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公司会计稳健性

摘 要 ：本文通过对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的研究表明：高科技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具备了高水平的稳健性特征,并且其稳健性程度显著高于低科技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程度,与预期是一致.

关 键 词 ：高科技公司；稳健性；不确定性

稳健主义是“最古老、也是最普及的会计计价原则”(Robert Sterling).但针对稳健性的系统研究却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各国会计准则越来越多地采用公允价值计价的情形下才开始兴起.我国对会计稳健性的关注起步较晚,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初次将稳健性原则(或谨慎性原则)作为会计确认和计量的一项基本原则.此后,我国逐步加大了稳健性原则在会计中的应用.从现有文献看,稳健性原则根源于企业经营活动的不确定性.为此,具有高收益、高风险特性的高科技公司为研究会计盈余稳健性提供了极佳的研究视角.鉴于此,本文以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科技公司的会计稳健性.

一、文献回顾

(一)会计稳健性的概念会计稳健性原则,又称为谨慎性原则,是会计基本原则之一.极端的稳健性定义可以表述为“预见所有可能的损失,但不预期任何不确定的收益”(Bliss,1924).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将稳健性定义为“是对不确定的审慎反应,努力确保商业环境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被充分考虑到.因而,如果未来收到或支付的两个估计金额有同等的可能性,稳健性要求使用较为不乐观的估计数”.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定义为“谨慎性(Prudence)是在不确定的条件下,需要运用判断做出必要的估计中包含一定程度的审慎,如,资产或收益不可高估,负债或费用不可低估”.从上述定义可知,会计稳健性原则根源于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经营风险及其可能带来损失的客观性决定了会计稳健原则的客观存在.

(二)会计稳健性的国外研究稳健性作为会计的基本原则由来已久,但针对稳健性的系统研究却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各国会计准则中越来越多地采用公允价值计价的情形下才开始兴起.最早对稳健性进行系统研究的是Watts(1993).Watts(1993)认为,会计稳健性主要来自于会计的契约作用,并同时受到管制及法律的影响.1997年Basu提出了检验会计收益稳健性的盈余――回报反转模型之后,稳健性日益成为会计信息质量研究的核心之一,并涌现出大量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Watts(2003a)进一步将稳健性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契约、股东诉讼(法律)、管制和税收等方面.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稳健性的契约和法律解说(Watts,2003b；Basu,1997,Holthausen and Watts,2001；Ball,Kothari,Robin,2000).为进一步探究法律对稳健性的影响,学者进一步从国际间不同国家会计稳健性的差异进行探讨,试图从国家间的法律制度、会计管制等角度寻找财务报告稳健性的动因(Ball、Kothari和Robin,2000；Huijgen,2003；Bushman等,2006).然而,Stephen G.Ryan在评述条件稳健性的衡量方法时认为,除了少数文献考虑了行业因素之外,很遗憾其他文献几乎没有涉及行业的因素.从目前研究看,结合行业因素加以研究的学者主要有Sivakumar,K.andWaymire(2002),Chandra,Wasley和Waymire(2004)等.其中Sivakumar,K.and Waymire(2002)研究了美国铁路部门实施统一的强制性会计制度后会计收益稳健性的变化.Chandra,Wasley和Waymire(2004)则研究了美国高科技公司的会计收益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与其他公司,高科技公司的会计收益更具有稳健性特征,作者就其原因归结为美国的股东诉讼制度和会计管制的效果.

(三)会计稳健性的国内研究由于我国的经济与制度环境与国外有很大差别,国内学者结合我国特定的制度环境对我国上市公司会计稳健性进行了研究.目前我国会计稳健性研究集中在上市公司是否具备稳健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但并未取得一致的结论.其中李增泉、卢文彬(2003)赵春光(2004)等认为,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盈余存在着稳健性.而李远鹏(2007)、曲晓辉、邱月华(2007)持反对意见,认为我国上市公司所表现的稳健性是亏损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表象.既然稳健性原则根源于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那么高科技公司具有的高收益、高风险特性为研究会计稳健性提供了极佳的研究视角.因此,对高科技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会计稳健性的根源,拓展会计稳健性的研究领域.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编制的《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目录》(2006年)规定,我国高科技公司涉及电子信息,现代交通,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环境保护,地球空间与海洋,核应用技术,以及现代农业等11个领域.根据这一原则,本文选取了电子行业,医药行业,生物制品业,航空运输业以及信息技术业等行业的公司作为高科技公司样本.另外,为便于比较还选择食品饮料,造纸印刷,零售业,餐饮业以及旅游业等科技含量低的公司为低科技公司.在此基础上,删除ST、PT等异常样本以及关键财务指标缺失的样本,最终获得1414个高科技公司样本,1082个低科技公司样本.数据来自香港理工大学与深圳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开发的CAR数据库,研究区间1998～2005年.

(二)稳健性衡量与模型选取本文研究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方法：

(1)净资产市场值法.稳健性意味着及时充分地确认资产价值的减少,但延迟资产价值的增加,这必然导致企业净资产价值的不同程度低估.因此,净资产价值的低估程度可以作为会计稳健性的度量尺度.在具体应用中可以采取市盈率P／E和净资产的市账率M／B两个比率作为会计稳健性的写作技巧指标.Dechow等(1999)使用时间序列数据找到了净资产被低估的证据.Beer和Ryan(2000)使用账面资产／市场比作为稳健性的度量找到了其存在的证据.

(2)盈余――股票报酬率关系度量法.瓦茨(Watts,2003)认为,稳健性原则要求在企业的会计处理过程中对利得和损失采取不对称性的确认标准.其中,对利得确认的标准比对损失确认的标准更为严格,这一不对称做法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司盈余反映坏消息的速度比反映好消息的速度更快.在此理论下,Basu首次采取盈余一股票报酬反应的不对称性系数来衡量会计盈余的稳健程度.其中,Basu(1997)的盈余一股票报酬关系度量法下的研究模型为：EPSit／Pit-1等于α0+α1DRit+β0Retit+β1Rit*DRit+εit(1)其中, EPSit为i公司t年的每股收益；Pit-1为该年度股票的首日开盘价；Retit为i公司t年度的股票年回报率,DRit为哑变量,如果调整后的股票年回报率Retit＜0,则DRit等于1,否则等于0；εit为随机扰动项.该模型中β1(称之为稳健性系数)反应了会计盈余确认坏消息较之于好消息的增量及时性；β0+β1,度量会计盈余确认坏消息的及时性,其比值(β0+β1)／β0.反应了坏消息较之好消息反应及时性的倍数.由于稳健性意味着会计盈余对坏消息的反应比对好消息的反应更为及时充分,于是稳健性会计下β1应该显著大于零,且(β0+β1)／β0的比值应该显著大于1.

三、写证结果分析

(一)市场价值度量法从(表1)可以看出,高科公司的MA3(4.0487)大于低科公司的M／B(5.2436),表现出高科技公司的会计稳健性高于低科技公司的稳健性.此外,独立样本非参数t检验的z等于-3.148,p等于0.002,表明高科样本和低科样本的市账率存在着显著性差异.但从分年度M／B比率来看,2002、2004和2005年三年中高科技公司市账率均低于低科技公司的市账率.因此,很难判断哪类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更高.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结果,其可能原因为：相对低科技公司而言,高科技公司受宏观经济影响更大.因此,当我国股市在2002～2004年间面临整体性的萎缩时,高科公司受到了更大的不利影响,表现在市账率上就是该比率下滑更为厉害；市帐率是公司净资产的市场价值和账面价值比值,其比值的大小不仅受到公司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即净资产低估的程度),而且受到公司价值评估方法、资本市场对公司的关注度以及宏观经济等其它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通过影响净资产的市场价值而影响市账率的大小.2002-2004年间我国股市面临整体性的萎缩,加之科技泡沫的问题,使得资本市场普遍降低了对高科技公司市场价值的低估,进而使得市账率下降.

(二)收益――回报模型回归结果(表2)列示了全部样本、高科技样本和低科技公司样本的Busa模型回归结果.

从(表2)的分组回归可以看出,样本总体稳健性系数β1为0.022,“坏消息”的反应及时性是“好消息”的3.2倍,该统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收益整体上表现出稳健性特征.这与李增泉(2003)的研究一致；高科技公司的稳健性系数β1等于0.03,“坏消息”的反应及时性是“好消息”的6倍,该统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但低科技公司样本的稳健性系数β1等于0.008,“坏消息”的反应及时性是好消息的1.47倍,而且无法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一结果显示,我国高科技公司的会计盈余具备了稳健性特征,而且显著高于低科技公司的会计盈余稳健性.鉴于全部样本和高科技公司存在高水平的稳健性特征,而低科技公司不存在稳健性的事实,进一步说明我国上市公司所表现出来的稳健性主要源于高科技公司.

为进一步证实高科技公司的会计稳健性高于低科技公司的会计稳健性,本文引入公司哑变量Higth(公司为高科技公司时Higthi等于1,否则为0)及其与回报率等的交叉项到基本的Basu模型.于是,交叉项Higth*tRet*itDRit的回归系数β5反应了高科技较之其他公司而言对坏消息反应的增量系数.如果该系数大于零,则表明高科技公司较其他公司具有更高的盈余稳健性.从(表3)的交叉回归看出,β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就进一步证实了高科技公司较之低科技公司的稳健性程度更高.

(三)实证结果的原因探讨 鉴于我国实行统一的会计制度,而且我国证券监督管理部对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披露也制定了统一的制度规范,因此,高低科技公司稳健性差异不能归因于制度的差异,而应该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不确定环境下投资者对稳健性会计信息的有效需求所致.从投资者对会计需要的差异来看,高风险性环境下,投资者的收益和损失的非对称性导致了投资者对会计稳健性的更高需求,这就使得我国高低科技公司表现出不同的稳健性程度.这一结论证实了不确定性和会计盈余稳健性之间存在着关联性,也进一步证实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质量不仅取决于会计制度,更重要地依赖于微观层面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有效需求.

四、研究结论

本文发现通过对我国高科技公司会计稳健性研发现,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具备了会计稳健性特征,其稳健程度要显著高于低科技公司的稳健程度.本文研究进一步深化了对会计稳健性的根源认识,丰富了会计稳健性的相关文献,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驳斥了当前部分人士对高科技公司的批判,如高科技公司检测借高科技之名大肆在资本市场敛财等.诚然,我国高科技公司存在着种种弊端,但是这些非理性行为并没有影响到其会计盈余的稳健性特征,高科技公司的会计盈余和股票收益之间依然存在着规律性,并且这一规律与西方成熟市场的情况基本一致.

(编辑　刘　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