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镜头,不同的历史

点赞:10094 浏览:43147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0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12-0000-01

“每一个历史学家所取的镜头不同,因而,每人所看到的历史,也就相应有别.”(第319页)如果辛亥革命是一部波澜壮阔的电影,那么无疑在周氏笔下该片的主角是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通过主角以及主角周围的配角来看辛亥革命,确实给人呈现出不一样的历史.

周氏一来便开宗明义的说这本书的主旨是“关于辛亥革命的原因和革命变化的原动力的探索研究”,并且“特别关注到改良和革命潮流的相互影响”.(第7页)他在书中一再强调“革命的起源必须在中国国内追寻,而不应该在海外的革命者中去寻找”,(新版前言)因此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在这部电影中的角色分量似乎并不太重.周氏把视角放在了两湖地区,因为革命在湖北爆发,并首先波及相邻的湖南,两地在历史地理关系又十分紧密.加之是首义之地,相关记录和资料相对丰富,也为研究提供了足够的材料支撑.就时间而言,整本书探讨起自1897-1898年湖南的改良活动,讫于1913年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的失败,涵盖清季民初两大事件——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

这部电影最先登场的是部分底层绅士.他们和秘密会党合作,这次合作酝酿的1900年自立军起义最终失败,但不难看出部分底层绅士已经开始站在革命一边.这也促使底层绅士后来将合作的对象转向新军.从1900-1906年,这部电影的主要演员变成了清末新式学堂出来的学生.他们和民众的结合,爆发了萍浏醴工农,但最终还是失败了.“由于镇压反帝运动,学生们变成了统治者的革命对手.”(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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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以后,学生运动遭到镇压,到辛亥革命前,这个阶层自始至终扮演着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的配角,而真正的主角正式登场.周氏通过收回利权运动和省谘议局来探析这一阶层的经济面貌和政治面貌.但是无论收回利权运动还是省谘议局都失败了,他们的实际利益和爱国热情受到打击,导致他们和清政府的裂痕加剧.

上流阶层通过清末新政获利,但是普通大众却成了这场运动的“写单者”.“清朝的新政,是属于上流阶层、怎么写作上流阶层的设施”.(第145页)新式学堂培养的是他们的子弟,训练出来的维护的是他们的安全.但是新政带来的苛捐杂税和通货膨胀却给大多数的民众带来了灾难.让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受益的清末新政,却令普通民众愈加不满,最终“爆发为大规模反对新政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风潮”(第132页),即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而这一“在城市上流阶层人们的头脑中留下了永久印象”(第153页),由此产生了一个念头“在将来的危机中,挽救城市上流阶层及其改良纲领,必须牺牲满洲王朝.”(第179页)在长沙抢米风潮到辛亥革命一年半的时间里,“把一般舆论的注意力,从人民群众对于改良主义——新政——的反对,转而到清王朝本身去了.”(第180页)


这场电影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新军.由于和秘密会党合作的失败,革命党人——在周氏的书里他们和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关系不大——把目光投向新军.通过革命党人的努力,他们在军队中势力迅速发展.反满主义的传播,加之粮饷的扣押,升迁困难和与上级的隔阂.新军士兵在辛亥革命爆发时很快就掉转头,瞄准满清王朝.1911年,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新政的沉重负担加之自然灾害,是商人、学生、士兵、工人和农民不满的重大原因.同时“有两条原因使上流阶层参加了反满联盟:一条是,举借外债,修筑铁路;另一条是,他们的宪政目的,被1911年4月满清‘皇族内阁’所破坏.”(第208-209页)此时“所有各阶级的不满,产生了一个普遍信念,那就是,清王朝已临崩溃边缘.”(第182页)正是这个信念将各个阶层的不满情绪联合起来,虽然其中彼此也相互存在着矛盾,但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在反满问题上取得了一致.“能够容忍这类情况存在的王朝,是注定要遭灭顶之灾的.没有问题:清王朝已经寿终正寝了.大多数人还未主动投入革命,但是,这并不要紧.顷刻之间,武昌的新军就要点燃星星之火.其他的人也清楚地认识到:识时务者为俊杰.聪明之途,在于加入革命,以免在行将烧焦清王朝的烈火中与之俱焚.”(第222页)1911年满清王朝已是山雨欲来,黑云压城.

似乎所有的铺陈,都指向一个目标——辛亥革命的爆发.“辛亥革命是突然爆发的、意外地不流血的、几乎完全发生在城市里的一次革命.”(第232页)革命是从武昌新军中的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开始的,但是“很快地,新的城市文职和军事上流阶层人物登台,统治了各省的革命政府.革命的成功依靠了他们的支持”.(第267页)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意识到了清王朝即将崩塌,于是转向新的革命政府,“以此保持上流阶层新政所必需的至少表面上的国内和平,是一个最可靠的办法.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上流阶层对于维持治安的关切,胜过了中国革命的爱国主义和共和观念.”(第224页)他们看到了机会,并抓住了机会,以此不仅保存了原有权力并将其进一步扩大.所以“尽管革命以新军中士兵的爆发而开端,革命本身毫无疑问仍然是一个上流阶层的革命.”(第267页)

1911年辛亥革命的主角左右这场戏的演出,同样在1913年二次革命他们再次扮演了这样重要的角色.辛亥革命爆发前,无论是商人、学生、士兵、贫民都对其充满了期望,以为一场革命即可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但是民国初年物价仍旧飞涨,经济举步维艰,民众生活穷困潦倒,革命依旧维护的是城市改良派上流阶层的利益.所以就不难理解这个阶层“1911年,为了安定,城市上流阶层曾经附和了革命.1913年,仅仅是为了同样的理由,他们又附和了袁世凯.革命并不曾为袁世凯所叛卖——革命叛卖了革命本身.”(第272页)

苏轼曾有诗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周氏从“山外看山”,确有许多我们这些“山中人”所不易见到的“真面目”.辛亥革命100余年,但是直到今天我们回顾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历程,不难发现“革命史观”仍占有较大的比重,而对所谓的革命的对立面如清政府、地方官僚等的研究颇为不足,此外对辛亥革命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更是甚少涉及.而且关于辛亥革命性质,海峡两岸学者向有“资产阶级革命”和“全民革命”的不同评定,至今还有不少学者在围绕这个评定争论不休.再回过头来看30年前周氏的书,确实有种“山外人看山”似乎比“山中人看山”更为奇妙,何况周氏作为“山外人入山看山”更是有其独到的眼光.这一眼光缘于当时颇为流行的“中国中心观”的影响,正如周氏所言:“书中的一些部分带有上个世纪70年代学术研究的‘时代烙印’”(新版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