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汉书·艺文志》专书综述

摘 要：《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自问世以来,历代不乏研究者.本文试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情况进行概述,评价历代专书研究著作,以此发现历代《汉志》研究发展趋势,以期对学者研究有所裨益.

关 键 词 ：《汉书艺文志》 历代研究 专书综述

一、《汉书艺文志》概述

东汉班固依刘歆《七略》体例编纂《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亦是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

班固遵循《七略》的图书六分法,在《汉志》中删除了《七略》中的辑略,保留了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等六略,并将辑略中的大小序作了删简分列于六略38种之后,同时删去《七略》中的解题,只存书目.《汉志》对《七略》中重复著录和归类错误的图书加以改正,增补了西汉末年《七略》未收的扬雄、杜林、刘向等人的部分著作.《七略》虽亡,幸有《汉志》的保留,使后世还可知其概貌.

二、东汉至隋唐时期

对《汉志》的研究始于给《汉书》作注.《汉志》是《汉书》十志之一,自《汉书》问世以来就受到广泛的重视,但《汉书》字义深奥,极为难读,因此给《汉书》作注就显得非常重要.《后汉书列女传曹世叔妻》就记载说：“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

在现存的《汉书》古注中,服虔、应劭两家应为最初的注解家.此后给《汉书》作注的人更多,如伏俨、刘德、如淳、张揖、孟康、苏林、晋灼、臣瓒等人,虽然他们的注解现在大多已亡佚,但他们开创了给《汉书》注解的风尚,为后来颜师古的《汉书注》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颜师古的《汉书注》是唐代注解《汉书》的集大成之作,他征引前人注解之作,增删补缀,融会贯通.颜师古对《汉志》的注解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辨证谬说,删除讹误,对旧注进行补充完善.如：“《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五鹿充宗《略说》三篇,《京氏段嘉》十二篇”；颜师古注曰：“苏林曰：‘东海人,为博士.’晋灼曰：‘《儒林》不见.’师古曰：‘苏说是也.嘉即京房所从受《易》者也,见《儒林》及刘向《别录》.’” （2）对疑难字词进行训诂解释.如“诸子之言纷然乱”,颜注曰：“,杂也.”（3）对《汉志》体例进行说明.如“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班固自注“入刘向《稽疑》一篇”,颜注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

颜师古对于《汉志》的注解内容以释名物、注音义为主,这为后世扫清《汉志》阅读障碍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清人王先谦在《汉书补注》中评价说：“自颜监注行,而班书义显,卓然号为功臣.”

而陈国庆认为颜注《汉志》虽精于训诂,但却不注重学术流派的传承.这说明颜师古疏略了《汉志》的学术价值,这是因为颜注的主要目的是给《汉书》作注,因此对于《汉书》著录的其他特点没有深刻剖析,比如古籍亡佚情况等,这是其缺陷所在,也是时代使然.但这都没有阻碍颜注《汉志》成为后世通行版本,足以证明颜注《汉志》在学术界的地位.

三、宋元明时期

宋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是研究《汉志》最早的专著,此外,郑樵《通志校雠略》也是这一时期的佳作,它们或阐明学术流派,讨论分类体例得失,或着重分析各书内容的真伪存佚情况,至此注解《汉志》进入一个蔚然成风的新境界.

王应麟因颜师古注解《汉志》颇为省易,仅对书中姓名、时代、音义和若干名物进行注解,而考证甚少,且多有错讹之处,所以他仿照《经典释文》之例,首先摘录《汉志》语句,下列古书加以考证,如《汉志》“朕甚闵焉”,王应麟注曰：“《孝武纪》‘元朔五年夏六月,诏曰：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刘歆书又云‘书缺简脱’.”王应麟考证以经书为主,同时缺少辨伪,这是其瑕疵之处,“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亦限于时风众势,遂致所考汉人传经源流,未能明晰”.但作为注疏《汉志》的有力之作,其价值不可低估,收入《四库全书》之中.

元、明两代的学者对《汉志》的研究不多,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明代凌稚隆《汉书评林》对《汉志》偶有涉及,但论述寥寥.

四、清代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

随着清代“乾嘉学派”的兴起,考据之风大盛,目录学乃至《汉志》受到清代学者高度重视,金榜甚至说：“不通《汉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艺文志》者,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也.”整个清代研究《汉志》的学者很多,如章学诚、齐召南、王念孙、沈钦韩、周寿昌、朱一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学识研究《汉志》,使《汉志》在学术上达到了历史新高度.

王先谦《汉书补注》是清代研究《汉书》的代表性著作,也是继颜师古注《汉书》之后又一次注释《汉书》的集大成之作.王先谦在补注《汉书艺文志》时善于充分利用前人的注解,根据不同的版本对比匡讹.其注释体例为：首列《汉志》原文于上,次列颜师古注,再将自己的补注列于下,以“补注”二字标示新注.但是,由于检测借众人之说而创见不多,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王先生之缺点,是各注家之精华,如钱大昭,周寿昌诸人,采摭均有未备,且剪裁截合,往往与作者本义相违背”.

章学诚则在《校雠通义》中对《汉志》的分类编排体例进行理论上的探讨.章学诚认为“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录明矣”,于是提出了“互著说”、“别裁说”.同时章学诚提出：“善法是举,本末兼该,部次相从,有伦有脊,使求书者,可以即器而明道,会偏而得全.”《校雠通义》中对《汉志》研究的单篇见解有的可谓一针见血,令人信服.

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和《汉书艺文志条理》是清人研究《汉志》的代表性专著,也是《汉志》研究的重要里程碑.

《汉书艺文志拾补》的体例是先列所补古籍,再列出处及考证,并加案断.如“《易说赵氏》”条下列《汉书儒林传》、张澍《蜀典》、宋翔凤《过庭录》中的考证材料,然后加以案断.《汉书艺文志拾补》中补入的书籍包括自先秦至汉中叶的古典目录,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的古代图书文献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汉书艺文志拾补》之后,姚振宗又著成《汉书艺文志条理》一书.姚氏认为《汉志》“一篇之中,各有章段.不善读者,莫不以为杂乱.其实部次井然,皆有条理”,于是名其书曰“条理”.他把散见于诸书中的有关文献资料附于《汉志》全文之后,详加考证,并加按语.姚氏作注时,以考证一书之存佚真伪、明晰学术流派为主,这是其研究《汉志》的重要特点.

姚振宗的《汉书艺文志拾补》和《汉书艺文志条理》将《汉志》亡佚或未收录之书搜罗穷尽,详加考证.姚明达如此评价姚振宗的成就：“凡上古载籍之名目,后人研究之意见,广搜条录,殆已无遗.有此二书,而后古书显,《汉志》明,诚目录学之绝作也.”

五、民国时期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

民国时期的学者对《汉志》的研究更加深入,其专著性成果主要有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姚明《汉书艺文志注解》、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等.

孙德谦《汉书艺文志举例》成书于1917年,王国维在书序中称赞孙氏“读书综大略,不为章句破碎之学”.孙德谦在书中举例四十六条,皆论《汉志》笔法,有“所据事不用条注例”、“一书为数人作者其姓名并署例”、“别裁例”、“互著例”等.

《汉书艺文志注解》是姚明在武昌高等师范讲课时的产物.该书在注解体例上仍依旧注,在内容上广征博引,广泛征引前人对《汉志》的注疏,如南宋学者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清代学者王先谦《汉书补注》.姚氏《注解》最大的特点在于,对班《志》每略序言之下详加注疏,其中对《数术略》、《方技略》的注解较前人更为详备.但由于刊印年代久远,书中不免有错误之处,这是读者在阅读中应当注意的问题.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最大的特点,是注《汉志》时每书首释存、亡、残、疑；另一特点是书中附录“见存六艺今古文表”、“见存百家真伪书表”、“附录黄侃七略、四部开合异同表”三表,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汉志》中所列书目.但应该注意的是,由于《讲疏》成书年代在民国时期,其思想、观点等方面必然存在瑕疵,如对待儒家思想大加推崇,评价今古文之争失之偏颇,这些都是值得商榷的地方.

六、现代学者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

现代学者对《汉志》的研究成绩卓著,代表性的专著主要有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

陈国庆在《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中认为：“《汉书艺文志》虽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但它实际上是中国最古的图书馆目录,我们对于它,应该着重其书目方面的研究.”该书主要是为了帮助一般图书馆工作人员研究中国古籍分类著录,因此它主要侧重于书目方面的研究,详细介绍内容,为《汉志》通俗化、大众化作出了贡献.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是现代研究《汉志》的里程碑.《汉书艺文志通释》全面疏释了《汉志》,甄采前人研究成果,订正《汉志》句读讹误,最后论说评断,如章学诚《校雠通义》认为《尔雅》、《古今字》二书不当入《孝经》类,张舜徽则认为：“汉人恒以《孝经》为五经之总会,故凡涉及诸经通训、经字异同之书,悉附列于此.章说失之.”《汉书艺文志通释》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汉志》,参考前人成果,考辨学术流变,是《汉志》专著史上的又一力作.

七、结语

观《汉志》研究史,从服虔、应劭到颜师古,从王应麟到郑樵,从王先谦到顾实,从陈国庆到张舜徽,对《汉志》的研究经历了疏通文字到补苴辨正,再到分析编纂体例分类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出发,利用《汉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结目录学理论与规律,是当代学者应该从中吸取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更好地推动《汉书艺文志》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