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治理环境与盈余质量

点赞:4184 浏览:13733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 :在中国制度背景下研究外部治理环境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研究发现,外部治理环境越差,来源于公司经营环境不确定性风险的内在应计项质量就越差,表明完善的外部治理环境能够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从而有助于内在应计项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外部治理环境越差,来源于管理层选择导致的操纵性应计项质量却没有变差,表明外部治理环境不完善地区的上市公司,更有动机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以补偿外部治理环境及其执行对利益相关者保护较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关 键 词 :外部治理环境 盈余质量

一、引言

随着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许多经济学者越来越关注外部治理环境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在金融领域,La Porta et al.(1998)的一系列研究开创了法制环境与资本市场关系研究的先河鉴于会计信息对资本市场发展的重要作用,受上述研究的启发,许多会计学者亦着手探求财务呈报面临的外部治理环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从而为传统的会计信息质量研究另辟蹊径.Ball et al.(2003)指出,“各种制度因素决定了公司提供高质量盈余信息的意愿,这比单纯的会计准则体系更能解释各国会计实务和盈余信息质量的差异”.因此本文试图探讨外部治理环境这一重大制度因素对应计质量的影响.外部治理环境对企业行为的引导作用在转型国家更容易被观测,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还处于相对初级阶段,财务报告信息成为投资者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其质量高低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秉承国外研究的思路,寻求现阶段财务呈报的制度环境对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便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另一方面,中国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市场化进程、法制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导致各个地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主体面临的外部治理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上述独特制度背景为研究制度环境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契机.本文以地区治理指数来衡量外部治理环境,采用应计质量(AQ)来衡量会计信息质量,并将应计项质量按照风险来源分解为内在性应计项质量和操纵性应计项质量,深入研究了外部治理环境对中国上市公司应计项质量及其组成成分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一)制度环境与会计信息之间的互补理论 互补理论认为,在制度环境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法律体系比较健全,会计信息质量也较高.La Porta et al.(1998)指出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金融市场往往更加发达,更加发达的金融市场会导致更多的融资机会和更加分散的股权结构,从而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写作技巧问题,此时外部投资者很可能对公司管理层施加更大的压力,为了减轻公司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写作技巧问题,公司管理层很可能提供更加及时和透明地反映真实经济交易或事项的财务会计信息.Bushman et al.(2005)从契约理论的角度进行分析,他们认为根据契约理论,最优契约的设计和实施都需要可证实的信息, 而会计信息系统为最优契约的设计和实施提供了丰富的可证实的信息,在法律或司法系统更强的地区,契约的设计和实施的效率更高,从而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就越大.很多跨国实证研究也比较了不同制度环境下盈余信息质量的差别.Ali和Hwang(2000)发现市场导向金融系统的国家较银行导向金融系统的国家,盈余数据价值相关性更强.Ball et al.(2000)指出国家制度因素对财务呈报质量会产生很大影响,通过对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的财务呈报质量的研究表明,虽然这四个国家都采用了国际会计准则,但由于法律环境的不同,但盈余稳健性差异很大.Hung(2005)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对投资者保护比较差的国家,应计会计的使用将负面影响财务报表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投资者保护法律对应计会计的实施效果能够起到相应作用.Leuz et al.(2003)发现,公司盈余管理程度与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显著负相关,与内部人私人利益获取程度显著正相关.Ball和Shivakumar(2005)发现英国的公众公司和私人公司虽然面临相同的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但由于不同的市场需求和监管环境导致盈余信息的稳健性存在很大差异.Lang et al.,Haw et al(2006)的研究发现在美国上市的外国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明显低于其在国内上市的公司,而同在美国上市的公司,美国公司财务报告质量却低于外国公司,表明了制度环境对盈余信息质量的重要影响.Burgstahler et al.(2006)对欧盟范围内的公众公司和私人公司财务报告的比较中发现,即使面临同样的会计准则,在不同的资本市场环境和法制环境下,公司的盈余信息质量存在很大的差异,法律系统越健全,盈余管理程度越低.Bushman et al.(2004)研究了公司透明度的决定因素,发现治理透明度与法律以及司法系统密切相关,而财务透明度主要取决于政治经济环境.Bushman 和 Piotroski(2004)从财务报告稳健性的角度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国家法律起源后, 高质量的司法系统、证券法的严格执行都能够带来更加稳健的财务报告.相反,政府资产风险较高的政治经济体制会导致财务报告的稳健性更低.我国不同地区在外部治理环境上存在的巨大差异, 此差异可能对公司财务呈报动机产生重大影响.吴永明和袁春生(2007)发现, 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负相关, 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改善能有效降低财务舞弊概率.表明完善法制环境是加强投资者保护,从而抑制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上述国内外文献表明,外部治理环境越好,法制环境越完善,盈余信息质量就越高.

(二)制度环境与财务会计信息之间的作技巧论 作技巧论与互补理论相反, 即在制度环境较差,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国家或地区, 会计信息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机制补偿投资者保护较弱带来的负面效应.La Porta et al.在分析不同地区法律保护差异时认为,投资者保护较弱的国家具有其它替代机制来解决这一问题,而国家的会计信息系统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替代机制.会计信息系统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公司经营运作的信息, 为签订契约提供可证实的信息, 特别是当投资者保护较弱时, 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对于财务契约的设计和实施更加重要.Francis et al.(2005)认为会计制度对证券市场发展的影响独立于投资者法律保护, 较高质量的财务会计系统能够替代投资者法律保护, 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Boonlert-U—Thai et al.(2006)指出多数制度环境与会计信息质量研究只从单一角度考察投资者法律保护对盈余质量的影响, 依次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测度方式的限制.作者分别使用应计项质量、盈余持续性、盈余预测能力和盈余平滑度指标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制度因素对其影响是混合的.陈胜蓝和魏明海(2006)使用来自我国内地31个地区911家A股上市公司2001年至2004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考察, 利用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构建各地区的投资者保护程度变量, 使用会计盈余反映经济收益的非对称及时性(TLR)衡量财务会计信息的质量, 表明来自投资者保护较弱地区的上市公司更愿意提供较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 以补偿弱投资者保护带来的负面效应. 从上面的文献可以看出,会计信息与外部治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各个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和法制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因而导致各个地区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主体的呈报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必然会对上市公司的呈报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以应计项质量作为盈余信息质量的替代变量,考察其与外部治理环境的关系,并进一步将应计项质量分解为来自客观风险的内在应计质量和操纵性应计质量,考察其与外部治理环境之间的关系,以期得到有意义的结论,扩展以前研究的成果.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检测设 制度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制度对企业行为的引导作用在转型国家更容易被观测.这是因为相比于其他国家的企业,转轨国家企业所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更高,企业必须时刻关注制度变迁过程中自身所面临的发展机遇以及制度变迁对企业发展战略、投融资行为、经营决策、交易成本的影响.而我国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各个省级行政区域的市场化进程和法制环境由于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以及国家政策的不同存在较大的差异,必然会对上市公司的财务呈报行为产生影响.本文以应计项质量(AQ)作为盈余质量的写作技巧变量,AQ是从长期角度来考察应计利润项目存在的风险,因而能比较全面地反映盈余信息的质量.借鉴Francis et al.(2005)的研究方法,将上述风险进一步分解为InnateAQ和DiscAQ,InnateAQ是来自公司运营环境等公司内在因素导致的风险,对投资者而言,是一种系统风险,管理层进行操纵较为困难.如果公司外部治理环境较差,政府对企业的干预较多,经营活动便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财务人员在进行应计项目的估计时,便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无法对相关会计科目进行很好的预测;同时,如果公司面临的法制环境比较薄弱,司法体系不完善,契约制度不健全,商业信用就得不到有力的保证,公司对应收款等应计项目的估计就会出现较大的误差,从而最终影响内在性应计项质量.鉴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检测设:

H1A: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越差,内在应计项质量越差

我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总体市场化程度不高,在我国外部治理环境和法律体系并不完善的情况下,证券市场仍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Pistor和Xu(2005a)分析指出, 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高速发展, 法律及其执行对投资者的保护在短期内可能无法发挥明显的功效, 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了法律及其执行对投资者保护的效果:法制环境不完善程度和可靠信息的缺失程度.转型经济的法律改革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发达经济的法律体系进行移植而完成的,由于语言、文化和制度的差异, 导致了移植后的法律体系很多方面不太完善;在法律执行的过程中,由于难于解释法律的起源,也难于有效处理新的法律问题, 从而加大了法律执行的难度.而另一方面, 法律的有效执行依赖于可靠的公司层面信息, 转型经济中公司层面信息存在着较大的噪音, 也降低了法律执行的效果.在这种背景下,更可能存在其他替代机制弥补法律及其执行对投资者保护较弱带来的负面效应, 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相对于证券市场的发展,我国法律制定以及执行环境的发展却较为缓慢,这种特定背景为考察会计系统是否可以作为补偿投资者保护薄弱的一种替代机制提供了机会.La Porta et al. (2000)指出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 由于缺乏其它可以依赖的机制, 公司可能更需要通过某种替代方式, 如提供高质量财务会计信息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Claessens et al.(2002)指出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弱的国家或地区,市场对公司的定价会更低,处于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更需要通过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 降低公司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从而减少市场对公司的折价.另外,由于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有助于契约的设计和实施,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地区的公司更可能通过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来降低契约设计和实施中的交易成本.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检测设:

H1B: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越差,操纵性应计项质量越好

本文使用应计项质量AQ来作为盈余质量衡量指标,而应计项质量与外部治理环境的关系必然会受到应计项质量(InnateAQ)以及操纵性应计项质量(DiscAQ)与外部治理环境关系的影响,InnateAQ与DiscAQ与外部治理环境的关系呈现不一致,因此检测设:

H2: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与总体应计项质量的关系不确定

(二)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应计项质量作为盈余质量的写作技巧变量,通过DD模型和修正的DD模型计算应计项质量AQ需要使用上市公司连续5 年的残差,而在模型中,年度残差的计算需要上一年、当年和下一年的流数据,因此要求样本公司至少具备连续7 年的财务数据.因此,本章的研究样本为2003年至2007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且上市至少七年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剔除个别财务数据缺失的公司,共得到4772家上市公司样本,各个年度的观测值分别为775家、862家、987家、1056家和1092家.

(三)变量定义 本文变量定义如下:

(1)因变量.本文以应计项质量作为盈余质量的写作技巧变量,虽然盈余信息质量在理论上经常被提及,但是盈余信息质量的衡量在学术界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本文将盈余质量定义为盈余信息传递公司未来运营情况,尤其是预期流信息的准确度.从Dechow 和 Dichev的分析可以看出,应计项目与未来流密切相关,因此在应计项目隐含的估计误差较小时,盈余能更好地代表未来流,盈余信息质量越高.在本文中,借鉴Dechow 和 Dechiev以及Francis et al.的研究方法,使用应计项质量AQ来衡量盈余信息质量.Dechow 和 Dichev首先建立一个理论模型分析了营运应计项目的初始确认以及最终转回与流的关系,模型表明了现代会计制度中公司收入和费用确认的时间与相关流的收付时间并不一致,而应计制的优点就在于通过对上述时间的调整提高了盈余反映公司业绩的能力,同时,模型也表明应计制在运用时,必须承受其带来的问题(如估计误差等),Dechow 和 Dichev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如下实证模型(DD模型): 其中:代表j公司t期营运应计项目,具体计算方法是,TCA等于(△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长期借款中一年内到期的部分),CFOj,t-1代表j公司t-1期的经营活动流,CFOj,t代表j公司t期的经营活动流,CFOj,t+1代表j公司t+1期的经营活动流,DD模型中,应计项目的估计误差即为回归模型的残差项.DD 模型中以应计营运资金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已实现的经营活动流来衡量应计项质量.McNichols(2002)借鉴修正的Jones模型,在Dechow 和Dichev模型里引入上期与当期主营业务收入差额?驻Rev和当期固定资产PPE,研究结果表明修正模型的解释能力得到了增强,修正的DD模型如下:

其中:?驻Revj,t代表j公司t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PPEj,t代表j公司t期的固定资产,其他变量的含义同DD模型.模型(1)和模型(2)中连续变量的最大和最小1%的观测值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本文中,特定公司应计项质量主要采用上述两个模型回归得到公司连续5 年(t-4之t期)的年度残差标准差的负数来衡量应计项质量:AQj,t等于-?滓(?着j,t).AQ数值越大,质量越高.因为中国上市公司的流量表从1998年开始发布,因此选取1998年至2008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因为DD模型回归中需要使用上期、当期以及下期的流数据,因此本研究需要运用1998年至2008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遵循Francis et al的做法,对DD模型和修正的DD模型分年度行业分别进行了回归,由于制造业公司数量较多,取两位代码分类(制造业中代码为C2的公司数量较少,将其归入其他制造业C9中),同时剔除了行业数量少于10家的行业,最后得到了19个行业数据.回归模型中所有数据均来自CCER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库.为了消除公司规模可能引起的异方差问题,所有变量均除以公司期初资产.最后得到2003年至2007年度AQ值的上市公司数目分别为775家、862家、987家、1056家和1092家,共4772家,将DD模型回归得到的应计项质量命名为AQ1,修正的DD模型回归得到的应计项质量命名为AQ2.

常用的操纵型应计(DA)模型关注管理层使用应计项目来粉饰财务报告,从而误导财务报告的使用者,其背后隐含的检测设是管理层主观动机会影响应计项目估计误差发生的频率和金额的大小.Dechow指出应计误差的估计准确度依赖于公司业务复杂度以及公司经营环境的可预测性,公司业务越复杂,面临的经营环境越不确定,应计项目估计误差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应计项质量就越差,较之管理层主观动机对应计项目的操纵,上述客观因素更容易被观察到,而且更可能会重复发生.Dechow和 Dichev探讨了应计项质量与公司营业活动基本变量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公司的营业周期越长,发生亏损的次数越多,销售收入和流的波动越大,应计项质量就越差.文章因此建议上述可以观察到的公司特征变量可以作为衡量应计项质量的变量.Francis et al秉承上述研究的思路,将应计项质量(AQ)分解为来源于公司客观营业环境风险的内在应计项质量(InnateAQ)和来源于管理层选择行为的操纵性应计项质量(DiscAQ).,InnateAQ对投资者而言,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风险,而DiscAQ是一种管理层主观行为导致的风险,是主观操纵的结果.应计项质量的两个组成成分可以通过下列回归模型得到:

其中,AQj,t表示通过DD模型和修正的DD模型计算得到的总体应计项质量,Sizej,t代表公司规模,使用公司t年度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表示,?滓(CFO)j,t代表j公司t-4年至t年经营活动流的标准差,?滓(Sales)j,t代表j公司t-4年至t年主营业务收入的标准差,OperCyclyj,t代表j公司t年度营业周期的自然对数,营业周期为应收帐款的周转期与存货周转期之和,5NegEarnj,t为j公司t-4年至t年出现盈利为负的次数,回归模型的预测值为InnateAQj,t,AQj,t与InnateAQj,t至差即为DiscAQj,t.

(2)解释变量.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加之分权化的市场化改革之路,造成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包括市场化进程、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以及法治化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别(樊纲和王小鲁,2003),这种差异是发达国家所不具备的,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制度背景.地方政府行为的不同出发点将会影响该地区上市公司的财务和会计行为,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了普遍的认识.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自2000 年开始,就一直致力于对中国不同区域的市场化进程进行调查研究,并于2010年初发布了关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研究报告—《中国市场化指数》(樊纲、王小鲁等).这一指数直接地反映了1997年至2007年各地区的外部治理环境差异,在研究报告中,樊纲等通过政府与市场关系、所在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以及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来考察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根据本文研究的需要,选取上述研究报告中各上市公司注册地所在省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法制环境得分以及市场化总体进程得分来作为外部治理环境的写作技巧变量,分别设定为Gov,Law和Market.

(3)控制变量.Shleifer和Vishny(1997)指出大股东会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采取各种手段来谋取隐性的控制权收益,即大股东的壕沟效应,而我国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此方面的动机强烈,因此在研究模型中引入大股东持股比例Share1这一控制变量.Burgstahler et al.研究表明,公司盈余质量的高低还要受到公司自身业绩ROA、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Growth(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变动除以前期主营业务收入)以及公司债务水平Lev的影响,本文还将引入上述三个控制变量.一般而言,高质量的审计将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报告主体客观认知水平导致的财务差错,本文设定Auditor哑变量,如果审计师来自毕马威、安永、德勤、普华永道,设定为1,否则为0,另外,为了控制年度和行业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加入相应的年度和行业变量.为了剔除异常值的影响,对样本中的四个变量(AQ ,ROA, Lev和Growth)最大和最小1%的观测值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四)模型建立 本文运用如下模型:

上述模型中,AQ为应计项质量,进一步的分析中将其分解为内在应计项质量InnateAQ和操纵性应计项质量DiscAQ, Gov为政府与市场关系,Law为法制环境,Market为市场化进程,?茁0代表截距项,?茁1为待估回归系数,?着为随机扰动项.模型考察了外部治理环境对应计项质量及其不同组成部分的影响,如果?茁1为负且显著,则表明外部治理环境对应计项质量能够产生负面影响,如果?茁1为正且显著,则表明外部治理环境对应计项质量能够产生正面影响.

四、实证检验

(一)检测设1A检验 本文在对数据回归之前,对相应变量做了相关系数和多重性检验,结果表明实证数据满足进行回归分析的条件.表(1)列出了对检测说1A的实证检验结果,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所有模型的拟合优度都较好,调整R2全部达到了20%以上,表明模型对内在应计项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政府与市场关系与内在应计项质量的两个指标都在1%水平上显示出正相关,法制环境与InnateAQ2在10%水平上显示出正相关的关系,虽然其与InnateAQ1的关系并不显著,但是回归系数符号为正,t值也较大;市场化进程与InnateAQ1和InnateAQ2分别在5%和10%水平上显示出正相关的关系,以上结果支持了检测设1A,表明完善的法制环境和良好的外部治理环境能够降低公司的营业风险,为公司经营活动提供比较稳定的环境,从而提高公司的内在应计项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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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测设1B检验 表(2)列出了对检测说1B的实证检验结果,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到:模型的拟合优度同样较好,表明模型对操纵性应计项质量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政府与市场关系与两个DiscAQ都呈现较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法律制度对DisAQ1的回归系数为负,但是不太显著,法制环境与DiscAQ2在5%水平上显示出负相关;市场化进程与DisAQ1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与DiscAQ2显示出不太显著的负相关(但T值较大);回归结果说明外部治理环境对公司DiscAQ产生了负面效应,表明财务报告作为上市公司提供给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主要信息来源,为了在与利益相关者的交易中降低交易成本,在外部治理环境比较薄弱的地区,上市公司更愿意提供高质量的财务报告来降低相关成本,从而导致外部治理环境与操纵性应计项质量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三)检测设2检验 表(3)列出了对检测说2的实证检验结果,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外部治理环境与总体应计项质量AQ的关系不显著,而且正负关系也不稳定,与本文的检测设2相一致,表明应计项质量AQ既包含了公司内在的客观经营风险,又包含了内部人主观操纵的风险,而上述两种风险与外部治理环境的关系方向不太一致,因此导致外部治理环境与总体AQ 的关系并不显著.

检验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外部治理环境与盈余质量的关系并不确定,在对盈余质量的进一步分解后发现,外部治理环境越好,内在盈余质量就越高,但是,操纵性的盈余质量却呈现相反的方向,从而验证了本文的检测设.

(四)稳健性检验 因为中国上市公司地域分布的不均衡,在外部治理环境较好的地区,上市公司的数目较多,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最高的上海和广东也是拥有上市公司数量最多的地区,而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最低的西藏和青海恰恰也是拥有上市公司数量最少的两个地区,因此表(3)的检验结果会受到样本分布的影响,为了消除上述影响,表(4)采用按照地域应计项质量均值对外部治理环境进行回归,从回归结果看:外部治理环境与总体应计项质量的关系仍不显著.本文在基本检验中采用DD模型和修正DD模型来衡量操纵性应计项目,为了保证结果的稳健性,稳健性检验中采用截面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Jones模型来衡量操纵性应计项目,并进而来计算AQ,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基本检验的结果没有很大的差异.

五、结论

本文研究了外部治理环境对上市公司应计项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在外部治理环境越差的地区,上市公司的内在应计项质量越差,而操纵性应计项质量却较好.上述结果表明在中国转轨经济阶段,外部治理环境越完善,公司面临的经营风险就越小,对应计项目的估计误差就少,从而内在应计项质量得到了提高.而另一方面,操纵性应计项质量与外部治理环境表现出一种替代关系,外部治理环境不完善地区的上市公司,更有动机提供高质量的财务会计信息,以补偿法律环境及其执行对利益相关者保护较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由于外部治理环境对总体应计项质量两个组成成分的影响是反方向的,因此导致外部治理环境对总体应计项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


本研究在替代变量的测度方面存在一些偏差,外部治理环境采用樊纲和王小鲁(2010)编制的中国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数据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得分、法制环境得分和总体市场化进程得分作为上市公司外部治理环境的写作技巧变量, 其中,上市公司是根据其注册地的市场化得分来衡量外部治理环境的,但由于中国很多上市公司的营业范围越来越广,而且也出现了公司总部迁移的案例,因此这一得分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但是总体来说,注册所在地的政府部门是上市公司最直接的监管机构,对其的影响也会最为直接和深远.本文中虽然采用了多个指标来衡量应计项质量,但未来研究还应采用更多的替代变量来深化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