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决策机制弊端在哪里?

中国科技决策过程中非科技领导和科技领导都有决策权,普通行政人员有影响力,多级财务部门也有决策权和影响力,而科技专家比起其他方面,在重大科技决策问题上的影响没有达到应有的分量.

部委以上多数领导很有才华,在他们懂行或花了功夫研究思考的领域,常做出正确的决定.但是,国家整体和有些部委,没有可起关键作用的专家委员会.这些层面的领导也不制度化地咨询有关专家.文化上,专家虽然知道为和自己相关的专业呼吁和争取,但多数不习惯撇开自己和专业的利益来为国家利益做咨询,国家没有选出一批既有专长又有公益心的人参与科技决策并形成严格的制度.许多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几乎分开,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重大决策仍然是取决于少数几人.因为行政领导没有制度性地依靠专家,即使有出色的个人素质也不可能全面了解和把握科技方向,有些科技人员就揣测他们的喜好,而不是完全从科技发展规律来计划未来的方向.

普通行政人员,在其他国家都应该是给专业领导和专业人员做辅助工作的,而在中国却常常能领导和指挥专家.部委中下层行政人员和专家的关系是错位的.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年轻行政人员本该给专家打杂,而他们对科技的影响力有时大于对科技发展有洞察力的科学家.

中国特色的财务部门和人员对科技（和其他行业）有决策权和影响力.财政部不仅参与审批和决定科技部门总体经费,而且还直接有权审核具体项目和科技人员.各机构（特别是部委级机构）内部的财务人员,本来应该只是执行专业领导决策的,却制度性地审批甚至决定同机构的专业部门的一些具体项目经费.科研人员要向上级财务人员落实专业领导已决定的经费,从而使一些科技人员在做研究时要考虑财务人员的态度,财务人员对科技经费的影响,就变成对科技方向的影响.

线虫从上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的工作,所用的经费和实验条件都很简单,在中国也具备.果蝇在七十年代有少数几个科学家带动有巨大的突破.初期关键实验所用的条件在中国也有.中国缺乏它们是因为缺乏对探索性和创造性研究的热情和执着.中国对新闻立时效应的热心,对争取加入国际新闻热门的自豪,带来的副作用是使一些科学工作者在确定课题时偏离科学本身发展规律.

２００２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苏尔斯顿喜欢自己做研究,但不发表很多文章,也不追求论文发表到特别显眼的杂志.在他近四十年的科学生涯中发表的三十多篇论文里,主要都是发在《发育生物学》和《遗传学》这样的专业杂志,以他自己为主做实验的论文没有一篇发表在《科学》、《自然》这样的杂志.在中国科技现行体制里,对他的评价就会有问题.因为虽然专家会知道他工作的重要,而不管他论文的篇数和所出杂志,但在中国体制里评价系统有问题,很可能使他在已做出重要工作后还被埋没或得不到足够重视和支持.

如果不全面建立以专家为主导的科技体系,中国的科技就难以避免重复同样的问题,国家的科技投资难以得到应有的回报,中国科技发展难以获得应有的速度.

（吴 萌摘自《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