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翻译理中的性别意识

摘 要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探索翻译与女性在历史文化上的边缘化、从属性地位,强调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地位,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并极力号召女性译者要在翻译实践中通过“重写”来实现她们对于文本的控制.而这种一味强调女性性别意识的翻译理论一方面有其一定的历史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有其偏颇过激之处,有形成新的二元对立的趋势.

关 键 词 :女性主义,翻译,性别意识

一、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中的性别

在东西方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男权文化都曾经有着长期深远的影响,而女性的形象一直被扭曲被歧视.亚历士多德认为: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由于缺乏某种优良品质.奥古斯丁说,女人不是上帝完整的影像,只有与男人的头脑结合起来才是.可以说,在男女的阶层中,女性一直是被动服从的,是应该依附于男人忠实于男人的.

从翻译史来看,理论和实践长久以来都过分强调原文和原作者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强调译者的被动性和消极性,原文原作者与译文译者之间是主动与被动、支配与被支配的主仆关系.这样看来,女性和翻译在各自的领域都处于被边缘化和受冷遇的地位.翻译被视为非创作性的次等品,具有了衍生的、女性的特征.一些学者索性将评判女性的标准和翻译标准结合起来.著名的法国翻译家梅纳日(Gilles Manage)将译文比做女人les belles infidels,意思是“忠而不美,或美而不忠”,二者不能同时具备.

翻译被千百年来的父权意识形态粗暴地贬低到女性的从属地位,评论家们给翻译上的桎梏却从来没有放松过,翻译家们应该遵守原文的“忠实”如同贞女烈妇们应该守妇道一样,不得越雷池半步.翻译被视为女人而译者被喻为使女.这种传统的翻译观不仅贬低了译作和译者,而且忽视了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到了今天,女性主义和翻译都越来越受到重视,被看作独立而值得研究的课题.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也逐渐被人们所承认.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传统的翻译理论中对于原作与译作、作者与译者的二元对立定位遭到了怀疑与动摇.根据新的结构主义理论和读者接受理论,文本并无确定的涵义,而作者对原文也没有绝对的解释权.相应地,译者作为一个特殊的读者,用另一种语言来传达的是自己对原文的理解,而不完全是作者、权威或大众所认定的理解.由此,译者主体性问题开始得到普遍而热烈的关注.席卷欧美并波及世界其它各地的女性主义运动也使人们尤其是女性意识到这个父权性质,发现了性别不平等的现实.女性主义译者严正质疑长期以来把翻译置于性别化的低等位置的字眼,努力拓宽对翻译行为与翻译过程的新理解,尤其主张重新认识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身份和作为双重作者的责任,以期终结传统译论中将译本的地位等同女性的从属地位的理解.

女性主义翻译首先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本意义阐释的不同,并由此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使性别分析范畴在翻译领域里也占有了一席之地.她们认为,女性特有的语言感知力、经验和内心情感有时不是男性能够觉察到的,或是根本不想察觉,或是潜意识中不知不觉陷入了男性中心的思维陷阱中,从而对女性作品或女性主义作品缺乏准确的理解和阐释,所以应该由女性来翻译这类作品.这首先肯定了译者性别差异所导致的对原文文本意义阐释过程中的不同,从而丰富了原文文本的内涵,同时也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并肯定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长期以来,翻译理论和实践均过分强调译者的被动与消极和受制约的一面,压制译者的主体性(吕俊、侯向群,2001),译者自身遭到了冷遇,其文化地位和社会地位被边缘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性别译者在解放女性译者的同时,解放了受压抑,失去自己声音的译者的创造性.它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启了对源文本意义阐释的多元化,丰富了翻译作为文本阐释实践的内容.

下面以反映女性主义翻译态度最著名的译文为例来说明问题.

原文:Ce soir, J’entre dens I’histoire Sans relever jupe.

译文一: This evening 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pulling up my skirt.

译文二: This evening I’m entering history without opening my legs.

原文含义为女性不出卖色相就难于获得历史地位.译文一是男性的译文,译文二为女性主义者的译文,可见其意义表达更直接,凸显了译者的女性身份和主体性,使隐匿在语言中的女性现身.但是我们对于这样的女性主义译文不禁反思:女性主义在翻译中确实体现了女性的存在,但是这种直言不讳的翻译是否还有美感是否反而间接承认女性在生活中从属于男性,同时也需要依靠男性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呢这种欲盖弥彰的做法,只能使女性的处境更加难堪和尴尬.

二、女性意识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的体现

早期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认为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操控的工具,因此强调要建构一种“女性语言”来摆脱男性中心霸权话语所建构的社会秩序和女性形象.如她们创造了“womanhandle”一词,声称要粗暴地“妇占”所翻译的语篇,因此不会做一个谦恭的、隐形的译者.再如她们创造了“translatress”(女译者)一词,突出女性译者的创造性地位.总之,她们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方法使翻译成为女性一种强有力的表达方式.

在翻译的实践过程中,传统的翻译观以“忠实”为价值取向,遮蔽了译者的主体性,过于强调译者的“隐形”(invisibility),认为译者的参与对于原作和译作没有任何影响.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要求界定翻译行为的主体,为了张扬译者的主体意识,激进的戈达尔德(Godard)更为大胆地声称:“在女性主义理论的话语中,翻译是生产,不是再生产.”女性主义译者把“妇占”(womanhandling)作为莫大的快乐,突出自己对文本的操纵.在翻译策略上,女性主义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即:补偿(supplementing)、前言或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Louis von Flotow,1997)

所谓补偿,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并在此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如HuMan中用大写的M来指示原文隐含的男性中心主义,造新词auther来译法语的auteure等.

女性主义译者也会通过前言或脚注(preface and footnote)对文本进行干涉.女性译者将之作为翻译的常规,用以解释原文的背景、意旨以及自己的翻译策略和翻译过程,有的译者还以日记形式记录翻译过程.西蒙(Simon,1996)认为这些说明和记录无疑“凸显了译者让人们关注她们的女人身份――或者更明确地说,女性主义者的身份――的方式,为的是解释她们在翻译工作中感到的亲和力或挫败,也是为了阐明那些为了想象的或政治的目的而利用语法性别资源的文本”.

劫持或挪用,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正如哈伍德(Harwood, 1991)所言:“我的翻译实践是一种让语言为女性说话的政治活动,如果一部翻译作品有我的署名,就说明我已采用了一切翻译手段让语言女性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女性主义译者的有意识误译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结论

女性主义翻译颠覆传统翻译中的“忠实”概念,提出“性别译者”的概念,无疑是对传统翻译理论的一种革命.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理论的背后驱动力和政治本质.女性主义翻译作为女性主义运动的一种体现形式,促进了男女平等,但也有其偏颇过激之处,有形成新的二元对立(男/女)的趋向.凡事都有度,强调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地位,承认女性在译文中的积极地位并从女性的视角出发翻译译文有其进步性的一面,但过于强调女性的性别意识,盲目主张“妇占”,只会将翻译实践引向极端,甚至有哗众取宠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