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社会整体福利的增长

对“社会资本”内涵的理解,直接影响了人们对社会资本与社会整体福利之间关系的理解.目前对这个概念尚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定义,但各方面基本认同罗伯特普特南的定义,即把它理解为“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人们在采用这个定义时也有不同的侧重点.大致来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特别注重社会资本的结构因素,即强调它的网络内涵.这种理解具有浓厚的经济学色彩,认为社会网络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与此相应,这里的社会整体福利主要是指物质性福利.第二类则从社会资本的功能角度,强调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或者将之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大论题―――“诚信”联系起来,研究社会资本和社会诚信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是把社会诚信程度作为衡量社会整体福利的一个尺度,因为社会资本对社会整体福利的改善是通过提升社会诚信水平间接达到的.但社会诚信未必仅仅依赖于人际网络,事实上,它更可能是一种社会文化优势,或者是法治进步的表现.因而第二类理解与前一类的分歧是比较鲜明的.

人们很容易认为,从结构角度的理解导致了社会资本与社会整体福利的关系中出现一个基本的悖论.如果我们将社会资本狭义地理解成以社会行动者为圆点的社会网络,那么,很显然的是,人际关系盛行既可能带来交易成本的下降,也可能为社会潜规则侵蚀正式规则大开方便之门,乃至为社会腐败张目.一般而言,这样的行为是妨碍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的,因为它直接导致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对此,有人认为应该依据社会网络的功能对之加以区分,比如,有些政府官员间的私人网络,是可能造成腐败的基础之一,这不应该被看成社会资本.但这种理解也并不确切,比如,上述所说的这种网络既可以成为腐败

的组织基础,也可以是行政协调的人格化机制；官员与群众之间的私人联系,既可能成为行贿受贿的通道,也可以是政治整合的有效方式.总之,社会网络的正功能与反功能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这个悖论的出现其实源于对社会网络的不全面理解.戴文米切尔在１９９７年对纷繁的网络概念作了一个整合,提出社会网络其实有四个要素：结构、资源、规则和动态要素.与普特南的理解相比,他特别强调了资源要素,认为在分析网络时,一定要与分析网络上流动的是什么结合起来.将资源因素结合进来有助于将具有反功能的网络流动从社会资本中清除出去.因为,资源的法律和道德性质是可以加以清晰界定的,并且其性质比较稳定.以引发腐败的一些官员间网络为例,这种网络很难说是什么性质,但其中流动的资源的性质还是较容易界定的.这就为明确社会资本的社会福利内涵提供了重要的思路.这个思路指示我们,社会网络究竟能否发挥正面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政治体制能否阻止社会资源被非法配置.

从功能角度的理解出发,社会资本于社会整体福利的关系也是相当混杂的.事实上这样的理解带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社会资本究竟是什么.在社会系统中,具有维系社会诚信功能的社会结构、制度关联和文化因素是极为复杂的.究竟诚信这种社会资本是如何形成的,社会资本的载体除了社会网络还有哪些,这都难以界定.所以,社会资本对于推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意义也不明确.

进一步说,从这种理解出发来理解社会整体福利的实现也会遇到一个悖论.我们且抛开社会诚信的文化原由不谈,先就实现社会诚信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关联来展开讨论.与社会诚信有关的制度关联是相当复杂的,为分析方便我们仅仅确认社会法治化对社会诚信的推动作用,并且将这里的社会结构狭义地理解为社会网络.他们分别代表着推进社会诚信的体制化进路和人格化进路.我们看到的一个经验事实是,在发达国家,他们的法治化和社会诚信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但社会网络却未必发达.所以普特南才会慨叹美国社会资本的下降.虽然反命题并不成立,也就是说社会网络发达的地区社会诚信水平未必低,但是,我们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发达国家的现状代表了人类社会的未来,因此,社会诚信水平高与社会网络是否发达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当然,在功能化的理解思路中社会网络并不是社会资本的唯一载体,但这里的分析说明,普特南定义中的后三个名词“信任、规范和网络”未必是很稳定的搭档,或者说,第二类理解存在一种内在的张力和冲突.

从更大的背景来看,社会诚信的体制化进路和人格化进路的此消彼长,其实是滕尼斯所描述的机械整合向有机整合的转变,或者是哈贝马斯所分析的社会整合对系统整合的逐步僭越.虽然他们的表达方式不同,但意思差不多.他们的理论指出了社会资本演进的一个大方向,这是我们讨论社会资本与社会整体福利关系的时间维度,因为在宏观社会系统中,社会资本其实是机械整合或者社会整合的功能载体之一.

但是,这样的时间之矢决不指示着社会网络及其所承载的社会整合功能将完全被社会法治和等制度关联取代,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的意义在将来似乎不可能被完全否定,但我们在讨论社会资本和社会整体福利之间的关系时担心的也不是这一点,我们关注的是社会资本能否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进步释放出更可观的能量.以中国的政治发展为例,我们一向将以社会网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作为中国政治整合的重要支柱,这种理念渗透在“密切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样的路线方针中.是否能够继续发挥社会资本在中国政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这首先和党的建设有关,要坚持和贯彻群众路线.其次要能体认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尽管人类社会进步的轨迹存在共性,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决定了人际关联相对于制度关联的意义肯定会高于同时期的西方社会.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高估社会资本对社会整体福利进步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正视人际网络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意义.政治发展如此,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