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影响出版:日本出版界里的中国

日本出版界每年“生产”有关中国的书籍可达数千册之多.现从经济、政治、学术的动态入手谈起.

泥沙俱下的出版界

2012年的日本出版市场关于中国的书可谓琳琅满目,各专门机构按年发行的中国经济预测、中国经济年鉴、教育年鉴、科技年鉴、中国日企总览、中国日企地图、中国信息手册、中国投资法律、当地法人财会知识、合同管理、创业经营、创设合办企业等,都很热卖,一些书的封皮上大书“不能理解中国人思想的日企必定失败”.光看这封面,足以让有发财梦的企业家耳热心跳.

8月以后,由于中日间围绕钓鱼岛问题引发争端,中日关系危机也反映在出版市场.日本三大经济杂志社的动向就很能反映这一点.一向倡导对华投资的日经BP社首先推出《中国以外的亚洲》（2012.10）,介绍中国之外亚洲国家的投资环境.一月后日经BP又推出《彻底预测中国商贸（2013）》,对过罩预言日资撤出中国有了某种反思,通过解读新旧交替时期中国商业机会,提出日企在中国新对日政策下的方略.但为了面子,最后还是要企业“看看东南亚吧”.周刊宝石社倒是旗帜鲜明,推出特集《中国——撤退还是坚持?》（2012.11.5）,为竞争力降低又逢钓鱼岛事件打击的日企提供撤退方略,这话也说得有些亏心,毕竟损失不是自己的.另一大经济周刊东洋经济连续推出两个特集《中国燃烧——深化的体制矛盾,两难的日本企业》（2012.9.24）、《中国风险——领土、景气、反目、政争——做好应对对立长期化准备》（2012.11.5）.有趣的是,这位只说日子可能很长,你们扛着吧!倒没提撤退的事.可能是因为这主儿和三菱UFJ银行9月份刚出版了鼓动对亚洲投资手册,总不能前脚劝人好好活着,转头又兜售耗子药吧?

政治世界的大事,会在一个时期内引导组稿倾向,在过后一段时间反映在出版物的主题中.每当大变动到来,真正的研究并不会很快出现、大出版社也在静观市场如何变化,总是要既占风气之先、又免授人以柄.这一时期恰恰成为一班夹缝求存的小出版社、怀着怨妇之恨的“先知”、一肚子车轱辘话的“评论家”、专为补缺的“写作教程”的机会,文化垃圾就这样“大量生产”出来了.此时出版界,倒有几分像煮肉的锅,残渣浮沫翻涌着涌上锅沿,大有掀翻锅盖奔流之势.此时,聪明的主妇必先撇去浮沫,才进入真正的调制过程.在日本,判断一出版物是否垃圾倒也容易,出版一年内在旧书市跌至原价几分之一的书皆是也.

9月以后的日本一般书市,热闹的程度有点像刚煮沸的肉汤锅.面临中日关系变局,真正的研究尚未出现,长期被人们忽视的右翼出版社和躲在角落满怀怨念的人突然冒了出来,什么“2014年中国崩溃”、“做好与中国对立的思想准备”、“中国真正的权力精英：军队、谍报、治安机构”“中国商业的崩溃”、“中国经济不久将减速”、“中国社会开始崩溃”之类的书开始出现在书市.如同面对强大对手极端恐惧却又无计可施的可怜人,祭起了远古“诅咒”的法宝.

相反,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从军事上、政治上如何应对中国活动、领土争端、探究中国政治军事内幕的书,如《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幕》（2012.10）、《网络攻击——日美对中国》（2012.9）、《“反日”的真身——如何与中国、韩国、朝鲜对峙?》（2012.8）、《来取尖阁的中国海军实力——自卫队该如何对抗?》（2012.8）、《中国权力斗争三大派阀抗争》（2012.9）之类的书的出版.倒显得很正常.因为毕竟面临着国家间的对抗.

但总体上,一般出版界有关中国的书籍中,对中华文明、中国文化、中国古籍、中国茶、中国武术、中国旅游景点的介绍和探究书籍的出版占有绝对分量.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成长中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和对中国当代政治构造的探究,也是写书人喜欢关注的问题.

稳重的学界

2007年以后,随着中日关系缓解,日本政府系统的研究机构、民间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机构与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首的各政府研究机构、大学之间的学术交流再次掀起热潮,两者相互间签订合作研究协定、设立共同研究课题、召开共同学术研讨会的动向一直在持续.

大学研究机构中,影响最大的联合研究是2007年启动的、由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支持的“当代中国区域研究基地联合项目”,这一项目由早稻田大学牵头、集结、京都、庆应、爱知、法政各大学,以及东洋文库、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等联合进行,从2009年每年发行《日本当代中国研究》年刊,2012年出版的《日本当代中国研究2011》中,包括了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研究的各方面的论文.其背景是侵华过程中形成的有关中国的大量历史资料积累,大学研究者以此为基础从事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及当代中国的各种问题研究,因为雄厚的资料积累和比较公允的研究态度,其成果逐渐受到关注.

民间和企业研究机构所关注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未来中国走向对世界的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等问题.浦田秀次郎与金坚敏等《印度对中国——两大新兴国实力比较》（2012.2）,通过比较中印经济发展条件,对日本应取对策作出建议.金坚敏等《变化的中国经济和日企作用》（2012.7）,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贸易及技术、消费市场、企业构造的转换,对中国向以环境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调整中日企的作用提出政策建议.柯隆《中国成为一般大国之日》（2012.10）,从作者设想的变化趋势中对日企提出投资战略建议.埋桥孝文《中国的弱势层与社会保障——“改革开放”光与影》（2012.5）,探讨1990年后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任哲《中国的土地政治一政策与地方政府》（2012.6）与毛里和子等《——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报告》（2012.7）聚焦于土地开发政策和等普遍的社会问题.

历史研究中,大东亚共荣圈与战后对华关系的研究又热门起来.玲木仁丽的《满洲国与内蒙古——由满蒙政策到统治兴安省》（2012.5）,《历史上亚洲地区联合》（2012.6）、松村史纪、徐显芬等《东亚的两个“战后”》（2012.4）、平川幸子的《“两个中国”与日本方式——解决外交困境的起源和运用》（2012.8）、《大东亚共荣圈与日本企业》（2012.10）、《开拓亚洲市场——零售业百年与市场全球化》（2011.12）等,看似不同的研究题目,其实都有将“大东亚共荣圈”演绎为所谓“亚洲联合”的倾向.尤以《东亚的两个“战后”》为代表,作者本意是想通过对伪满统治到冷战后日美安保再定义过程的整理,找出一个国际秩序头绪,但最终却落在了日美安保和将中国作为检测想敌国的套路中,无法索解.这也反映了后冷战时代对国际关系认识的矛盾.

实力乎、抑制乎、势力平衡乎、敌乎、友乎?在脱离了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格局中,种种学说基础,不外是利益的考量.日本与其想站在正义的一方,不如说想站在胜利者的一方.看看日本的出版市场,也许正能印证这一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