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杂文的三阶段

2013年5月,得到《中国杂文》（百部）已出版的三十部杂文集,其中包括自己一集.翻读三十人的杂文集,甚感编者“为天地留杂文”的史识、史德、史胆,甚慰师友同道“永不放弃”,也甚叹吾土杂文悲欢.

大约2006年5月,我应邀给纽约大学十几个美国研究生讲中国杂文,以《早叫的公鸡》为题,讲产生杂文的“体制内压力”与“体制外思维”；讲我写杂文,既有家庭基因,更有“体制内的压迫”与“体制外思维”的里应外合.

父亲是常读《东周列国志》的县委秘书,母亲是爱挑剔、爱讽刺的财务干部,我小学就梦想当作家,五年级曾尝试写侦探小说.从1970年开始投稿,到1980年,整整十年,寄出的小说稿数尺高,只收到几张编辑的亲笔退稿信.其时参加了县里的“未来文学社”,九个人都自诩“一流”文青,号称“八个半作家”,其实只有一人在省刊发过小说,余者皆为屡写屡败的小说票友.一日忽想,如此久困于小说,何如迂回攀登,先发几个新闻铅字,安慰家人?于是写了篇三百字读者来信《农民急需插秧机配件》,几天后见于省报,许多人恭贺.遂乘风破浪向前进.不料一篇关于县里农村供销短缺的“来信”上了省报头版头条,县委书记拍桌大叫“好大的字”!我所在的农机局立即把我下放到农村“驻队”.我亦大怒,猛写言论批驳,于是乎,由读者来信到小言论、小杂谈,1981年终于在省报文艺副刊发表了杂文.此时我虽有小小说和文学评论发表,快感焦点却在杂文.

正当县委书记要盯死我时,我的杂文《千里马找伯乐也好》在1984年获第六届全国好新闻三等奖,由此进入了新闻单位,突破时期到来.1985年10月,《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了我的杂文《早叫的公鸡》.两个月后,《早叫的公鸡》与周扬谈异化等文章一起被列为“近年一百篇问题文章”全国通报.好在时为主政,最后不了了之.

三年后,因一篇杂文理论文章获奖,我又被调入省广播电台总编室主持评论.同年,杂文《“八个月没有文件呵!”》获《人民日报》“风华杯”奖.福兮祸所依,1992年,因在《南方周末》发表赞扬省委书记在人大代表选举中落选的杂文《为道台大人落选鼓掌》,不得不辞职南下广东.

“落草”杂文山三十三年了!我第一阶段是“焦大偶然发怒”,在“红线”内上谏,系“圈养杂文”；第二阶段是只求抒愤懑的“鲁迅风”时期,属“放养杂文”；第三阶段是“避祸江湖,求生网上”,算是“野生杂文”.

2008年2月,《杂文选刊》编辑采访,我提出了一格言：“将每一个朋友得罪（批评）一次”,如对好友国标、洪波也常有批评.依据在于,既然每人都必有缺点,为何不能都“童言无忌”?鲁迅就是得罪朋友的大师.很多人的病根往往在文化界,文化朋友互当诤友,可“防患于未然”.“皇帝的新衣”与“朋友的新衣”,两个“新衣病”皆需要“阳光小孩”.

2013年6月5日于深圳早叫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