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汉学藏书三家

点赞:2189 浏览:5511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27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1948年春天,马悦然在考试前夕拚命读书的时候,他问老师高本汉,能否借他的老师沙畹翻译厚厚的五本法文版《史记》中的一卷.高本汉问马悦然:“先生是住在石头房子里边吗?”马悦然当时租住在斯德哥尔摩皇家话剧院后头的炮兵街,他向老师保证他住在一所石头房子里头,高本汉这才答应借书.

我在《我的老师高本汉》中读到这一则故事时印象深刻.高本汉非常珍惜藏书,要是借书的学生恰巧住在很容易失火或者虫蛀的木头房子,一本珍本书籍极可能遭逢意外化为灰烬.同一个章节中我留意到法国汉学家沙畹原来想攻读中国哲学,他的老师亨利·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建议他翻译二十四史当中的一部,并加上批注.几年以后沙畹完成学业,翻译了《史记》的四十七篇,同时一边准备博士论文汉代的石雕.

考狄(也译作“高第”)是法国著名汉学家、版本目录学家,1849年出生于美国的新奥尔良.考狄曾旅居中国上海,在一洋行工作,据说他当到满清的三等官员,回国后任巴黎东方语言学院教授.考狄的治学方位非常宽广,他对汉学影响最大的是《西人论中国书目》,简称“考狄书目”(Bibliotheca Sinica,共五卷).这部书将汉学发轫初期16世纪中叶至1924年,西方包括用各种语言写成有关中国的专著和文章、汉学研究论著目录全部收入,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极为方便的论著检索.考狄1890年创办的《通报》,至今仍是汉学界最重要的刊物,对于中国跟西方的关系有深入研究.考狄目录以法文书写,1978年才有英文版.马悦然常用的目录学工具书有三部:一是“考狄书目”(可用英文版);二是出自北京图书馆、后来留在美国的版本学家袁同礼,按照考狄的目录学方法做了China in Western Literature(耶鲁大学出版),增补了1924年以后问世的更多汉学作品,此书是为“考狄书目”接续而作,袁同礼的序言说,“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多杰出的汉学研究著作,但是近几十年来,甚至是汉学专家也很少知道这些著作,因此,目前的工作就是编制这个书目,以‘满足这种需要’”,袁同礼的贡献真了不起;三是《外文期刊有关中国论文索引》(收录1922—1955汉学专著),是伦敦亚非学院的一个图书馆员John Lust延续考狄、袁同礼的方法而写.

有一年夏天,我们在巴黎的奥赛美术馆看见考狄的一张肖像画,由著名的印象派画家卡耶伯特(Guste Caillebotte,1848—1894)描绘.考狄埋首书案,我们只能见到他在桌案上的侧面,蓄着胡子,手里拿支金笔,伏着头在书桌上工作,书桌似乎高了点,表情聚精会神,坐姿微微显得局促,背景书架上有许多装帧美丽的烫金书本.真想不到能在印象派画家的笔下看见一名汉学家工作的画像,画家卡耶伯特出身富贵,他从不接受委托作画,只肯画他愿意描绘的对象.他还不断与他同一时期的名家画作,二十八岁时就决定死后要将所有藏画捐给卢浮宫.卡耶伯特笔下的考狄,其衣饰、姿态、书籍桌案摆设,使我想起瑞典学院图书馆长的房间里有一张很大的画,画上之人是一名诗人、院士,他把脸从侧面转过来面对观者,在那张摆设颇为繁复的书案上,他的姿态也是一种微微的局促.一间美丽的书房跟人物不一定显得和谐自然,身体扭动,出于自然或不自然的形成一种风景跟人文状态.能在著名的美术馆看见一位学术人物的肖像,我想主要是他的藏书家形象是一道可观的风景,勾起我欲以相同的肖像方法来描写瑞典汉学藏书三家. 寒山堂主人:艾思仁与冯德保

马悦然创办斯大中文系,艾思仁是第一批学生.艾思仁的祖父是瑞典人,他出生成长在美国,从军以后在蒙得瑞学习汉语,成年以后第一次回到瑞典老家,有个亲戚得知他学过中文,建议他去拜访斯大中文系的教授马悦然,他一去拜望就决定留在瑞典学习汉学.

1947年马悦然在斯京求学,高本汉为他在皇家图书馆找了一个图书馆员的工作.皇家图书馆希望他把探险家诺登舍德从日本带回来的藏书,做个整理报告,主要是想知道这一批书籍大致的轮廓,或者缺补了哪些书籍.在斯大攻读学位的艾思仁下了很多功夫在版本目录学,日后他也进了皇家图书馆,研究诺登舍德的日本藏书,他以英文写出一部《诺登舍德的日本藏书目录》(Catalogue of the Nordenski?觟ld Collection:of Japanese books in the Royal Library,1980,皇家图书馆出版).诺登舍德是芬兰裔瑞典贵族,由瑞典往北航行经俄罗斯绕过白令海峡抵达日本,在探险海航史上,证明了东北路海航的路线.诺登舍德在日本结识一位深富人文素养的医生,购写许多藏书带回瑞典,18世纪的日本上层社会,读书人书写阅读使用“汉文”,艾思仁撰写这部英文书目出版以后,立即吸引了日本藏书界的目光.

艾思仁的治学之路跟诺登舍德一样是沿北路航线,他到瑞典老家寻根,却找着一个东西路海航交通的善本藏书的古代“纪念品”.他取得斯大中文系学位,马悦然给他谋得一份日本京都大学的奖学金,在日本两年半,专心学习日本语文、日本手工造纸、印刷图书史.艾思仁在斯大期间,马悦然只要能找到一笔钱,就请艾思仁开一门课,给其他年轻学生教授目录学课程.有一个艾思仁的学弟兼学生,他所上的第一堂版本目录学课就改变了他的人生,不,其实没有那么快发生,他后来成为著名善本书商.他叫冯德保.

冯德保是瑞典斯德哥尔摩人.第一次在斯大中文系,跟其他八个学生见到一名年轻老师蓄着胡须,戴眼镜,横纹呢外套,神情紧张,原来这是艾思仁第一天教书,一开始上课,他就神采飞扬.他们变成很好的朋友.艾思仁开启了冯德保对于版本目录学的兴趣,不久以后,冯德保也得到了远东博物馆的实习工作.

偶然有一天,艾思仁得知著名的苏富比拍卖公司拍出一本珍本书,拍得的高价令他有些意外,因为那本书的价值远不如艾思仁跟冯德保两人自己购写私藏的书.1970年代,他们两人萌生了创办一家古籍善本书店的想法,极富行动能力的冯德保很快在伦敦找到一家合适的公寓当书铺子. 艾思仁与冯德保创办的“寒山堂”书店就在伦敦开办了.

“寒山堂”是艾思仁深思熟虑想出来的名字.他熟读唐朝寒山诗僧的诗作,这位禅宗诗人影响了日本诗圣俳句名家芭蕉,也影响了近现代的芥川龙之介、森鸥外等文学名家.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跟欧洲,这位诗僧甚至也对“垮掉的一代”颓废美国诗人产生了影响.不过这些跟“寒山堂”书店命名没有甚么关系,纯粹是艾思仁个人喜欢他的作品,也恰巧是“寒山”名字的意思特别适合两名从北欧出发的藏书家,即使从日文韩文念“寒山”二字发音也很清楚.

1970年代是藏书家与书铺子的美好时代.“寒山堂”1972年第一次出版的一套藏书目录分送出去以后,立即有许多对东亚善本书感兴趣的顾客写信或打询问,以后的工作就是选书包书邮递,或者回复顾客“有一点可惜这本书已经有人写走了”.“寒山堂”曾在日本举办过一个藏书与纸张的展览.艾、冯两人都非常年轻,作为古籍书商,似乎在古典里头透露一股新的时尚.两人的选书、目录的书写与批注,均流露浓厚的学术气息,甚受家顾客的喜爱,那时没有传真机、更不要说,两人从北欧的汉学界出发到英伦发展藏书事业,曾创造一个风华时代.根据冯德保的回忆,“思仁偶然会后悔有一些书不应该出手,应该留下来自己”,这里头隐藏着一颗学者的心思,因为古籍书本的写卖在这个行业仍然很不容易获得学术圈内的认可,时至今日,当今的学术圈也没有多少改变.

1977年艾思仁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做了决定,冯德保留在伦敦,艾思仁回到美国旧金山,分家进行各自书业的写卖.回到美国的艾思仁,长年来跟冯德保依旧保持了如同寒山跟拾得的友谊.艾思仁自己有个书斋叫“观海楼”,还是张大千题的字,回到美国以后,他静心从书业返回学术之途.冯德保说,他非常依赖艾思仁给他大量的学术专业建议跟知识,包括他建议的酒单.艾思仁对善本书的目录分析,对书籍纸张印刷,和对生活美食饮酒的酒单同样讲究.“寒山堂”总计出版六个目录,从选书撰写到出版皆为经典手笔.

艾思仁回到美国拿了博士学位,最终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中国善本书目录计划”总编辑,成为欧洲美国研究善本书的著名学者,在这领域似乎没有人比他更为专注.艾思仁的看法是,全世界的善本书所存不多,正因为不多,必须检点清楚所藏并撰写清单,更需要在各图书馆之间加强交流与应用.出于对中国善本书的爱护与研究的职责,他向全世界拥有《永乐大典》的图书馆公开呼吁,希望各图书馆将书籍还给中国.《永乐大典》的失散过程漫长又充满戏剧性,固然外国人趁着中国人在清朝国运走下坡路时,以抢夺打劫方式掠为己有,但不乏自家人偷出宫殿、监守自盗,义和团之乱导致北京英国大使馆附近的藏书楼失火,英使馆的人还曾帮忙抢救《永乐大典》.世界藏书史大概不会有一部书籍的离散历史,像《永乐大典》那样充满人性考验,载负悲剧寓言.艾思仁的呼吁是发自研究者正义与慈悲的召唤,而经验法则告诉我们,国际正义无法实现,仅能以复制影印数字化的合作方式,将现存的《永乐大典》还原.

冯德保留在伦敦,他也中国年画,他遇到了一位美国专门年画的基金会女赞助人,将重心转向年画的鉴定与,把“寒山堂”书店卖给跟他一起工作的汉学家约翰.冯德保是一位慷慨的学术赠与者.他曾经收购了一名法国贵族的藏书,在那批藏书里头有一套上海1930年代的《良友》杂志,冯德保便把这套《良友》捐给瑞典远东图书馆.在高本汉晚年体力精神尚有余力时,冯德保写下高本汉所有的藏书,他的支持使得高本汉能多有一些余裕处理书房事务.高本汉身后这批书籍运送到伦敦,往后斯大中文系有一次高本汉学术纪念讨论会,冯德保从伦敦送回这批藏书,捐赠给远东图书馆永存.

马悦然想在斯大退休以后,回返英伦养老(这个愿望因入选瑞典学院院士而未能实现).宁祖姊姊京祖也在伦敦教书,宁祖卖掉斯京郊区的房子,1977年在伦敦找到一老旧公寓,有五个房间,从客厅到厨房地板都是冯德保安装的.后来,宁祖的公寓变成冯德保居住,冯在斯京租的公寓给了宁祖跟悦然住,这座美丽的老式建筑物房顶高、通气舒畅.不久以后,楼上有了一户空屋,宁祖跟悦然搬迁,更上一层.冯德保住的房子转手给了朋友书商罗闻达. 世界最大汉学私人藏书家

罗闻达的“罗氏藏书”目录

我常跟悦然到罗闻达家里吃饭,就在宁祖跟悦然住过的这一层楼房.每个房间都有悦然藏书的回忆,有时候罗闻达在书架取书过来给我们看的时候,悦然正出神地想起自己的书.宁祖仙逝以后,悦然搬到优斯宏的“燕鼻子住客之家”,成为住客,小公寓只能保留重要的汉学工具书和的诗集.罗闻达是我见过吃得最辣的西方人,他找得着斯京最辣的泰国咖哩菜,让我们一饱口福.我读了一篇中国记者对罗闻达的专访才发现,是宁祖烧的一手川辣好菜启发了他的味蕾,他说“住在楼上的中国教授的妻子做的菜极辣,从此爱上了中国菜”.记者没有意会过来那位“中国教授”是马悦然.

我刚来到斯京,正是比尔(罗闻达的名字,瑞典语是“熊”)为了出版他的藏书目录,忙得不可开交之际.我们有好几次到他家里,做点跟目录有关的小事.比尔的工作压力很大,当时我还不懂得他的藏书目录的价值,悦然说,这是史上最大的私人汉学藏书.这一部目录一出版就要震惊全世界.

罗闻达编撰的目录是《西文印本书籍1477—1877看中西关系、中国观、文化影响和汉学发展》.1477年是欧洲印刷跟中国有关的书辑的开始,《马可·波罗游记》首版印刷始于这一年.1877年是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出版《中国——亲身旅行的成果,和以之为根据的研究》第一卷的年份,此为中国地理和地质学的里程碑式著作.罗氏藏书收有一千五百五十一种涉及宗教、历史、风俗、科技、地理等各方面,由西方汉学家、思想家、旅行家、商人、外交人员和官员撰写的有关中国的各种欧洲主要语言的书籍.

我曾将这一部书的两册目录送进台湾的“国立图书馆”,后又介绍一台湾代表来罗家看书,比尔亲自去银行取了几本书出来看——他的重要藏书除了手头工作需要的,几乎都藏在银行.比尔在泰国有一间公寓,他跟妻子碧姬塔两人轮流在泰国居住,生活方式独特,我问比尔,他说开始收集跟中国方面有关的知识,他的工作与居所就转到泰国,降低生活费用——他阅读这些古书需要大量影印纸本,光是影印费,泰国就比瑞典低廉得多. 考狄的汉学书目是按照内容分类,这对研究者有很大的帮助,方便检索.罗闻达的书目是按印刷和出版年代编排.罗闻达认为,这样就可以体现出有关的中国知识在欧洲传播的历史进程,尤其有助于人们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理解各种观念和事件、考察某个特定时期欧洲的中国观.考狄与罗闻达两个版本目录学家的分类方法不同,马悦然认为,罗闻达的藏书比考狄的书目更为“古老”,老于“汉学发轫”以前,因为比较老,用年份来分类也有其合理性.至于考订跟校勘、文本比较,“有时候,他写得比考狄还详细”.罗闻达不是汉学家,但他从书商藏书家、赏鉴家进而成为一名阅读与“文本批评家”.他的藏书目录的描述尽可能解释书在说什么,对其版本作出说明,他觉得有趣的地方还会写得非常长.

罗闻达是艾思仁、冯德保两人介绍给悦然的,艾思仁住在美国,冯德保往后虽迁回瑞典,却在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的夏屋住处润马岛写了房子,唯有罗闻达长年来一直住在斯京的雅各布教堂旁,欧登街23号,那里几乎是我们跟书商、图书馆行家、文物鉴定专家聚会的场所.我喜欢那楼房的老式电梯,进去以后拉紧铁门帘,电梯徐徐上升,安坐木纹横靠背椅凳,转过脸来可对镜自照.有一回碧姬塔不在,比尔找我们吃饭.来早了,站在楼上摁门铃无人应,电梯嘎啦啦闷声响着,慢悠悠地移升来安坐在木椅上身形硕大的比尔,还有一大摞盒装辣菜.


罗闻达1941年生,攻读数学,也学过音乐、历史、画画.他曾在皇家音乐学院跟匈牙利来的著名指挥家Gyy Ligeti学习指挥.他偶然在课堂里看见一个美国来的教授躺在课桌上讲学,忽然迷起哲学,到乌普撒拉大学学了两年半哲学,同时画画.有一天他跟教授起了冲突,拂袖而去,这就从军去了.我从来没有听过比尔弹钢琴,他的书房有一架大钢琴,悦然说,比尔的钢琴弹得真好,可惜他不弹.

罗闻达二十五岁那年,有了开古书店的念头.1965年他以六千克朗资本,在乌普撒拉大学附近开书铺,他每两星期到斯京古书拍卖会走一趟,期间他的古书知识已打下良好的根底.1971年他到日本.那时日本古书店接纳许多西方世界成套的图书,是高价收购的黄金时代,他有系统地建构他的古书世界.他搜集瑞典著名植物学家林奈的许多书籍,也找了林奈的学生Carl PeterThunberg(1743—1828)写的书,那是瑞典到过日本对东方植物学的研究领域影响甚大的学者.他通过一朋友卖书给日本图书馆,这是他选书生涯的起点.很快地,他就走上高峰.190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女作家拉格洛夫(Selma Lagerl?觟f)《骑鹅旅行记》的头版书以七千五百英磅卖出.有一回他跟我说,他不相信命运,可命运这东西老围绕着他.多年前他在伦敦找到一张古老的地图,这世上只存留两张这样的地图.乌普撒拉大学写了这张地图,是用很多的老书来抵换.他带着这批老书飞到巴黎图书馆,又换了一批18世纪巴黎人写的笔记,很宝贵.拿回瑞典国立图书馆,他们根本没听说过这些东西,高兴地写了下来.

罗闻达转向西方最早有关中国学术、语言与社会和技术的知识书籍,这是一个特殊的转向.那时候这样的书没有人做,价钱很低,起初只是经济的启发,是做写卖的灵感.他越做越有乐趣,他对中国知识的喜好,慢慢地变成了一种爱好,一种,这份维系了三十年之久.比尔引用清代学者洪亮吉《北江诗话》将藏书家分为五类:考订家、校雠家、家、赏鉴家和掠贩家.他由“爱书人”晋升“集书癖”,为了能信手翻阅自己想读的书,皆搜购而成,继而成为“文本批评家”,致力于文献目录编撰、撰写阅读心得,对相关文本的传播与影响,作了历史调查,考证某一本书的成书时间,识辨不同语文版本差异,甚至关于印刷成书的背景.19世纪以后中国才开始对外传播自己的知识系统,此前是建筑与花园、医学与针灸.但这些知识传输的过程,曾受到浩荡的冲击,他举例,17世纪初,天主教教士利玛窦(1552—1610)将中国的“天地”翻译成God,他认为中国的上帝也是一位God.天主教的教皇不能同意,认定上帝只有一个也即天主教自己的上帝,所以禁止把“天地”译作God,这是现在的思维不能想像的.文本在那儿,清清楚楚.这是中国文化影响西方非常具体的痕迹.罗闻达很喜欢这种笔直走进历史现场的感受.他在出版完成自己的藏书目录上下两册以后,又出版了补编.“如果要认真研究欧洲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就应该翻阅我的目录所提到的书,但是好多学者好像忘记了有这些书存在似的.”他说的就跟版本目录学家袁同礼说的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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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德保也参与一部分“罗氏藏书”的工作,两人有相同的看法,即“罗氏藏书”应该找到一个适合的归宿,提供给需要这份知识背景的重要图书馆,而2010年“罗氏藏书”最终为上海图书馆,确实是世界藏书史的一桩大事.罗闻达随后展开一个更宽泛的亚洲历史阅读,他中国台湾、泰国、越南的书籍,甚至在案头上展开许多历史笔记,他可能要从版本目录学家晋升为一个历史视野宏阔的历史学家,就像考狄那样.罗闻达认为,近二百年来,西方历史学家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对线性发展的信仰,就是受到启蒙运动时期社会普遍相信进步的影响,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已经开始挑战这种线性的史观.他已着手进行一部历史文论.

去年春天我们在罗闻达家里聚会,他拿出一部厚重珍贵的古书籍,作者君子风范,气宇非凡,神仙一般的人物,精印冲洗的照片来自柏林手工,原来这就是当年马悦然想跟高本汉借阅巴黎汉学家沙畹所翻译《史记》五卷之一.我头一次跟沙畹的距离这么近,亲睹本尊面容.这部沙畹《史记》头版书好像是他最后赠给我们的一朵玫瑰花.夏天最后一次欢聚畅饮以后,隔日他去了上海、韩国,接着回泰国,忽然心脏病发.他就匆匆赶往上帝那里报告他对历史线性发展的挑战,不再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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