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社会空间系抗争而来

笑蜀先生最近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一篇文章《看见台湾,看见大陆》,谈到新公动的意义.他的主要论证是：“抗争要有依托,依托就是社会等鼓励抗争的浩然正气固然重要,但创造抗争的条件即社会基础更重要.”

他认为,台湾“有个好社会.而好社会最重要的秘诀在于自治.地方是自治的,社区是自治的,大学是自治的.”

然而,笑蜀先生对台湾的“好社会”的出现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系可能有所误解,而这不只是历史问题判断的不同,也涉及我们对于抗争与社会基础的理论性认识.

简单说,笑蜀所看到台湾的“好社会”,乃是社会抗争的结果,而不是抗争的先决条件.在化之前,台湾不存在著文中提及的“地方自治、社区自治、大学自治”.事实上,战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建立了一个非常严密的社会控制体系,对社会的穿透性与意识形态控制都很强大.在地方与社区,主要是国民党笼络的地方派系掌握了政治经济资源的分配,建立起一套利益交换的“侍从主义”体系,巩固其威权统治.因此,在转型开始的八零年代后期,民间也同时启动社区改造,以试图把社区的公共领域从地方寡头中抢夺回来,并且重建社区意识.即使到了九零年代中期,台湾的形式架构逐渐确立之后,地方政治依然是金权横行,因此仍有人也主张要建立化2.0,亦即在形式之外,持续改造地方政治.

在威权时代,这个控制体系在与政府有关的机构如大学和庞大的国有企业,则有党的穿透和操控,大学几乎是党国体制的禁脔,所以到1973年还有“台大哲学系事件”──自由派的教师被集体整肃.因此所谓“大学自治”,乃是八零年代社会运动与运动的目标.

在八零年代,是许多民间领域争取脱离于政府的自主性,但到了九零年代,则更多地开始转向强调建立公共领域,而不只是强调社会和政府的二元对立.至于许多大陆人强调台湾社会良好的公民素质与公民文化,也更多是化之后的成果,强化了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笑蜀的文中提到,镇压雷震组党时,因为民间没有任何像样的反抗,所以容易镇压；到了7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腾飞和战后新生代出现,才产生了强大的中产阶级,成为反对运动的后盾.这似乎意味着社会基础不成熟的抗争是无效的.

但是历史事实可能未必是如此.中研院学者吴乃德研究五零年代《自由中国》到中国党的运动,发现在1960年雷震被逮捕之后的三个多月,台湾举行地方选举,和雷震一起筹备中国党的主要领导人如许世贤、高玉树、李万居等人组成“全国助选团”,结果该次选举,非国民党籍当选比例达到37.4%,“成绩远超于后来的党外运动”,可见当时反国民党的势力至少有和八零年代一样的社会基础,但是因为雷震被逮捕,他们却不敢继续组党行动,自我瓦解势力.但是七零年代新生始的党外运动,虽然在1979年遭到美丽岛事件的镇压,他们却继续组织,不断前进──即使他们的得票率可能并未超过前一世代的运动者.吴乃德认为,关键不是社会基础,而是“参与者的意志”,决定了后来执政者是否开放（当然两个运动还有许多其他条件的差异）.

回到笑蜀的主要命题,社会抗争的条件与基础当然重要,但未必是推动转型的必要前提.关键的是,抗争行动与抗争条件不应该被视为二分,而是动态关系：推动公民社会的壮大,必然也就是一种社会抗争,反过来,社会抗争也必然就是壮大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