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天职他们打开另一个世界

『戴着镣铐在绳索上跳舞的舞者』,英国诗人约翰·德莱顿曾经这样形容译者.他们时而像个工匠一般小心翼翼地锤炼着文字,时而又用精妙的语言挥洒自己的创造力.

把语言的艺术舞得精准,舞得漂亮,是他们的天职所在.

“任何一首诗都不是有意为读者而写的,任何一幅画都不是有意为观者画的,任何一首交响乐都不是有意为听众而作的.”本雅明曾在《译者的天职》一文中这样写道.在他看来,对于译者而言,翻译就如同世间的一首诗,一幅画,或是一首交响乐,从来不是有意为看不懂原作的读者而准备的—甚至于所有文学作品,本身也都不是为了日后阅读它的人而存在.

是否真如本雅明所说,译者可以弃不懂原文的读者需求于不顾呢?这是许多翻译者同样面临的问题—传统观念中,“忠实”被认为所有译者所必须共同遵守的唯一准则.只有将原文以最大的相似性在译语中呈现出来,才算得上是称职的翻译.本雅明将这样的准则做到了极致—他主张逐字逐句地直译.坚守这条准则的,还有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鲁迅.在他翻译的作品中,总是力求字字精确,甚至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做颠倒.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身份是“工匠”,或是原作者的“仆人”.但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下,这样的翻译是否得到读者的认可?林语堂就曾用“天书”的比喻来指责鲁迅的“精密”翻译.“其文法之艰涩,句法之繁复,读起来简直比读天书还难.”

直译与意译的争论,不但从来不曾休止,而且将永远没有定论.但在中国,译者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如此.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属于中国的翻译黄金时代就已经到来.《堂吉诃德》、《尤利西斯》、《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等大量外国文学的涌入,甚至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和走向.近年来,一大批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被译作中文,重新将翻译界带入了一个新的格局.不可否认,译者的身份重新得到了重视和认可.时至今日,译者不再是翻译机器,在译作的发挥上,他们甚至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茅盾在驳斥郭沫若重创作、轻翻译时曾感慨：“翻译的困难实在不下于创作,或且难过创作.‘处女’固不易得,‘媒婆’何尝容易做啊!”在某种程度上,翻译比创作更显语言功力.但在中国,还存在着许多如流水线工人一般的“翻译机器”.他们甚至仅仅只是外语专业的学生,被出版商雇为写作教程,用以快速地“生产”译著.他们缺乏对译作所应遵循的文学美感的理解,只管直译文章内容,因此不仅无法翻译出原作的精髓,甚至无法保证翻译的质量.就像工厂流水线的作业,他们的翻译生硬而毫无文学美感可言.他们是粗糙的译著的制造者,同时,他们的出现,也让翻译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

著名的年轻译者李继宏曾经表示,二十多万字的《追风筝的人》,他仅花了十天时间就翻译了出来.此等“神速”让许多翻译家汗颜—曾经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作品带入中国的老一辈翻译家李文俊,翻译福克纳的作品时,一天只能翻译数百个字；而有“天书”之称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则是译者戴从容经过十年积累,整整花了七年时间才把第一卷翻译出来.这种缓慢的翻译节奏恰恰证明了译者对于文字的敬畏、对于原作者的忠诚和尊重.出版界的浮躁,让精益求精的译者更显珍贵.他们所做的努力,不仅仅是用我们熟知的语言再现文学作品的魅力,更是用他们数十年来对翻译作品的执着和热情,使几代文学爱好者的精神世界得以丰沛.

在德语中,“翻译”这个词有“摆渡”之意.换个角度看,检测设原作者是渡客,作品是船上之货物,那么,译者的身份实际上如同文学的摆渡者.在把货物和渡客从此岸送达彼岸的同时,摆渡者也实现了一次文学之旅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