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杂志:如何向领导人约稿

闫长贵编辑稿件时替李瑞环加了一句话：“你们都是哲学专家,我是土木工程出身的,在你们面前谈哲学问题有点班门弄斧了.”李瑞环看到改过的稿子很高兴,向闫长贵表示感谢

5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求是》杂志上发表题为《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署名文章,全文万余字.这是他就任总理后首次在《求是》发表文章.

相较于《人民日报》,《求是》杂志较少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它的特殊性不言而喻――自创刊以来,它一直是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作者队伍中,领导干部云集,刊发的文章若以篇目论,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文章要占到总量的40%以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章约占总量的5%.

与《人民日报》有时也发表的领导人文章不同,专供《求是》发表的领导人“大块头”文章要多一些.一般认为,领导人在《人民日报》发表大篇幅文章会显得“动静大”,但在《求是》发表就“恰到好处”. 一半的领导人文章是约来的

作为一本杂志,《求是》从封面开始,就显得与众不同――目前白色铜版纸上印着题写的红色“求是”二字,没有文章目录,各期封面的唯一区别就是出版日期.在杂志社领导看来,白底红字可以被解读为,象征着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杂志社位于北京北河沿大街83号,西临沙滩北街,大院被称为“沙滩大院”,常年有驻守.

1958年,《求是》的前身《红旗》杂志在沙滩大院创办,那时《红旗》就显示了特殊地位,总编辑甚至有的副总编辑都常列席书记处会议.“”期间,不少高层意图就是通过《红旗》的社论和评论向外传递的.

1987年,《红旗》领导班子调整.1988年,做了两个决定,一是撤销书记处研究室,另一个是停办《红旗》,并于当年7月1日创办《求是》杂志.

当时新创办的《求是》杂志不再由主办,而是委托党校主办.时任光明日报社理论部主任苏双碧被任命为杂志副总编辑.杂志改名后取消了社论和评论,新增加了栏目,开辟了探索与争鸣专栏,开展不同意见的讨论,包括发表一些与编辑部观点不一致的文章.

但党校主办《求是》不到一年,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一个月以后,《求是》又改由主办,恢复了党机关刊的地位,并恢复了社论和评论.

作者的“高端”优势在《求是》刊登的文章中始终有体现.十七届政治局履职5年间,在《求是》上发表了16篇文章,温家宝发表了11篇,发表了9篇文章.

现任政治局7名常委中,已有、李克强、刘云山、在《求是》发稿,张德江、俞正声就任常委后没有在杂志发稿,但在担任政治局委员期间多次发表文章.

这些包括政治局常委在内的领导人文章,一半左右是杂志社主动约来的.

2012年3月1日,党校春季学期开学,时任国家副主席、党校校长在开学典礼上作了讲话.讲稿当时没有公开发表,《求是》编辑部看到后,希望将讲稿在杂志发表.“首先我们自己得判断,觉得内容适宜公开发表才会去约.”杂志社相关人员说.

杂志社正式去函向办公室请示约稿.两三天后,杂志社收到了办公室同意刊发的回复.稿件很快刊发在当年 3月15日出版的《求是》杂志上.

近些年来,杂志社形成一个惯例,新年第一期会发表一篇总书记的文章.自2002年起,《求是》杂志每年都会在年底前向约稿,他每年也会亲自审定一篇稿件发表在新年第一期《求是》上.当选总书记之后,2013年、2014年的第一期《求是》杂志也都刊登了他的署名文章.

《求是》编辑部一般都会和没有在杂志发稿的常委办公室保持沟通,一旦有适合公开发表的文章就争取刊发.“刊发好领导同志的文章是《求是》的重要责任.”一位杂志社人士说. 省部级官员发稿要“排队”

《求是》杂志向领导约稿一般都能得到支持,只有个别例外.据杂志原副总编辑苏双碧回忆,上世纪90年代,时任副总理温家宝在另外一本杂志发了一篇文章,求是杂志社觉得文章有理论见地,便向温家宝约稿,希望在《求是》再发一次.

但温家宝没有同意,还专门打到苏双碧家里解释,认为只是一篇小文章,重复发两次不好.编辑部于是约温家宝再写篇文章,几个月之后,温家宝如约交稿.

领导人也会主动投稿.2012年,温家宝在《求是》发表的两篇文章,都是主动投稿.温家宝一开始将稿件批到杂志编辑部时的措辞很谦虚,用“请审定”的字眼,抬头是给时任社长李宝善的“宝善同志”.但李宝善送审文章清样时,落款用的是“求是编辑部”,以后温家宝再投稿就直接批到“求是编辑部”.

据介绍,李克强在成为政治局常委之前,没有给《求是》写稿,成为常委后也开始向《求是》投稿.2012年第四期《求是》杂志发表了李克强的文章,就是他的秘书跟求是杂志社联系投稿的.

除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求是》也会向一些省部级官员约稿.当然,省部级及以下官员的稿件大多是主动投稿.现在,各级党政官员都愿意在《求是》发表文章,直接导致有些稿子要排很久,省部级官员的稿件可能要拖两三期才能发,副省部级官员的稿件则可能要等上半年.“不少领导发现,在《求是》杂志发文对推动所分管的工作有好处.”杂志社相关人士说.

有的领导人会为《求是》推荐稿件.如果相关领导看到一些地方领导的内部讲话,觉得有价值,就会批示《求是》去约稿刊发.这种情况下,杂志社约稿都会非常顺畅.

唯一婉拒过的是陈良宇.2005年,杂志社按照领导意思通过上海市委向陈良宇约稿时被谢绝.后来杂志社一位副总编辑致电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出约稿是落实领导同志的指示,陈良宇才答应. 领导稿子也能修改

就发稿流程而言,求是编辑部对领导人稿件与其他稿件一样,都实行四审制,首先是责任编辑,接下来是部主任、分管编委、值班编委、总编辑、社长逐次把关. 总编辑每篇稿件都要看,社长一般只看重点稿件.领导人的稿件,社长都必须要看,也会看得更仔细,最后清样还要再送给领导人本人审定后刊发.

领导人的文章也可以修改,大部分都是文字上的修改,或者是一些明显疏漏.一般来说,领导人都很尊重杂志社编辑,将清样送给他们后,都会同意编辑的改动,有的领导还会表示感谢.

一位《求是》杂志的高层领导说,2012年第八期杂志刊登了温家宝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一文,标题就是《求是》主要领导亲自操刀修改的,温家宝看过后表示同意.

求是杂志社已退休的编审闫长贵,对修改李瑞环的文章记忆犹新.1988年,李瑞环任政治局委员兼天津市委书记,有次在天津召开一个哲学会议,李瑞环到会讲话,会后这个讲话应约发在《求是》.

闫长贵编辑稿件时替李瑞环加了一句话：“你们都是哲学专家,我是土木工程出身的,在你们面前谈哲学问题有点班门弄斧了.”李瑞环看到改过的稿子很高兴,向闫长贵表示感谢.

除了国家领导人的稿件,《求是》杂志发表省部级干部的稿子时,有时也会将清样传给作者本人看.

领导人在《求是》发表文章也有稿费,与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一样,目前稿费分两档,普通稿件是每千字100元,重点稿件是每千字150元.杂志已经考虑要实行优稿优酬,不过在《求是》发稿的作者应该很少有人在意稿酬.

在《求是》发表的领导人文章,特别是政治局常委的文章,排在杂志最前面“要闻要论”位置,如遇到同一期杂志发表两位常委的文章,则以常委的排序确定稿件的排序.

十八大前,如果哪期《求是》要发表常委文章,新华社就要作为常委活动提前一天发消息通稿.十八大后,2013年1月1日在《求是》发表文章的前一天,新华社发了消息通稿.但之后政治局常委在《求是》发表的文章,未见新华社有消息通稿.

2004年,《求是》取消了广告,至今没有恢复,解释是“党刊要保持纯洁性”.现在杂志的封二一般是做典型宣传,封三和封底会刊发艺术作品和摄影照片,由于杂志的发行量大,很多地方都希望通过这些版面来宣传当地的形象.

但在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部署下,求是杂志社也开始进行市场探索,2010年与浙江日报报业集团联合重组红旗出版社,成为级出版社与地方传媒集团联合重组的第一家.此外,2009年,求是英文版创刊,2010年,杂志社主办的理论文摘杂志《红旗文摘》创刊.

目前,求是杂志社内部一些人特别是老人还有很浓厚的“红旗情结”,几乎每换一任社长或总编辑,总有人会提出来要将《求是》的名字改回《红旗》.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杂志社下属的“大地出版社”很快被更名为“红旗出版社”.后来公开出版的《内部文稿》改名时,围绕到底是冠以“红旗”还是“求是”也争论不休,最后定名为《红旗文稿》.

实行四审制,首先是责任编辑,接下来是部主任、分管编委、值班编委、总编辑、社长逐次把关.总编辑每篇稿件都要看,社长一般只看重点稿件.领导人的稿件,社长都必须要看,也会看得更仔细,最后清样还要再送给领导人本人审定后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