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书院教育家与社会教化

摘 要 ：宋代书院教育家始终谨抱济苍生、安黎元的磊落襟怀,不管是书院讲学,还是外出为官,甚或闲居乡野,都不遗余力地推行社会教化.他们通过劝学、劝农、劝俗等各项社会教化事业的推行,在达成儒者兼善天下理想的同时,也推动着宋代社会教化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关 键 词 ：宋代　书院教育家　社会教化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03-0215-01

宋代书院教育家十分重视社会教化的推行,他们或通过自身的经历和际遇来劝民向学,或通过为官发布劝谕文来劝事农桑,或通过著书立说来劝教化俗.

一　劝学教化

有宋一代,文教倡望,民风向学,这与宋代劝学之风浓烈息息相关.宋之前,士人通过读书达成出相入将的理想是缺乏现实的社会基础的.然而从宋始,士人自身获益的体验与的提倡,以及“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社会现实和平民士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仕途理想遥相呼应,如春雨入土,滋润并助长着世世代代的庶民与士大夫的光荣与梦想,而这种光荣与梦想,又不断地激励着他们的进取心,促成宋代儒者甚众,学风炽烈的社会局面.

宋初重臣、著名学者范仲淹曾说过“夫善国者,莫先育才；育才之方,莫先劝学”,他用实际行动为宋代士人作出了榜样.范仲淹“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立志要“读天下书,穷天下事,以为天下之用”,并于23岁时佩剑“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范仲淹勤奋向学.“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终有所成.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仲淹终于登进士第,高中后他不忘作诗劝诫乡里“长白一寒儒,登荣二纪余.百花春满路,二麦雨随车.鼓吹迎前道,烟霞指旧庐.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范仲淹正是以自身的求学经历和立志向学的实际行动,对广大民众和儒林士子进行劝学教化,进而引领一朝之士风,开创一代之学风,为宋代的社会教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足为一代儒者风范.

二　劝农教化

宋代书院人热衷于劝农事业,由来已久,北宋时期的范仲淹,在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任上,守边的同时不忘经营农事,劝励兵士耒农积极营田务农,以固国本.他鉴于庆阳人好稼穑,勤本业,民醇不讼,士笃悫有文礼,重丧祭尚文举,有先民之遗风,遂作劝农诗加以称颂：“烹葵剥枣古年丰,莫管时殊俗自同：大守劝农农勉听,从今自愿调豳风.”所谓豳风,就是姬周部族在庆阳从事农耕时形成的重农之风.范仲淹借此以劝励当地百姓发扬祖辈遗风,勤于农事,把先王之风在庆州继续发扬光大.

很多宋代书院教育家在外为官期间都撰有《劝农文》或《劝谕文》等,对所辖区域内的耒民不遗余力地进行宣教感召,以纯风俗,敦教化,勤民力,务农事.南宋书院教育家朱熹为官期间,每至一处都颁有劝谕文告,如淳熙七年(1180)颁有《劝农文》、《劝谕筑埂岸》、《申谕耕桑榜》,绍熙元年(1190)颁有《漳州晓谕祠膀》等.真德秀为官地方时也写有大量的劝谕文,如《潭州谕俗文》等.这些劝农措施的实施,对当地农业的发展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完善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　劝俗教化

风俗教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颇受推崇,早在先秦,人们就认识到了风俗的巨大力量：“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宋代也十分重视风俗教化,宋初著名的改革家王安石曾说：“安利之要不在于它,在乎正风俗而已.故风俗之变,迁染民志,关之盛衰,不可不慎也.”《资治通鉴》中也指出“风俗,天下之大事也.”可见宋人对讽劝风俗重要性的认识.

南宋著名书院教育家陆九渊认为,作为地方长官的循吏应该尽己所能来推动所任职之地的社会教化事业,关注平民的疾苦,关注当地风教的更化,所以他说：“郡县守令,民之师帅,承流宣化,其职任一也,而令尤亲于民.”陆九渊抱着“无不可化”的社会教化理想,以民众的事业为重,以复明仁爱之心为念,关心民众诉讼,崇教化易风俗,每逢“朔望及暇日,诣学讲诲诸生”,荆门原有“上元设斋醮黄堂”以“为民祈福”的陋俗,他在正月十五日上元节这一天,聚集吏民,大讲《尚书洪范》敛福锡民一章,“发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告诫民众靠自己修心养性,发掘自己为善的本能与潜力,幸福即可源源而来,不必费事设斋醮黄堂.听众茅塞顿开,感激涕零,陋俗废止.陆九渊平易近人、触动人心的传教讲道,使得众人感激涕零,足见象山先生传道演讲之动情,布施教化之真切.

宋代书院教育家在为官期间,撰写发布劝喻文来推动社会风俗教化的改善者众多.例如《晦庵集》载朱熹所作《劝农文》,除劝励农户课事农桑外,他还十分注意百姓德行的教化对当地风俗改变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教化人心上留意颇多.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在《再守泉州劝农文》中,开宗明义告知乡人“今所望于父老者,劝化乡里后生子弟,各为善人、各修本业而己.”将谨身、节用之道行之于文,告谕乡里父老.此外还有许多日常行为细节,诸如斗殴、饮酒、等等的劝诫,都可谓缘时而发,在当地收到了很好的劝俗效果.

总之,宋代书院教育家能够把改善社会风尚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来推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禀承一代儒者始终坚持的社会教化理想,化导民众弃恶从替,坚信随着地方风俗的改善,社会必然能出现“父诫其予,兄勉其弟,莫不群趋于善,而为不善之归”的现象,达到“人心日厚,民俗日淳,讼日少,而刑日清”的太平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