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困境的社会结构因素

摘 要：俄罗斯的困境与其社会结构有一定关联.在转型早期,社会阶层结构属于哑铃型,中间阶层数量有限,国家权力成为寡头谋利的工具.在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之后,中产阶层人数有所增长,但由于俄罗斯复杂的民族结构使铁腕政治成为必要,市民社会力量薄弱,以权力精英控制的国家主义话语权不断被强化.中产阶层成为现有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对腐败反感,但更担心制度变化威胁自身利益,未能发挥引领市民社会发展和监督政府的作用.

关 键 词 ：俄罗斯,困境,社会结构因素,中产阶层

中图分类号：D5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5-0052-02

一个良性的制度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腐败,但与腐败相关的,不仅是制度,社会结构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以俄罗斯为例,在经历了巨大的政治变革之后,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现代政治体制,但俄罗斯的腐败问题仍然比较严重.从透明国际的数据来看,近十年,俄罗斯的清廉指数呈现下滑趋势,1997年,俄罗斯的腐败情况在全球排名为49位,到2013年时,已经发展到第127位[1].

关于俄罗斯困境的成因,很多学者展开了探讨.其中有文化的原因,俄罗斯人对腐败既憎恨又艳羡,对腐败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2].有权力架构的原因,三权中司法权力最弱,法院判决往往不是基于事实和法律,而是出于政治考虑或受手握大权人士的影响[3].有体制的原因,俄罗斯监督和惩戒机制缺失[4].除了上述因素之外,独特的社会结构状况也是造成俄罗斯腐败问题比较严重的因素.

一、腐败与社会结构的关联

腐败的本质就是权力发生异化,偏离公共性.为了保证权力的公共性,西方社会采取权力分割和制衡机制、政党竞争机制、公民参与机制、纠错机制等.但这些机制发挥作用是有一定社会条件的,其逻辑发展往往是“经济发展――中产阶层登场――市民社会形成（化的原动力）”[5].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的发展,造就了一批中产阶层,他们主要是工商业者,在经济地位上优越于下层劳动群众,但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却低于封建权贵阶层.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以及自由、公平交换的市场行动,这些中产阶层逐渐形成独立人格、自由的意识,自己要求决定自己的行为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正是由于中产阶层意识的觉醒以及力量的壮大,他们主导形成了市民社会,掀起了城市自治运动.随着中产阶层阶级意识的成熟,他们联合下层民众进行社会政治运动.可以说,中产阶层主导的市民社会成为西方社会权力社会化的必要条件之一.

俄罗斯虽然复制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制度,但其不具备西方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的力量显得比较薄弱,中产阶层还不成熟,不能以组织化的力量进行政治参与,国家权力要么被寡头控制,要么被少数政治权威操纵,腐败也就在所难免.

二、俄罗斯腐败的社会结构分析

1.叶利钦时期腐败与社会结构

在叶利钦执政时代,随着自由化改革的推行,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国家权力被弱化,失去对经济的控制权.而且地方行政长官实行直选,这削弱了对地方的政治控制.同时在私有化浪潮中形成一批新贵阶层,他们利用政治权利侵占大量国有财产,其典型代表――寡头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新闻媒介,掌控着话语权.

在国家权力弱化的同时,那些寡头凭借较强的经济实力以及对社会舆论的控制,开始直接参与政治,1996年的总统大选生动地再现了寡头参政中的乱象.大选前,叶利钦的支持率不及俄共候选人久加诺夫.受自身利益驱使,这些新富权贵阶层一致支持叶氏,为其提供金钱资助,包装叶利钦并丑化其竞争对手,结果叶利钦胜出.为了回报这些寡头的支持,叶利钦重用他们,将这些寡头吸纳进权力体系.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社会一旦缺乏一个中间力量,社会内部呈现两极对峙状态：一端是富人阶层,一端是穷人阶层,两端处于敌对和仇视状态,要么形成代表富人利益的寡头政体,要么形成代表穷人的平民政体,这两种政体都是非正义的.只有当社会形成庞大的中间阶层,并且由他们掌权,才能形成正义的社会.按照亚氏的理论,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形成的原因之一便是社会缺乏中间力量.

事实情况也确实如此,叶利钦执政时代,俄罗斯的社会结构主要呈现两极分化状态.在自由化改革之前,财富的分配由行政职务决定,其后主要转向市场分配.那些能适应新环境的群体能得到新的机会,而那些依赖于旧体制的中产阶层,其位置显著下降.再加上严重的经济衰退,国家财力不足,社会底层人数猛烈增加.

在叶利钦执政时代的俄罗斯,中产阶层不能像近代西方社会的中产阶层那样发挥引领现代潮流的作用,在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对比中,中产阶层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富人阶层绑架了权力,将其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

2.普京时代的腐败和社会结构

普京与叶利钦时代最大的不同,就是秉持国家主导的社会控制模式,加强权力建设,遏制地方势力,打击寡头,恢复国家权威.但普京也借此机会不断加强个人的权力,培植自己的势力.权力由叶利钦时代异化为经济精英的工具转变为政治权威的工具,政治腐败主要在于以政治精英为首的国家权力过大,市民社会力量薄弱,两者力量处于失衡状态.

普京上台后,不断加强国家权力建设.第一,削弱地方力量.首先通过立法严禁地方制定税法,控制地方政府的财力,另外通过行政改革,在全国设立七大联邦区,以强力为依托,每个行政区由总统选派人选,处理与地方的关系.第二,打击寡头势力.普京上台后,对那些为所欲为的寡头进行严厉打击,让其被迫流亡国外或投入监狱,这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寡头与政府逐渐达成一种默契：寡头只要不参与政治,就可以安心赚钱.第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权力,实行“可控制”市场经济.在电力、天然气、石油、燃料等自然垄断部门实行国家独资或国家控股,对公共部门如铁路、港口实行国家掌控,俄罗斯还专门组建了国家公司.第四,加强国家对新闻媒体的控制.通过对寡头的打击,强制接管寡头手中的媒体集团和电台.为了保证国家的信息安全,通过立法使外资在传媒企业中的份额不超过50%.舆论控制权重新回到国家手中,这有利于统一思想,引导舆论. 普京在加强国家权力的同时,也不断地将国家权力向自己手中集中.他培育的“统一俄罗斯党”被西方学界称为“政权党”,在杜马中属于第一大党,占绝对优势,几乎能够控制议会.利用政权党,普京多次修改宪法、法律.普京实现权力的集中,得益于西罗维基和圣彼得堡帮.西罗维基是忠于普京、以前克格勃成员为主体的政治团体.普京靠这些昔日的同行控制着国家强力部门,圣彼得帮以地缘为纽带,是普京的同乡、校友、同仁,他们帮助普京控制了克里姆林宫.

普京让“自己人”占据要位,便于自己控制,相互之间形成一种恩庇关系.他们忠诚于普京,普京则给他们提供政治、经济上的资源.普京上任后,加大对强力部门的支持,增加预算,交付管理国家公司的重要责任.这些集团控制了强力部门,在普京的支持下,成为俄罗斯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足.

普京在加强国家权力建设的同时,市民社会的力量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两者之间的力量失衡.他上台后,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中间部分明显扩大,但中产阶层不能联合起来,缺乏独立的中间组织对社会进行整合.

中间组织或民间组织是市民社会的主体力量和对话的平台,是市民社会发展状态的核心指标.虽然俄罗斯的NGO组织数量有很大增长,但组织的民众基础比较薄弱,人数有少,人们对组织的信任度普遍较低.另外,俄罗斯的社会组织缺乏独立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防止西方势力影响,政府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监督和控制,限制市民社会的自主性.独立的媒体是市民社会重要的交流和表达的平台,但在普京的“强国理念”之下,媒体的控制权由寡头之手转向国家,政府主导舆论,使市民社会丧失了话语权.

加强国家权力建构的同时,也就降低了社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市民社会力量弱小,与国家力量不对称,对国家权力不能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这为政治权威垄断权力提供了必要条件.

在叶利钦执政时期国家权力与富人联合有客观基础,经济转型刚刚起步,社会财富没有显著增长,以中产阶层作为主要构成要素的市民社会还处在萌芽阶段.但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的经济飞速发展,中产阶层崛起,却发挥着“稳定器”的作用,其原因之一在于俄罗斯的社会民族结构.

普京时代,培育了大量的新中产阶层,可以说,是前者缔造了后者.作为其中的受益者――中产阶层是先富起来的人,正是由于权威系统的保障,他们脱离了下层社会,过上比较舒适安逸的生活.如果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力减弱,将给中产阶层带来更多恐惧.俄罗斯是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权力予以整合,否则会丧失国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俄罗斯复杂的民族问题使中产阶层惧怕承担分裂国家精神的责任,不得不采取比较保守的政治姿态或选择与权力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