坦然接受,是人类个体当觉悟到他们将共同把握着人类命运之舟的航向时油然而生的惺惺相惜.社会学将不断提醒着现代人不要忘记他从先辈那里获得的社会和自然秩序的双重馈赠,还将引领现代人更清晰地看到自己作为“人性”的一分子的地位.沿着实证主义所铺设的道路,人类就可以以新的眼光重新领略生活世界的“无限风光”;以社会学的观念作为指南,人类就能够通过人性自身的活动来呈现一个秩序世界;按照社会学的规则去生活,人类就会参与到一个崇高的秩序之中.只有按照社会学的原则去实践和生活,人类才能获得一种高贵的、具有公共性和宗教性的幸福.这种幸福是现世的和此岸的,它严格区别于传统宗教对明天和来世的虚无缥缈的承诺.如同英国实证主义者亨利·布里奇斯所指出的:“实证主义者拥有着希望.在衰退和反动的时代,他能安然度过,因为通过对人性的历史的细心研究,世界的美好明天在他面前清晰可见.科学的理性思考与指向未来的社会渴望是同一的.在实证主义这里,人的力量不是用于准备互相杀戮,而是着眼于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容纳追随者的宽容的居所.实证主义把在来世拯救我们自己的灵魂和身体的希望替换为在现世拯救他人的身体和灵魂的系统性工作.” 三、精神力量与世俗力量的平衡:现代社会的幸福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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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以及人类社会发展的统一性理论得到了较多的认可,与之相比,他的建立一种人道宗教并自任教主的立场则遭到了广泛的批判,人们甚至把这看作一种思想的退化.事实上,把孔德思想的这种演变定义为衰退是不适当的,他的早期思想和后期思想中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因素,即都强调人类幸福与社会安定之间的必然联系,强调精神力量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对于宗教的社会作用的重视正是这种立场的体现.对此,雷蒙·阿隆评价道:“孟德斯鸠和托克维尔重视的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形式;马克思注重的是经济组织;奥古斯特·孔德的理论则是以只有精神上协调一致的社会才能存在的思想为基础的.只有当社会成员有了共同信仰时,才有社会.”孔德的社会救治计划从一起初就是精神性的,在他看来,拯救法国社会危机的药方是精神和价值,所以他才会在晚期倡导人道宗教,并把自己当做教主.在他那里,科学与宗教是不矛盾的.

根据孔德的社会发展理论,18世纪中期的法国正处于从神学和尚武状态向现代的实业阶段的痛苦转变,社会危机的发生正是出于正在消逝的神学和尚武的社会秩序与正在形成的科学和工业社会秩序之间的矛盾.由于科学和工业社会秩序取代神学的社会秩序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消除社会混乱的出路不在于回复到以往的神学社会秩序,而在于以科学与工业的社会秩序彻底取代神学社会秩序.但是科学和工业的社会秩序对逐渐成为历史陈迹的神学社会秩序的取代并不是彻底的割裂和质变,原因在于,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似性,即精神与权威都是社会安定与有序的维护力量.孔德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来阐明自己的主张.他指出,古代所建立的各种社会体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精神力量和世俗力量的混同.一种常见的情况是一种力量完全从属于另一种力量,更为经常的是,两种力量都被同一个人掌握在手中.在埃及以及几乎全部东方,世俗力量只是精神力量的一种衍生和附庸,而精神力量是至高无上的,是社会中事无巨细的管理者.相反,在古希腊和罗马世俗力量却很强大,它把精神力量作为工具和辅助.在中世纪,随着天主教的巩固和封建制度的建立,古代的神学和尚武体系经历了进一步的发展,还发生了精神力量和世俗力量的常规性的分离.孔德对这种分离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它把社会组织的形式带向了完美的状态.正是由于这种分离,人类社会才可以自然而然地以较大的规模发展,同一个政府才可能管理数量庞大的人口而不需要几个相互独立的世俗政府,由此,政治集中化和分散化的不利方面都得到了避免.孔德断言,这种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分离状态将是适用于人类社会全部历史的政治样态.他甚至设想,在将来,全体人类,至少是全体白种人,都可以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而这在精神力量和世俗力量相互混同的阶段是不可想象的.

孔德认为,宗教改革以及启蒙思想的兴起造成了精神力量的沦落,成为世俗力量的附庸.在自从16世纪开始的三个世纪内,欧洲社会陷入了矛盾和纷争之中,社会动荡,人民困苦.孔德把这种后果归咎于启蒙思想对宗教权威的巨大破坏作用.在他看来,精神力量的崩溃会导致极为可怕的后果.首先是人们心理上最彻底的混乱状态.“由于每个心灵都倾向于凭一己之力在没有兑现基本前提的条件下形成一套基本观念的体系,从而逐渐导致了绝对不可能在人群中的两个心灵之间对于甚至最简单的社会问题达成任何真正的、持续的一致意见.”精神力量解体的另外一个可怕后果是公共道德的几乎全部丧失,因为每一个个体不再受社会公理的支配,个人野心的膨胀不再受到约束.“由于在一片道德乱象之中,只有私利才是清晰可见的,纯粹的利己主义就自然而然地成为有能力指导人的存在的唯一动机.”由于“道德管理在社会中的能量越少,物质管理就越需要增加自己的强度,以防止社会机体的全部解体”,所以,随着精神力量的日益萎缩,世俗力量必然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在孔德看来,世俗力量的无限制增长绝不是好事情,因为它必然会导致专制主义;专制主义的鲜明特征是权力的集中超过了理性的限度,它的总体的行动方式是体系化的腐败,这是社会道德解体的必然后果.

所以,回到世俗力量与精神力量二者之间的各司其职与平衡状态,是欧洲社会摆脱动乱、人们重新获得幸福与安定生活的必然要求.但是经过了宗教改革运动以及启蒙运动近三个世纪的洗礼,当思想者和政治家开始设计社会改革的方案时,却发现,启蒙思想在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以后,无法为新的社会秩序提供基础;曾经强大的精神力量在日益膨胀的世俗力量面前已经变得不堪一击,无法为人的生活提供足够的精神与道德的养分.所以,重新壮大精神力量以制衡世俗力量,就成为社会秩序重建进程中的首要任务.但是,精神力量的壮大并不意味着重新复兴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是神学和尚武社会的精神力量,已经不再适合于今天的实证科学与工业的社会了.正是基于这种理由,孔德才会倡导一种建立在实证的社会学的基础之上的宗教,并以这种宗教的创设作为重建社会秩序的前提.孔德所主张的实证主义宗教并不把崇拜作为精神力量的源泉,它是建立在对人类、自然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科学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绝不能把孔德实证主义幸福观对社会秩序的强调理解为国家主义,前者将幸福诉诸科学,后者却可以在心理根源上归之于崇拜.事实上,孔德早就看到了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是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的重要原因,他的实证主义就是束缚和避免权威主义和专制主义的重要手段.甚至可以设想,如果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救治方案真正得到采纳和实施,和谐的国际关系就有可能真正实现,一战和二战等人间惨剧就可能得到避免.然而,历史是不能检测设的,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改造方案也没有得到兑现,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其空想的性质.

在孔德的理论体系里,虽然精神力量和世俗力量的平衡构成了社会安定的内在机制和人类幸福的基本原则,但是这二者的平衡却是以精神力量为轴心的.在孔德看来,成功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必须以精神力量的树立为先导;在任何一种政治体系中,精神力量的形成都必须先于世俗力量的发展.“无论是从主动的还是被动的角度看,无论是从一般的还是特殊的理性看,现代人所趋向的社会状态都如同中世纪那样,需要一种精神(既是思想上的,也是道德上的)的组织.”孔德的这种立场对于今天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经过长时期的经济快速成长,我国人民越来越意识到,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不仅仅是物质水平的提高和GDP的增长,更重要的是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民幸福感的提升,而收入的增长与幸福感的提升并没有直接的必然联系.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弊病都与经济发展和精神文化建设的失衡有关联.所以,在精神和文化建设方面加大投入,以共产主义信仰和集体主义精神为人们的精神世界注入养分,是提升社会的幸福指数、营造社会的幸福氛围的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段素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