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的“党史异见”

2011年第15期《南风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评《历史的求实与探索的求是》,介绍了于幼军撰写的《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

于幼军是大家都熟悉的人物,他曾任深圳市市长、山西省省长、副部长,2008~5月被政治局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0月又在十七届三中全会上被撤销委员职务.他写的书值得关注,所以,笔者找来这本书,并通过互联网了解关于此书的更多情况.

《社会主义在中国》在封面上标明是《社会主义五百年》的第三卷.其实,前两卷的书名是《社会主义四百年》,由于幼军和黎元江合著.

《南风窗》的书评介绍,《社会主义在中国》采用章回体,具有文学形式.此书确实有大量文学描写.这种形式让人感觉,此书的目标是通俗性、可读性.那它应该是一个普及读物,以轻松的方式介绍1919到1965年间的党史.此书用58万字叙述长达47年的历史,更增强了它普及读物的形象――它显然不像是一个专题研究.它名义上的前两卷《社会主义四百年》确实是一个普及读物.

既然是普及读物,那这本书应该以已经形成决议、学术界基本达成共识的历史事实作为主要内容.

但《南风窗》的书评又指出,这本书做了很多“求实”、“求是”的工作,也就是说,对党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与一般的认识不同,可以说是党史研究的创新,也可以说是党史研究中的异见.有一些评论说得更直接：《社会主义在中国》反思历史事件.

这些党史异见散落在一本“普及读物”.读者阅读时,会发现大部分内容都是老生常谈――只是更加文学化,这会让他们注意不到书中还有一些极具争议『生的个人观点,他们会将这些党史异见当成是常识,以为那是权威性观点.

这种虚检测的权威性又因为作者的身份和《南风窗》的推荐进一步加强.于幼军是党的高级干部,似乎他掌握更多资料,能够代表党的意见.《南风窗》是正规期刊,发行量比较大,它郑重推荐(那篇书评的责任编辑是《南风窗》杂志社的社长)的书应该不会犯政治错误.其实,于幼军在写作本书时,并未能获得支持,他所能接触到的资料跟普通研究者一样.《南风窗》偶尔会犯政治错误.但普通读者不一定清楚这两个事实,作者和《南风窗》实际上是滥用了自己的权威性.

官员和媒体滥用权威性会造成思想混乱.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主要“创新”体现在“非毛”：贬低的功绩、夸大的错误.例如,用文学的手法,将“大跃进”的责任几乎完全归结于.关于的功过是非,有过决议,并没有将错误完全归结到他个人.目前的“非毛”思潮,表面看来是对个人的批判,其真实目的却是否定.他们想通过“非毛”让人们形成这样的印象：从来不讲,很容易被个人意愿控制,因此不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社会主义在中国》将这个意思表达得更明白,它写道：没有相应建立制度,使党组建伊始就缺失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不可或缺的机制.这一“先天不足”与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文化、皇权思想、臣民文化、游民文化等结合,使无论在革命党还是执政党时期,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以说,此书的志向就是证明这个结论.

这个结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如果党如此不堪,那它如何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但不是所有读者都会深入思考,那《南风窗》推荐的这本书就可能造成思想混乱,损害党的形象和威信.

“非毛”、指责缺乏机制是互联网上“有良心的青年历史学家”经常做的事情,但其权威性和影响力显然不能与党的高级干部和正规期刊比拟.正因为有权威性和影响力,官员和媒体就应该有责任感,应该十分谨慎,否则,他们很可能被人当作“写作教程”.

《南方周末》已经这样做了.根据该报的报道,于幼军对当前“非毛”的常见手法都表示认同,例如,为“AB团”、草地分裂、西路军等历史事件“翻案”.但实际上,《社会主义在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不知道于幼军对此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