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的科学人生

回溯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发展史,就不能不提到任鸿隽.任鸿隽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主要创办者和领导者,也是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刊物《科学》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他毕生追求科学救国的梦想,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东南大学副校长、四川大学校长、研究院总干事等职.

革命救国起家

任鸿隽（1886―1961）,字叔永,1886年12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垫江县（今属重庆市）.他6岁入私塾,饱读四书五经.后入书院,兼学算学,在书院月考中曾12次蝉联第一名.1904年参加最后科举考试,在万余名童生中获得第三名,中了秀才.随后进入重庆府中学堂学习物理、化学、地理、教育学、心理学等新知识.毕业后在中小学校教了一年书.1907年初,怀揣教书积累的200块大洋,辞别家人,乘船顺江东下,进入上海中国公学高等预科甲班读书.

中国公学是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一所进步学校,革命气氛浓厚,被认为是革命党的大本营.任鸿隽进校后第一件事就是剪了辫子.他的同学中不乏大名鼎鼎的人物：胡适、朱经农、但懋辛、朱芾煌、苏明藻等.

在中国公学仅一年,受当时留学风潮的影响,任鸿隽于1908年初东渡日本,次年秋考入日本高等工业学校,成了官费留学生.第二年他加入了同盟会,担任过四川分会的书记和会长,与各省分会负责人共同参与总会事务.当时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许多人认为从事是最好的革命手段.在目睹同乡好友喻培伦、黄复生被炸弹炸伤后,任鸿隽选择了应用化学专业,为了将来能够制造出高级的炸弹.“可是想不到革命进行意外的快,我的学校尚未毕业,而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于是,他与其他很多青年志士一样,满怀报效祖国之心,毅然踏上归程,“最后乃抛弃一切书籍行李,挈小箱萧然上船,为归国投军之举,尤平生未有之乐事也”.

1911年旧历十月初,任鸿隽回到上海,受邀担任总统府秘书处总务组秘书.元旦前一天,任鸿隽等人搭乘孙中山的花车到达南京.1912年2月5日,任鸿隽给远在四川的大哥等人写了一封家书,讲道：“先生（指孙中山）因约隽到宁,为司秘书,刀笔鞅掌（形容事务繁杂）,瞬过一月,不及作书告家,至为歉也.”当时临时总统府成立仅仅一个月左右,秘书处工作甚为繁忙,如孙中山就职后颁布的《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会文》、《祭明孝陵文》等均出自任鸿隽的手笔,以至于他连给家里写信的时间都没有.

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眼前发生的一切,改变了任鸿隽当时的政治理想,他决定到国外留学,将来再以所学报效国家.这年冬,他作为首批“稽勋生”（作为对辛亥革命有功人员的一种奖励,由官费资助出国留学,为革命储备人才）之一,踏上了去美国的轮船.

科学救国的实践

1912年圣诞节前后,任鸿隽和11位“稽勋生”一起抵达美国.他与杨杏佛两人选择了康奈尔大学,任鸿隽依然就读化学专业.到美不久,凭借扎实的国学基础和出色的文笔,任鸿隽很快成为《留美学生年报》的主笔之一.1914年,年报改为季报,他出任主编.

1914年6月10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的几个中国学生,晚餐后聚集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下闲谈,谈到世界形势正风云变幻,都希望能为祖国做点什么.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这个提议立即得到在场人士的赞同.随即,任鸿隽根据大家的讨论意见执笔起草了一个“缘起”.在这个“缘起”上签名的有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杏佛、任鸿隽等.

因为要发行杂志,所以要组织科学社.当时,科学社并无正式组织,暂时采取公司形式,入社需交5元股金,作为刊行《科学》杂志的资本.不到几个月,社员即发展到70余人,股金筹集到500余元,同时,杂志的稿件也准备了3期.1915年1月,《科学》创刊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这也是我国第一次采用西式标点排版的正式出版物.

任鸿隽执笔撰写了洋溢的发刊词,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大声疾呼：“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这篇发刊词全面阐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突出宣扬了科学救国的思想,最早同时举起与科学的旗帜,应该是五四时期倡导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前奏曲.科学史专家樊洪业认为,在《科学》创刊以前,中国人使用“科学”一词,是理解为与传统儒学相对的西方的分“科”之学,“科学”一词在中国的相对规范化,即始于《科学》杂志.《科学》杂志从1915年1月创刊,共出版《科学》月刊32卷、增刊1卷, 1951年停刊.

《科学》杂志创刊不久,社中同仁便感觉到要谋求中国科学的发达,单单发行一种杂志是不够的,因此建议把它改组为学会性质的组织.1915年10月25日,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任鸿隽任董事长兼社长,赵元任任书记,胡明复任会计,他们和秉志、周仁五人组成第一届董事会,杨杏佛为编辑部部长.同时,确定每年的10月25日为中国科学社成立纪念日.

中国科学社作为一个私人组织的学术团体,开始是以英国的皇家学会为楷模的.它除了向国人介绍科学知识以外,还注重进行科学研究,并为国民的公益事业怎么写作.社员从1914年的35人,发展到1949年的3776人,绝大多数是国内从事科学工作与工程技术有成绩的人才,如竺可桢、茅以升、李四光、姜立夫、严济慈、陈省身、吴大猷、吴有训、裴文中、侯德榜、梁思成、叶企孙等,还有一些政界要人、世界级的名人如蔡元培、马君武、徐世昌、黎元洪、熊克武、范源濂、张謇、爱迪生等分别被聘为特社员、赞助社员和名誉社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形势变化,任鸿隽等把苦心经营的中国科学社的事业全部交给国家：1952年2月,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改名为“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1953年初,《科学画报》移交给上海市科普协会；1954年,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中所有标本、仪器及工作人员分别移交给中国科学院生物、动物及植物三个研究所；1956年2月初,中国科学社决定将明复图书馆全部图书、馆舍设备、购书基金等捐献给国家；当年秋,中国科学社所属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中的印刷厂合并到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科学出版社,人员和机器全部迁到北京；1957年初,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所属编辑部合并到上海科技出版社,仪器部分合并到上海量具工具厂；1959年,中国科学社所有的现存房屋、财产（其中包括存款、公债、计83542.79元）、书籍、设备等,一并捐献给政府.1960年5月4日,与上海市科协办妥一切移交事项,中国科学社宣告结束.

任鸿隽曾长期担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干事长一职,为推动中国教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基会是1924年9月18日在北京成立的,主要是管理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子赔款,发展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从1928年开始任鸿隽主持开展了一系列文化教育活动,如拨款建设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成立社会调查所,组织编译委员会,在大学中设置“科学教席”,开展土壤调查,与尚志学会合办静生生物调查所,资助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黄海化工研究社、中国营造学社、青岛观象台、广东植物研究所和若干所大学,等等.

任鸿隽还是著名的教育家.1916年他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随后又考进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专业,1918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秋返国.1920年他应蔡元培之邀,就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不久,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又委任他兼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但未及一年,范源濂因故离职,他也随之辞职.1923年应邀去南京,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成为著名教育家郭秉文的助手.1925年,因不满学校新旧两派斗争而辞职,回家闭门著述《科学概论》一书.

1935年8月,任鸿隽被南京政府委任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他到四川大学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筹措了300万元,开始兴建图书馆、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实验室、大礼堂、体育馆等基础设施；还厘定课程,延聘教授,整顿学风等.

1936年他辞去中基会干事长职务,专心从事四川大学的校务和建设,期望经三五年的努力,使该校跻身于全国一流大学之林.正当他在事业上蓬勃发展之际,他的夫人陈衡哲（时任川大历史系教授）连续著文抨击四川政治社会,从而遭到四川上层社会的不满和忌恨,引起对她的激烈攻击.此事迁怒到任鸿隽,使他壮志难酬,1937年6月被迫辞去四川大学校长职务,仍回中基会并从事编译工作.对他的辞职,当时《独立评论》上有一段记述：“任鸿隽先生此次坚决辞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职务,使我们关心高等教育的人都很惋惜.他在川大的两年,真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建立了一个簇新的四川大学.我们深信,他这两年努力种下的种子,不久一定可以显现出很好的结果.”

伉俪共谱文坛佳话

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湖南衡东人,生于江苏常州.祖父陈梅村是清朝进士、翰林院庶吉士,父亲也担任过清朝的官吏.陈衡哲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聪慧好学,深受父母喜爱.1914年清华学堂招收留学生,经过考试,她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进入美国瓦沙女子大学专修西洋历史,兼学西洋文学.191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又进入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获硕士学位.1920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也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后在东南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历史系当过教授.1927年至1933年,陈衡哲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她出版的学术专著有《文艺复兴小史》、《欧洲文艺复兴小史》、《西洋史》等.陈衡哲还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女作家,出版过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西风》,散文《衡哲散文集》等.

陈衡哲原本是一个抱定终身不嫁想法的独身主义者.1915年夏,当时正在康奈尔大学学习的任鸿隽作为《留美学生季报》的主编,收到作者“莎菲”的来稿《来因女士传》,任鸿隽读来兴味盎然,认定作者很有小说天才,于当年《季报》秋季号上编发了这篇文章.紧接着,任鸿隽向“莎菲”约稿,两人开始了通信.

1916年暑检测期间,任鸿隽邀几位科学社的朋友到伊萨卡郊游荡舟,座间除了梅光迪、杨杏佛、唐钺等老朋友外,还有一位新朋友――陈衡哲.这是任、陈二人首次会面,任鸿隽在《五十自述》中回忆：“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后乃订终身之约焉.”

任鸿隽和陈衡哲做了四年的朋友,于1920年两人都回国后,在南京定婚,进而结为夫妇.后来陈衡哲在写给三姐的一封家书中透露了任鸿隽当时的想法：“他对于我们的结婚有两个大愿望.其一是因为他对于旧家庭实在不满意,所以愿自己组织一个小家庭,俾种种梦想可以实现.其二是因为他深信我尚有一点文学的天才,欲为我预备一个清静安闲的小家庭,俾我得一心一意的去发达我的天才.”

胡适与任鸿隽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是同班,两人还有相互唱和的诗缘.1912年任鸿隽赴美留学选择康奈尔大学也有好友胡适已先在该校的缘故.1917年春,任鸿隽从康奈尔大学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读研究生,又与胡适同校.这里与陈衡哲就读的瓦沙女子大学坐火车只需要3个小时,寒检测期间,任鸿隽约上胡适,专程前往拜访陈衡哲.三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常常有书信往来.

据陈衡哲《任叔永先生不朽》一文回忆：1915年前后,在留美中国学生中,激荡着两起文化革新运动.其一是白话文运动,提倡人是胡适；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是任鸿隽.陈衡哲率先实践白话文写作,1917年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了白话小说《一日》,比鲁迅的《狂人日记》还要早一年；1918年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新诗《人家说我发了痴》.陈衡哲以实际行动支持白话文运动,被胡适称为新文学“最早的同志”.

胡适在后来出版的中国第一部白话文诗集《尝试集》中,有《我们三个朋友》之作,以新诗的形式表现了他与任鸿隽、陈衡哲之间情同手足的挚友关系,被传为文坛的一段佳话.他们三个人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或相聚笑谈,如沐春风；或书信往来,诗词唱和.

1949年,任鸿隽作为特邀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上海图书馆馆长等职.1961年11月9日病逝于上海.

（责任编辑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