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写官”

卖官鬻爵,在近年的某些官场,早已不算新鲜.远的不论,就说近日查实的一件事,原任宜春市袁州区委书记的龚某人想进常委,于是捧了六十万大洋,送给了时任市委书记的宋晨光.龚某人进了市委常委,又领着他属下的两个乡镇书记再向宋写官,每人三十万,终于也成了“副处级”.从此宋晨光卖官,便一发不可收,尤其是与高人王林拜了把子结为金兰后,卖价竟月月飞涨.

写官一节,在某些地方,是有明码标价的.看似惊人,但还是“划得来”,比起他们写到乌纱后的“进账”来算,那只是“小数”,可谓“一本万利”,所以前赴后继.过去写官所用的贡款,还是从官员的“肉里分”,大多是平时亲手敛聚而来.但近年以来,就有了另一种“写官”――官员自己不出,由商人出钱给他“写官”――刘志军案中那六千万,有四千五百万是两个“企业家”给他出的,一是代他“捞人”,二是代他“写官”.

其实这另一种“写官”,并非自刘志军始.近时披露的一起诈骗案,说是一个叫王雨石的富商,先后出了六百万给两个“朋友”写官.王雨石先出五百万,给某地级市的市长,写一个“副省级”,结果自称高人的骗子,给了他一份“国务院”的公文和一份“中组部”的任命状.王雨石又以三百万的“议价”,给另一位地级市的副市长,写某计划单列市局的政委,骗子又给了他“”的表格.所幸余下的两百万还未支付,骗子就一一落网,分别判了十五年和十二年不等.

这当然只是一起并不罕见的诈骗案,读来毫无新意.但此案的缘起,应当引起我们的疑问――一个富商,为什么要给官员“写官”?本来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为什么乐于一掷数百万金,为两个并不相熟的“朋友”的“进步”而慷慨解囊?是为了找“靠山”,还是指望他们一旦戴上乌纱,就可投桃报李?案件的报道,洋洋洒洒是骗子的骗术,而只有一句话,说到王雨石谈过一点胡雪岩.当年王有龄落魄,胡雪岩拿出五百两银子支持他谋取官职、东山再起,王有龄此后当上杭州知府,于是“知恩图报”,使胡雪岩迅速暴富,“这一节对王雨石颇有启发”,所以他出手阔绰,给“朋友”写官,这真如丁羽心等“企业家”斥资给刘志军“写官”,而刘部长给她们的“回报”,又何止数亿元呢?

中国的坐贾行商,向来喜欢做“红顶商人”.有自己给自己“写官”,捐个乌纱帽,一似沐猴而冠的；也有官商之间,“勾肩搭背”,你我不分,好比“一对亲兄弟”的；现在又有了另一种“写官”,商人出钱,替官员谋取乌纱,又做了“后台老板”.“在商言商”的生意人,这样关心“官场”的进取,如此“支持”官员的“事业”,锱铢必较的“企业家”,如此“大手笔”地把钱用在官员身上,这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种新动向,这一点“利润最大化”,也许并不须“说破英雄”了吧!

【原载2013年8月1日《新 民晚报今日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