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社会公共政策体系,消除社会不平等

无论采取何种社会理论,都会承认社会差异和分化是任何社会都存在的常态.20世纪社会理论发展中出现了一种冲突功能主义的理论.该理论认为,社会差别产生的阶级之间的冲突对于社会发展而言是有积极功能的.因为合理的差别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人是往高处走的,没有差别的社会会使人们失去上进的积极性,社会就会停滞不前.冲突功能理论对20世纪的国际社会进步有相当的解释力,但是同时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怎么样的差别才是合理的社会又是如何来实现这种合理的差别这里我认为首先需要就“差别”、“不平等”、“公平”这三个在中文语义中有歧义和含义交叉的概念进行理论上的区别.

社会差别(social differentiation),也称社会“分化”,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社会特征找出任何社会里存在的分化现象,包括收入、职业、性别、年龄、籍贯、种族、宗教信仰等.而社会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y)则更多的是对社会分化的合理性所做的主观判断.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不同的群体对于分化的正当性判断是有差别的,对差别的认同和“不平等”的容忍度也是各不相同的.在一些社会里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差别,而在另一个社会里可能被认为是不平等.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则是一个具有法理意义上的“平等”,这是一个权威判断或各方协商的政治过程.我们面对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出现的各种社会分化现象,简单的否定或视而不见都是不对的,更重要的是进一步分析这些分化有没有造成不平等和违背社会公正的共识,并采取积极的社会行动,保证合理差别的功能,消除社会不平等感.

社会主义是消除社会差别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倡导的是公共性原则,所以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反对差别和分化的.但是20世纪的整个国际社会主义的实践告诉我们,实现消灭三大差别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是一个漫长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化进步的过程,其间涉及到对“不平等”和“公正”不断地进行主观判断和包括武力(战争)解决在内的政治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对待不平等和社会公正方面走出了理想主义的误区,转向现实.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发展目标,就是实事求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中国经济开始全面融入全球系统.这就意味着13亿中国人口,正在成为世界劳动力市场和消费者市场中的一部分.中国的社会分化程度和对“不平等”与“公正”的判断,同样会受到世界标准和全人类诉求的影响.

市场化改革与转型30多年来,中国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经济持续高位增长,人民大众的生活得到普遍改善.统计表明,中国的贫困人口数字从改革开放至今总共减少了90%,但是差别也在扩大: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和财富基尼系数在不断上升,并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随着国门打开,各种思潮的涌入和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和公众对分化与不平等的看法也逐步成熟,迫切需要我们通过各种公共政策来实现对“不平等”的判断和治理.

社会政策本质上是现代国家对不平等结构的治理,是国家以立法和行政干预为主要途径所制定的一系列以解决社会问题、保证社会安全、改进社会环境、增进社会福利为主要目的的行为准则、措施、法令、条例的统称.社会政策的关注面是“社会”与“公众”,大体有三个层面,都和不平等与公平有关:第一是结果公平的层面,体现为就业政策、收入政策、社会救助政策等.我们不要以为就业和收入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其实它更是社会政策的内容.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根本,收入和救助都和社会分化与不平等紧密相关.如何确立合理的经济分配和全社会分享的比重是需要社会政策来调节的.第二是资源公平分配的层面,体现为基本的公共资源,如基础教育、医疗和公共卫生、住房,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社会保障等资源的配置和利用.这些涉及人口再生产和人力资本投入的部分往往是市场很难作为的领域,需要公共政策来关注.公共资源的缺失或配置不当不但无助于缩小差别,更会带来新的社会不平等.第三是社会关系平等的层面,就是直接对人群关系进行调节的社会政策.这是对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和权利义务进行调整,包括性别、年龄、种族、城乡流动人口等.比如关于计划生育和应对老龄化、妇女和性别平等、保护未成年人和青少年政策,关于残障人士和外来人口的社会政策等.

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是“精算”的福利国家制度.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以后,社会也面临转型.处于转型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不仅有来自市场自发机制的作用,也会受到计划配置资源的再分配行政权力的影响.因为再分配权力本身是一个科层制的不平等结构,它是下级服从上级的.所以一旦缺少决策的程序很容易造成新的不平等.而且,来自计划体系下的我国转型政府依然掌握大量国有资本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比如我国政府依然是土地收益的直接获益者.因此,我国各级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社会公共政策时难免会受到市场逻辑的影响,一旦缺乏有效监督,极易滋长官僚主义和寻租推诿的社会恶果.

我们需要认识到,科学的发展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一个综合的状态:是经济增长、社会发育、政治、精神文明的整体协调进步.社会政策调节的目标要符合整体进步.所以社会政策不仅是承载器,也是加速器.不要认为社会政策对不平等结构的调节是在消耗经济资源,其实它是在更好地利用资源来实现发展的终极意义,并为可持续发展接续力量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社会政策可以消除社会不平等、解决社会问题,从而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发展环境、增进社会福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均十分关注社会政策对发展的积极作用,倡导发展型的社会政策,而不是躺在社会政策的“便车”上坐享其成.我们需要进一步强调公民社会的社会责任.国际经验表明,最好的社会政策应当是公众参与、促使公众承担责任、使人人得到发展的政策.因此,建立起我国发展型的社会政策体系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这个体系需要从社会主义的公共性原则出发,承认差距与分化的合理存在,建立公共怎么写作系统和资源共享系统,平等分享机会,鼓励积极上进,关注整个决策的过程,关注政策执行的过程与结果,关注政策的评估和对发展的真实意义,培养有责任心的公民和负责任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