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康生参加华约首脑会议

1960年2月,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华约首脑会议”).派康生、伍修权、刘晓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我当时是随团翻译.在这次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当着中国观察员代表团的面,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攻击,同时苏共以正式文件的形式给“口头通知”,全面攻击的对内对外政策.这是从1958年夏天开始交恶的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中苏关系出现裂痕

从1958年下半年开始,中苏关系中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如拒绝赫鲁晓夫提出的“共同舰队”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苏联撕毁《国防新技术协定》、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苏联就中印边境冲突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等,严重地破坏了中苏之间相互信任的气氛,使中苏在对外对内政策的协调方面出现了裂痕.

1959年9月,赫鲁晓夫应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邀请访问美国.9月15日,赫鲁晓夫兴冲冲地开始访美行程.高规格的接待、礼炮的轰鸣声,简直使他“有点飘飘然”.在美国期间,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了讲话,提出了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在华盛顿郊外的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会谈,发表了苏美联合公报.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使他自以为“开辟了苏美关系的新纪元”,“缓和了国际紧张局势”,成为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和平缔造者”.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怀着洋洋得意、不可一世的心情,匆匆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并于10月2日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会谈.但在这次会谈中,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以致赫鲁晓夫提前结束访华回国.此后,中苏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关系开始急剧恶化,双方的分歧也被带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场合.

康生率团参加华约首脑会议

1960年1月13日,赫鲁晓夫在给的一封信中表示,苏联将单方面采取大规模裁军的行动.对此,表示了一般意义上的支持.

2月4日,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华约各缔约国党的第一书记、政府总理出席会议,各国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列席会议.会议邀请中国、朝鲜、越南、蒙古等国派观察员参加会议.决定派康生作为观察员出席会议.中国观察员代表团成员还有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和中国驻苏大使刘晓,我是随团翻译.

华沙条约缔约国召开这次政治协商会议的目的,是赫鲁晓夫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他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支持苏联同美、英、法举行首脑会议的方针,为定于5月在巴黎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造势.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三无世界”(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的讲话,宣布苏联将单方面裁军120万.他还表示,苏联要同美国等西方大国签订互不侵犯、裁军和禁止核试验等一系列协议.这次会议通过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强调,裁军是当前的首要问题,苏联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建议,反映了华沙条约国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宣言》主要是吹捧赫鲁晓夫访美的“成果”,表示一致支持苏联提出的全面彻底裁军的建议,支持四国首脑会议.

在中国观察员代表团出国前,由外交部、中联部起草了康生在会议上的讲话稿,并报经批准.康生的讲话稿实际上同赫鲁晓夫唱了反调.强调帝国主义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一贯破坏普遍裁军,不会放弃军备竞赛政策.因此,争取普遍裁军,是我们同帝国主义的一个长期的复杂的斗争.特别是康生在讲话中声明：以中国人民为敌的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对中国采取排斥态度,因此,中国政府不能不向全世界声明,没有中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有任何约束力.根据当时国内的安排,代表团出发前康生的讲话稿已交给新华社,准备康生在会议上宣读后,便通知国内发言的时间、有什么改动,国内再通知新华社公开发表这个稿子.

但是,华约首脑会议开始时,通过了一个决定：会议除《宣言》外任何文件和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2月4日,康生在会议上发了言.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康生的讲话.这就违背了会议关于任何人的发言一概不对外发表的规定,再加上康生讲话的内容又同赫鲁晓夫唱反调,从而引起赫鲁晓夫极大的不满,以致在后来中苏两党代表会谈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会议上,赫鲁晓夫多次抓住这一点攻击,说康生向帝国主义出卖情报.对此事,我们的解释是：由于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有5个小时的时差,国内有关部门收到代表团关于会议的有关决定的电报时,康生的发言已经公开发表了.

赫鲁晓夫当众攻击

1960年2月4日,华约首脑会议在莫斯科开幕.会议只开了一天,当天,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乔治大厅举行招待会,各国首脑都参加了,康生及中国观察员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参加了.在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喝了两杯酒后,就开始骂人,不指名地攻击、.他说：“我不同意说什么一旦发生战争多少人会死亡,多少人会活下来.作为领导者,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要体会到这种责任的重大.我们要为人民着想,人民是怕战争的,他们不要战争.”“有人说,赫鲁晓夫脱离了列宁的原则,说列宁以为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取得胜利,这是不对的,是对列宁原则的歪曲.”他又说,“马列主义学说的力量真是伟大呀,明明是个笨蛋,马列还能把他背在背上驮着他前进.我们不应该鼓励笨蛋和蠢事,这要使人民付出血流成海的代价.”赫鲁晓夫接着说,“有人提以苏联为首,‘为首’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物质上既不能给我们牛奶和黄油,又不能给我们土豆、蔬菜和住宅；道义上给不了什么.要是别人要为我们的首,我就会说,你滚开吧”.他说,“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形式,内容就是面包、黄油.有人讲以苏联为首,以赫鲁晓夫为首,为的是看着他犯错误,然后批评他”.他又说,“‘为首’顶个屁用,等于一个公共痰盂,谁都往里面吐痰.”(按：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是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经多方工作后会议同意写进《莫斯科宣言》.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前,赫鲁晓夫提出取消这个提法,经反复做工作,苏共在这次会议上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这次赫鲁晓夫指责有人口头上提以苏联“为首”,而实际上却拆苏联的台,显然是影射攻击)赫鲁晓夫还指责中国的批评是玩弄词句.他说：“兄弟党之间是平等的,应该相互尊重,提意见可以,但不要玩弄尖锐的词句,不要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不能以为只要是自己说话就是真理,就应该这样做.”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越骂越起劲,竟然把矛头直接指向.他说：“当然,我们对老年人是尊重的,但我们尊重的不是年纪的大小,而是英明与否.年老而不英明,就像一双老套鞋, 只能把它放墙角去.”(套鞋是俄罗斯人在下雪天套在皮鞋外面的胶鞋,而不是长筒套鞋――作者注)赫鲁晓夫声称：“过去我们是站在一条腿上,你们的声音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而现在我们是站在两条腿上,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路了.”赫鲁晓夫的意思是说,1956年至1957年间,他需要、的支持,而现在他的地位巩固了,要走自己的路了.

苏共向发出“口头通知”

更严重的是,苏联政府举行招待会后的第二天,即2月5日,苏共主席团候补委员波斯别洛夫、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在苏共大楼会见了中国观察员代表团的康生、伍修权和刘晓.波斯别洛夫对康生在华约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表示不满,他说,“中国观察员的发言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讲的”.接着他宣读了苏共给的“口头通知”.“通知”全面攻击中国的对外对内政策,指责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中印边境事件,搞冒险主义,因为事实上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印度对人民中国的任何现实的军事威胁”.“通知”指责对内执行的是“主观唯意志论”,违背客观经济规律,搞什么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指责中国观察员代表团在华沙首脑会议上的发言违背共同制定的路线,等等.康生、伍修权等当即对苏共的指责给予了有力的驳斥,指出,昨天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而今天又公然地以“口头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攻击和我党,这是苏共蓄意破坏苏中关系的严重步骤,并对“口头通知”中对的攻击――作了驳斥.康生几次讲道,“你们反对同志是没有好下场的”.

会后,我们向苏共的联络员提出,苏共的“口头通知”我们没有得到书面文件,要求让我们派翻译去,把这个“口头通知”用笔记下来或录音下来,否则回国后无法准确地向汇报,他们同意了.当天下午,中国驻苏大使馆侯志通和另外一位翻译到中国观察员代表团下榻的列宁山上的政府别墅,由苏共派来的联络员宣读了苏共的“口头通知”,侯志通等人逐字逐句地将“口头通知”记录下来.

的反击

1960年2月8日,中国观察员代表团回到北京.第二天,康生的秘书李鑫打给我,说领导都在南方,康生要去南方向领导汇报,希望我也去.这样,我就和康生一起乘飞机去了广州.抵达广州时已是下午了,当时正在广州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杨尚昆等在从化温泉.我们到广州后,康生因年纪大,要第二天早晨再去从化向汇报.我当即向广东省委接待办要了车,赶赴从化.晚上8点多钟到达后,我向杨尚昆汇报了华约首脑会议的情况和在莫斯科所发生的一切.杨尚昆对我说,赫鲁晓夫这样肆无忌惮地谩骂,不计后果,不顾大局,只会破坏团结,这样下去,两党的关系肯定会进一步恶化,无法挽回.

第二天早晨,我见了,他对大家说：“好呀！莫斯科出事啦,打道回府吧！”当时,在从化的有一家、杨尚昆一家,还有李富春一家,可能还有其他领导同志.当天下午,我返回广州后,康生就向、等领导同志作了汇报.之后,我跟康生一起返回北京.

2月22日,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在华约首脑会议期间对的攻击.领导同志认为,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的表现,以及他后来采取的行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了要同西方达成妥协,就要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对赫鲁晓夫的要准备必要的反击,并决定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时发表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从正面阐明列宁的观点,批判苏共领导对列宁观点的歪曲和篡改.这三篇文章,一篇是由胡乔木牵头、吴冷西协助起草的《人民日报》社论；一篇是《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由陈伯达领头,《红旗》杂志几位副总编辑帮助他准备；还有一篇是准备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由陆定一讲,由的同志协助他准备.这就是同年4月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纪念列宁诞生九十周年》、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

根据关于“在文章中可以泛泛地提出要批评的观点,具体的只引南斯拉夫报刊的观点.苏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不要直接批评它”的指示,这三篇文章集中对美帝国主义的本性进行揭露,对南斯拉夫进行批判,没有直接提出苏联及赫鲁晓夫,但文章中很多地方明显是有所指的,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

非常重视这三篇文章的宣传工作,指定由我所在的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一起把这三篇文章译成俄文,经姜椿芳和我定稿后对外发表,并译成英、法、日等文字,由外文出版社印成专门的小册子,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新华社等驻外机构在苏联、东欧及世界各国散发.

在发表这三篇文章的同时,苏方也发表了苏共主席团委员库西宁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对进行影射攻击.接着,为纪念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发表四十周年,苏联《真理报》和《人》杂志都发表了影射攻击的文章.双方文章的发表,揭开了中苏论争的序幕.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