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中提到的中国金融学家

点赞:30857 浏览:143345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0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有一次,我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听吴晗先生作报告时,他讲了这样一件事:《资本论》译者之一王亚南曾找他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Wan Mao-in,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吴晗问,马克思是在什么问题上提到这个人的?王亚南说,是在讲到发行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提到了这位中国理财官,说他在1854年曾向天子呈奏过一份报告,建议将官府发行的官票改成为可兑现的钞票.皇帝让大臣们审议,审议的结果不仅未予采纳,反而受到申斥,马克思甚至担心这位理财官“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吴晗听后,立即到咸丰年间户部官员名录中寻找,很快就查到户部右侍郎王茂荫的名字.王亚南接受吴晗的意见,将“中国理财官Wan Mao-in”意译为“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


马克思是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思想家,《资本论》是一部极其博大精深的著作.在这部旷世巨著中,提及到的世界各国文人、学者和思想家的名字不下千人,而对于中国则只提及到王茂荫,而且加了很长一段注解文字,可见马克思对于王茂荫的经济理论观点是很重视的.

原来,中国这位理财官王茂荫(1798-1865年),是一位很有卓越见识的金融学家,出身于安徽歙县的一个半官半商,具体一点来说,基本上以经商为主业的家庭里.他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考上进士后,就一直在户部衙门里任职,直至升迁到户部右侍郎的高位.多年的理财经历,加上出身于徽商家庭,使他对于财政、金融颇有一些近代意识的高明见解.他总结了我国远自宋、元,近至清初发行官钞的历史,清楚地指明了他们之所以屡兴屡废的各种弊端,例如,由于是官府强制推行,民间就不愿意接受,因而流通也就无法顺畅;由于没有规定一个发行限额,常常是国库一紧就随意滥发,因而便使其变成弥补朝廷亏空、无端榨取民间财物的一种手段;由于印制不精,容易产生破损和伪造,使其更加泛滥,等等.因此,他从咸丰皇帝一登基(1851年)时起,便连续几次向皇帝上疏,历指历怎么发表行官钞的弊害,主张依靠商家发行可兑现的钞币.而且要规定一个最高的发行限额,初步规定为一千万两,相当于每年财政收支的四分之一,分期分批地发行出去.人民可以随时随地向商家持钞兑现.他认为,钞币只有在“铜钱票能兑换到铜钱”,“银钱票能兑换到白银”时,人民才乐意接受,才便于其在市场上顺畅流通.

他的这套纸币发行理论,应当说是很科学合理的,在中国当时完全没有受到西方现代经济学说影响的封闭环境里,他能够根据我国货币流通的一般状况,适时地提出整理我国钞币发行的合理方案,应当说是很不容易的.他的许多观点的提出,完全符合于纸币流通的客观规律,这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当是很为闪光的一页.他很有见地地指出,不规定限额滥发纸币,虽然可以使财政一时多取,但滥发必然造成物价上涨,多收的部分很快又为物价上涨所冲销,其间微妙的辩证关系,还如他在奏折中所指出:“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明际钞一贯至不值一钱.”他的这个见解,与马克思关于纸币流通规律的揭示是相符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说:“如果一定的纸票量按其名称代表2盎司金,而实际是代替1盎司金,那么事实上1镑比如说就是1/8盎司金的货币名称,而不是原来1/4盎司金的货币名称了.其结果无异于金在它作为尺度的职能上发生了变化,同一价值,原来用1镑的来表现,现在要用2镑的来表现了.”

王茂荫的奏折呈递上去之后朝廷一片震动,都觉得这是个新鲜玩意儿,不可轻易地贸然举动.咸丰皇帝对此倒是很感兴趣,他还单独地召见了王茂荫,让他详细地阐述了发行可兑现纸钞的利弊,并命他会同户部和监察部门有关人员一起草拟出《钞币发行章程》.但是,由于参与草拟的朝臣们皆持反对意见,左右地牵制阻碍,结果把个章程拟定得不伦不类.

有鉴于此,王茂荫于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初五向皇帝呈奏了《再议钞法折》(即《资本论》中所说的“向天子呈奏的一份报告”).咸丰皇帝将奏折拿去交给大臣们廷议.恭亲王、定郡王等人庭议的结果,不仅认为其法“窒碍难行”,并且指责他“为商人指使,不关心于国是”,“应严旨切责,调离户部”.咸丰听信了这些谗言,将王茂荫由户部右侍郎的岗位上调开,虽然没有像马克思所担心的那样受到笞刑,但却因此发配到兵部去担任一个闲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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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王茂荫的先进思想和科学立论是不会被埋没的,他的奏折庭议后不久就被俄国公使馆发现,很快就被编译成中国学术思想的专门著作拿到俄国出版(见《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于彼得堡出版).马克思是从1858年在柏林出版的该书德文译本上发现这一颇有见识的学术观点,并对这位因才遭贬的中国理财官的不幸际遇深为惋惜.(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