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用周作人的稿费写《廿四史》

我的爸爸邓广铭,字恭三（1907-1998）,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人称“宋史泰斗”.他在自传中写道：

1923年夏,我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等校长王祝晨是一位热心于新文化运动的人,他倡导学生多多阅读上海和北京两地的几种报刊杂志,例如《创造月刊》、《京报》、《语丝》、《现论》等等；还特地延请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如沈尹默、周作人、梁漱溟、王星拱等人来校作短期讲学,这使我们的眼界大为开阔.

1925年,邓广铭读前期师范（相当于初中）时,学生们敬佩的校长王祝晨被统治山东的军阀张宗昌以“赤化嫌疑”革职,同时辞退了一些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受到学生欢迎的教员,来了多名清朝遗老当校长、教员,学校新文化氛围顿被扼杀.到1927年秋,邓广铭和其他班级的级长统统被开除,罪名是带领全校学生罢课、驱逐校长和某些教员.这时,他20岁,读后期师范二年级（高中二年级）.

在济南读第一师范这四年半,我爸“成了一个醉心于北京大学的人”,被开除也不改初衷.1930年辗转来到北京,1931年报考北大没被录取,遂考入私立辅仁大学英语系.

我爸在自传中说：“在辅仁读书的一年内,适逢周作人应写作技巧校长沈兼士之邀,到校作六周的学术讲演,我逐讲为之做了详细记录,1932年印行,书名定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

周作人1932年7月在该书的《小引》中说得更详细些：

本年三四月间沈兼士先生来叫我到辅仁大学去讲演.说话本来非我之所长,况且又是学术讲演的性质,更使我觉得为难,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实在也不好推辞,所以硬起头皮去讲了几次,所讲的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关于新文学的什么之类,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同时北平有一家书店愿意印行这本小册,和邓先生接洽,我便赞成他们的意思,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印出来也好.就劝邓先生这样办了.

20世纪90年代,我常陪爸爸在北大未名湖边散步,他曾对我说：“1932年《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后,周作人先生竟将稿费全数交我,他一个铜板也不要,还说全书是你邓恭三记录的,又记得很好,稿费应该给你.周先生这样对待一个青年学生,我真没想到,非常感激他对我的赞赏.这时我第二次报考北大史学系已被录取,那时候家里很穷,你妈妈为帮助我上北大,她自己放弃中国大学地理系不上,去扶轮铁路小学教书了,但我们还是用这笔稿费写了一部《廿四史》!”这就是邓广铭写的第一部百衲本《廿四史》.

1939年秋,爸爸应北大（傅斯年）之召,走海路经越南到了昆明,在西南联大文科研究所工作,妈妈带着我姐姐邓可因和我仍留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平,生活费是我爸爸汇兑经香港转到北平.1941年12月7本偷袭珍珠港,很快香港也被日军占领.,汇兑中断,日寇对占领区的统治更趋残酷.爸爸要我们离开北平也去后方.

为筹措从北平到四川（1942年我爸已由昆明-李庄转至重庆工作）的路费,谈何容易!我家在北平没有房产,没有积蓄.家中最值钱的只有那部《廿四史》.

我记得1942年夏天,妈妈领着七岁的我到西单附近的一座大王府去见一位先生,进到东殿内顿觉凉快许多,那先生对妈妈很客气.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去见的正是周作人,是爸爸让她去找周先生的,讲明我们要去四川,没有路费,只能把家里的《廿四史》卖掉当盘缠,请周先生帮助找一家书局给个公平的价钱.

这个忙周先生肯定是帮了.妈妈、姐姐和我于半年后即1943年元月离开了北平,6月抵达重庆两路口,见到了爸爸.

20世纪60年代初,妈妈曾叫我陪她去西单大木仓教育部,去看看当年找周先生的地方.因为是周末,讲明来意,传达室就让进去了.原来这里在清代时是“铁帽子郑王王府”,周先生上班的东殿仍完好无损,现亦充作办公室用,只是看上去没那么硕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