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后果学的代表作

斯蒂芬A泽夫(stephen．A．Zeff)的《经济后果学说的兴起》(The Rise“Economic Consequences”,以下简称《兴起》),写作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但文章所关注的“经济后果”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显现出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经济后果”问题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并逐渐成为会计学界必须直面的实质性问题.该文成为会计学界关于“经济后果”问题最重要的开创性作品.

一、作者简况及本文献的诞生

斯蒂芬A泽夫是美国莱斯大学(Rice University)会计学教授,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学士与硕士学位,在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并获得芬兰的经济学与商业管理学院的经济学荣誉博士.他是《会计评论》1977～1982年度的编辑,美国会计学会1985～1986年度的会长.1988年获美国会计学会杰出教育奖,1989年被BetaAlpsha Psi选为当年的杰出教育工作者.他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了80多篇论文,撰写或主编了20多本专著.

《兴起》一文发表在《Joumal of Accountancy》(会计杂志)1978年12月刊上.该杂志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ICPA)会刊,属发行量较大的国际性会计刊物.它既是AICPA的喉舌,又是CPA交流经验和探讨理论的园地,主要刊载会计方法、税务审计、工业会计、银行会计等方面的文章和简讯,所刊登的文章偏向于实务.

二、《兴起》的基本结构

泽夫教授的这篇文章从结构上可以分为五个部分,如图1.

第一部分为“引论”,概括介绍“经济后果”理论的兴起、相关的争论及产生的影响,并提出了对“经济后果”的定义.第二部分为“经济后果学说的早期应用”,列举从1941年到1971年,在美国会计准则制定实务中出现的关于“经济后果”的一系列事件,举例说明经济后果学说在准则制定实践中的早期应用.第三部分为“准则制定机构的反应”,介绍会计程序委员会、会计原则委员会及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这些准则制定机构面对关于“经济后果”问题的争议,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第四部分为“作为一种独立观点的经济后果学说”,从十个方面解释为什么经济后果学说最终被认为是一种有充分根据的独立政策观.第五部分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所面临的困境”,探讨经济后果学说对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冲击以及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应如何权衡的问题.

三、《兴起》的主要内容

(一)经济后果的定义在该文开篇,作者写到：从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的会计职业界就注意到,在准则制定过程中“外部力量”的影响日渐增强,两种并行的发展表明了这种趋势.首先.原来对会计准则的制定似乎毫无兴趣的个人和团体开始积极有力地参与这一过程；其次,这些团体已开始寻求以往的会计争论中所用到的意见之外的意见.“经济后果”这一术语就被用来描述这些新的争论,从而引出“经济后果”这一重要问题.作者进一步提出了对“经济后果”的经典定义：“经济后果”指的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决策行为的影响.对比Scott关于“经济后果”的定义(不论有效证券市场理论的含义如何,会计政策的选择会影响公司的价值),可以发现泽夫教授对“经济后果”的定义不仅强调会计信息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同时还关注会计信息对政府、工会、投资者和债权人等相关利益团体的影响.

(二)财务会计原则委员会与第三方的关系　作者认为“经济后果学说代表了会计思想真正的革命”.尽管20世纪70年代才出现有关经济后果的问题,但会计政策制定者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意识到了第三方介入的问题.事实上,会计原则委员会在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努力理解并处理与影响准则制定程序的第三方力量的关系.最后,会计原则委员会由于未能处理好这些方面的力量的关系,而导致了它的解体与1973年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建立.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第三方的影响还从未被真正弄清楚过.当时,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会计程序委员会和会计原则委员会所应用的会计模式,至少是被限制在技术性的会计问题(有时被称为“会计原则”或“概念性问题”)上,诸如资产、负债和收益的计量,以及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公允披露”.政策制定者唯一关心的就是向实际的与潜在的投资者传递财务信息.由于准则制定机构的权力来自美国证监会的授予,而美国证监会的权力又来自于国会的授权.因此,第三方的影响者一直是在原有的会计模式下争取自身的利益.

(三)第三方对经济后果的看法作者在文中引用了一项对企业经理的调查.作为第三方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经理的意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第三方对经济后果的看法.在调查中,经理们表现出三类意见：一是在传统会计模型中,经理真正关心的是公正的和“理论上正确的”会计计量；二是在传统会计模型中．经理实际寻求的是从公布报告内容的经济后果中扩大自己的利益；三是与经理自身利益相关的经济后果.从调查结果中发现：第一类观点是限定在传统会计模式中,经理与准则制定者所关注的问题完全一致,经理们似乎完全没有考虑自身的利益；第二类观点依然是限定在传统会计模式中,但经理表现出了其经济后果对自身利益影响的关注；第三类观点则脱离了传统会计模式,清楚地体现了经理对与自身利益相关的经济后果的关注.

作者认为,第一种看法很少会在第三方的介入中得到应用.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经理在与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对话得更加坦率,不断地体现出第三种看法,并使经济后果显现出来.经济后果学说之所以没能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成为一个实质性话题,作者认为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经理与其他利益团体主要采用了上述的第二种意见(即依然在传统会计模式下寻求自身利益),这就使得准则制定机构没有动力突破传统的会计模式；另一方面,准则制定机构得到法律授权去解决在传统会计环境下准则制定的争论.随后,作者列举了从1941年起,在美国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关于经济后果问题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第三方团体明确地表达了对会计政策的不同看法,并试图通过行动来加以干预.最终的结果往往表明第三方团体对政策的制定具有实际的影响力.如1958年美国电力公司的三家附属公司请求联邦法院,禁止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允许会计程序委员会通过将递延税款贷项账户归类为负债的规定,这一方法将在当时即将发布的第44号(修订版)会计研究公告(ARB)“余额递减折旧法(Declining-Balance Depreciation)”中采用.这三家公用事业公司担心美国证监会在《公用事业持股公司法案》(the Public UtilityHolding Company Act)的授权下,不同意其发放债券,因为如果按照即将施行的新会计方法,递延税款贷项的重新分类会导致三家公 司资产负债率不合规定.最终,证监会根据《公用事业持股公司法案》作出裁决,同意公用事业公司为决策目的将递延税款贷项账户列于负债和股东权益之外.又如1965年,在参议院反托拉斯与垄断分委员会(the Senate Submittee on Antitrust and Monopoly)对跨行业兼并听证会上,产生了关于分部报告的问题.参议员调查的目的不在于为投资者改进会计实务,而是为了使该分委员会及其他政府政策的制定者能得到可帮助其评价跨行业兼并的经济后果的会计资料.公司经理们认为这种披露对他们的兼并意图是不利的.迫于该分委员会的权势压力,美国证监会最终要求在财务报告中披露分产品(product-line)的信息.

通过一系列的实例,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团体选择通过诉诸那些超越传统会tilt量和公允披露问题的标准来干预准则的制定过程,其对经济后果的关心已取代对会计公告的关注.

面对第三方表现出的对于准则制定中经济后果问题的强烈关注,准则制定机构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应对.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会计程序委员会通过更广泛地分发征求意见稿和附属委员会报告,加强了与利害相关的第三方的沟通.作者认为,将财务经理协会纳入财务会计基金会(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母体)的正式架构中,是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与其前任相比所拥有的最有意义的优势之一.与其前任不同的是,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不是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它隶属于新的财务会计基金会之下,该基金会是负责资助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一个独立实体,并负责挑选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成员.为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建立的程序性方法比会计原则委员会最后几年所采用的更加详细.这些附加程序的目的在于扩展与加深该委员会与利益相关的外部团体,特别是著名公司、行业协会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另外,由相关方代表组成的财务会计准则咨询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Advisory Council,简称FASAC)被任命充当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咨询机构(soundingboard).同时,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本身的委员来自于会计实务界、大学、公司和政府,代表多方的利益,因此,能够对那些“利益相关方”关心的问题作出迅速地回应.

作者认为,会计原则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历史,就是一部连续不断地采取措施使该两委员会关注相关第三方的意见的历史.经济后果问题从一个只对准则制定过程有程序性含义的问题,转变成一个作为准则制定者实质性政策框架的坚定组成部分的问题.

(四)经济后果学成为独立政策观的原因在分析了经济后果问题带来的冲击,以及准则制定机构的反应之后,作者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后果学最终被认为是一种有充分根据的独立政策观的原因：(1)时代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的10年显然是美国社会坚持制度应对其造成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后果负责的10年,而这种思维延伸到了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2)提出讨论的会计问题的复杂性.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会计原则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就着手处理行业状况已确定的棘手的会计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对公司业绩的披露,以及外部对会计信息的理解.同时,也会影响到经理的激励性报酬计划.(3)影响的重大性.会计原则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面临的一些问题可能影响到外币价值的波动、国内通货膨胀、相对物价变动及石油公司的钻探成本等重大方面.(4)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会计学中有关社会选择、行为科学、收益均衡和决策有用性的文献推动了对经济后果的认识.而信息经济学――社会选择方面的著作为经济后果得以概念化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分析框架.(5)会计原则委员会和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实行的程序改革不够充分.尽管有该两委员会采取的程序性措施为外部团体提供了一个可以表达意见的论坛,但对经济后果的要求――从而对该两委员会公告的批评始终没有减弱.即仅靠程序性的修修补补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6)莫斯(Moss)和梅特卡夫(Metcalf)的调查.1976年年中,国会议员约翰E莫斯(JohnE.Moss)(加利福尼亚区)和前任参议员李梅持卡夫(Lee Metcalf)(蒙大拿区)开展了一项对会计职业状况的调查,包括准则制定活动(文中没有给出相应的说明,根据上下文推测,应当是指前面提到的对经理调查的三类意见).(7)在资本市场的交易中,盈余数字对公司经理具有日渐增强的重要性.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资本市场竞争激烈,兼并浪潮风起云涌,盈余数字开始被视为管理战略和策略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自从兼并活动开始加速进行以来,这个因素在市场上已极为重要.(8)会计数据开始被视为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在美国社会中,盈余数字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大范围内被用作控制手段.(9)外部团体认识到能够影响会计争论的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会计争论在金融出版物中极少涉及,而且人们普遍认为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会计即使不是一个规定固定的参量,也是一个常量.1962～1963年投资税款贷项的会计处理、1963～1964年之间的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内部关于APB权威性的艰苦对话及其他涉及会计原则委员会的不一致意见公开后使经理们和其他外部团体意识到会计终究是一个变量――会计原则不是不可改变或不可扭转的.(10)在会计争论中,前面提及的第三种看法被更多地采用.主要由于上述的原因,外部团体开始直白的表现出对于经济后果的关注,而会计政策制定者则必须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经济后果的问题.

作者认为,面对经济后果问题,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应当主动的关注会计准则可能带来的重大经济后果,特别在可能对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产生冲击的方面.但这并不意味着会计原则和公允披露应被排除在该委员会决策中的基本指导因素之外.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作为一个会计专家组织,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专业技能被认可的领域中.因此,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面临的问题是,需要在会计和非会计变量之间进行小心的权衡.既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会计问题的考虑上,同时也不能忽视对于经济或社会的影响.

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总结到：经济后果学说很有可能是20世纪70年代的最富挑战性的会计问题.经济和社会影响作为会计准则制定中的一个独立问题不会再被忽视.会计职业界在其拥有勿庸置疑的专业技能的领域内继续发挥其必要作用的同时,也必须对时代的发展变化作出反应.

四、《兴起》对西方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

尽管第一个提出“经济后果”观念的并不是泽夫教授,但西方会计学界对“经济后果”问题的深入探讨却是始于这篇文章的发表.在此之前,在会计学界占主流地位的是与“经济后果”观念相对立的“信息中立”观念.“信息中立”观念的提出起源于20世纪 30年代.当时,学者们认为,会计原则是“检验实务的标准和未来实务改良的指针”,是“有序、系统和内在一致的、应能与可观察的客观事实相吻合,是不受个人左右的(impersonal)、无偏见的(im-partal).”(Paton and Limeton,1940)这便是“信息中立”的观念,即会计信息应该与所反映的客观经济事实的价值运动相一致,不带有任何的个人偏见.自从“信息中立”观念被提出以来,一直是会计理论与会计实务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如1980年,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在第2号概念公告中将“中立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构成内容,并指出“中立性”是指“报告的信息不带有达到预定目标或导致特定行为模式的偏见”(FASB,1980).

然而,“信息中立”检测设在现实经济环境中却受到了挑战.人们发现在准则制定过程中,第三方的介入日渐增加,影响逐渐扩大.从20世纪70年始,“经济后果”逐渐成为会计政策制定中的一个实质性问题,“信息中立”检测设显然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泽夫教授的这篇文章体现了会计学界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该文引发了学界从“经济后果”角度对会计准则中相关问题的重新审视和深入探讨,关于这一问题的规范性研究和实证研究陆续出现.这些研究包括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会计披露的经济后果、具体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具体会计方法选择的经济后果、会计国际协调的经济后果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也比较丰富,既有大量规范性研究,也有实证研究和实地研究.一方面,这些研究促进了对会计准则制定中经济后果问题的理解；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反馈,这些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的成果又为准则制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因此,泽夫教授的这篇文章实际上为理解会计准则制定的相关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五、《兴起》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会计学界也出现了众多从经济后果的角度思考会计问题的论文,主要涉及经济后果与会计管制、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具体会计方法选择的经济后果、证券市场监管的经济后果、会计准则国际化的经济后果、计量属性选择的经济后果、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会计信息失真的经济后果等.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会计规则的制定目标：信息中立还是经济后果》(刘小年、吴联生,2004)、《企业合并会计的经济后果分析――兼论我国会计准则体系中计量属性的整合》(黄世忠、陈箭深、张象至、王肖健,2004)、《经济后果学说对会计准则制定理论的影响》(王跃堂,2000)等.

但同时也要指出,我国目前关于经济后果问题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研究内容上,大多集中在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后果等宏观方面,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几乎都是规范性研究,由于未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往往使结果得不到数据的支持而容易流于空谈.

结合国外已有的研究先例和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特殊性,可以得出,未来我国关于经济后果方面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人手：(1)实现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尤其是应当在经济后果问题的研究中尝试引入实证研究方法.正如泽夫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到的,对经济后果的实证研究将有助于会计准则的制定.(2)在借鉴国外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在社会政治制度、文化、经济发展阶段以及会计体制方面的特殊性,深入探讨经济后果学说对于我国会计准则建设的现实意义.

(编辑　代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