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企业在公益圈外

在中国,如果只看到那些来自公益圈的社会企业,那么你很可能会对社会企业这个群体十分悲观.我经常会担任各种社会企业评选大赛的评委,说实话,很多时候前几名获奖者的项目看起来都挺一般的,学生气很重,他们可能做了很多年仍在参加各种比赛,因为比赛的奖金是他们很重要的收入来源,还没有形成可持续性的经营模式.

这些参赛者都是非常好的人,也很有想法,但他们创办的社会企业整体质量不高,而且可能会让那些关注社会企业的人感到失望,认为社会企业跟传统的公益组织其实没什么区别,只是换了个名字.大部分情况下,如果没有技术门槛,那些来自校园或者公益组织的创业者由于缺乏执行力和商业经验,很难跟那些成熟的商业人士竞争,而且很多创业大赛都没有一个制约机制,只鼓励创业,但不是鼓励理性创业,有可能误人子弟.

当然,这种创业大赛的意义也在于它是素质教育的一种提升方式.参赛者可以不在乎结果,只在乎过程,但为了完成创业比赛的过程,他们尝试着与商业接轨的过程非常有价值,而且这样也可能埋下一个真正社会企业的种子；另一方面,就算是做一个纯商业的项目,在现在的商业环境里最终的成功率也是不高的,不是有句话说,如果让所有的创投和基金都清算的话,可能80%都会亏钱,所以其实有可能即使你做的是很商业的投资,你也不一定能赚到钱,更何况是社会企业.

所以我们也着急找到一些好的商业模式来证明社会企业的价值.首先,作为一个投资基金,我们必须比较务实,所以我们对社会企业定义和理解是很宽泛的,不是完全符合尤努斯对于社会企业的严格定义,我们的底线是坚持三重盈余―企业盈利、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不光包括来自公益组织的,也包括大量来自商业圈的社会资本.

按照这个定义,社会企业的范围会更广一些.比如一些做清洁能源的、做低成本医疗设备的,还有从合作社衍生出来的一些农业公司.在国内有很多来自商业圈或者政府支持的产业扶贫项目,他们可能从来不在公益圈露面,但他们实际上做的事情跟社会企业是一样的.比如像我之前了解到欧洲基金在印度投资过一个项目叫秸秆发电,经常被引为社会企业的经典,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模式,模式是一模一样的,而且做得比他们规模还要大.现在有一个企业,它的规模已经达到了全国一半省市都有它的发电厂,投资80个亿.

很多社会企业的创始人来自公益圈,那些因为传统做NGO的,做到一定程度碰到瓶颈了,所以他就转型想做社会企业.有些可能可以转型成功,但大部分都很难,比如他们团队的素质不是专业人,所以不管怎么培训怎么做可能都没法达到商业运营的状态.但他们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倡导者,就是说至少是把社会企业的概念引到公益圈,让公益圈的人更有结果导向和效率优先的观念.

所以,在中国,我觉得最能撑起社会企业这个平台的还是商业圈.商业要考虑效率,考虑结果的实现性,这种结果导向意识对公益圈有一个很大的促进.从纯粹的公益组织到纯粹的商业企业,这之间是一条长长的光谱,只要把基金的定位定在适当的部分,最后通过计算保证风险和收益率,可能利润不一定有投资纯商业企业那么高,但还是能生存下来的.

大家知道风险投资的模式是依赖于那种获得超常规成长的项目.比如风险投资投10个项目,1个成功了3个打平其他都失败了,但是成功那个如果能翻个几十倍,最后还是赚钱的.那么对社会企业投资的话,成功项目赚的钱肯定没有风险投资那么高,但是如果能投中一些适当赚钱项目的话,整个投资组合还是可以保持一定的盈利比例.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吸引一些不同口味的投资者进来,可能盈利不是很多,但还是能赚到一些钱.

这就需要吸引更多商业圈的人进来,而不光是依赖传统公益圈子里的人.这两个圈子最根本的隔阂还是话语体系的冲突,公益圈里的人说的是公益圈的话,用的是公益圈的思维：我是来做慈善的你们就是来支援我的,我的事情做得好你就应该帮助我；而商业思维的核心是互惠：我虽然是做慈善的,我要给你一些利益,你才能跟我玩,这个利益不一定是钱,也可能是名,或者其他方面的各种潜在利益.

但是公益圈的人碰到这种情况,可能就会觉得这个事情开始变得不纯粹了,就拒绝参与了.隔行如隔山,真的是这样,商业环境隔行如隔山,商业公益又是一座大山.公益圈很多人一时半会儿不愿意或者很难转换过来.其实很多时候是双方语言不通,但是也不排除由于这种合作有一些问题事件暴露出来,让本来想合作的一些人也打退堂鼓,比如“郭美美”事件和最近的“儿慈会”事件,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如果参与者是真正的商业人,他会知道如何规避风险.

所以说我们不能依赖公益圈转型社会企业的这些人,我们看项目的话也不能只看公益圈.现在我会不断呼吁商业圈的人多多关注公益圈,原来是商业玩商业的,公益玩公益的,公益圈的人也不知道社会企业能做到什么样,他们可能以为社会企业就是那么个小圈子,但可能圈子之外已经有很多社会企业规模非常大了,好多成功的商业人士还有很多富二代、富三代,都在往跨界这个方向发展.

随着这些跨界人的出现,我觉得两个圈子迟早会被打通.社会企业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机遇来自全球金融危机,很多原来从事金融业的人在金融危机后被裁员或者主动休检测,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但是他们中有些人会利用这段时间,去做一些更符合自己灵魂的事情,比如社会企业,每一轮金融危机都能给社会企业带来大量专业人才.

在中国,政府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现在,地方政府的考核越来越不仅仅只是看GDP增长,社会企业所针对的很多问题也是政府政绩的一部分.但是第一步还是需要企业来做,因为政府不会做太高风险的事,还是得需要商业企业去试水、摸索,等企业摸索得差不多了,风险减小了,政府再参与进来,通过商业的力量来趟路,政府来做后几步.

最后,这个社会企业自己可能也会死去,比如项目被政府接管或者收购,发起项目的社会企业被拍死在沙滩上,但甭管是被政府机构干掉,还是一起合作,最终它希望解决的社会问题解决了,这个社会企业把行业给推动起来了,这也是一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