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创办始末

1958年9月,各国和工人党合办的理论性和报道性刊物《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问世,至今已过去整整半个世纪.这个杂志是国际共运史上罕见的、用数十种文字出版发行的世界性刊物,于1990年停刊,存在了将近32年.1990年6月最后一期杂志“致读者”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的变化,世界的新条件,东欧国家发生的急剧的、不同涵义的进程,出现的包括物质上和技术上的困难,已使本杂志继续出版实际上成为不可能了.”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创刊会议于1958年3月在当年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亦即后来编辑部所在地）举行,由王稼祥、刘宁一、赵毅敏同志组成的代表团与会.同年6月,候补委员、中联部副部长赵毅敏作为代表前往布拉格常驻,担任编委.同年9月,我被选调去编辑部,在赵老领导下从事翻译和调研工作,至1962年底奉命撤回,历时4年多.这里,根据史料和我个人的经历,对杂志初创阶段的情况,作一简要记述.

一、杂志是怎么办起来的?

二战后,欧洲9国工人党情报局曾出版过机关报《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该刊于1947年11月创办, 1956年4月随着情报局结束活动而停刊.此后不久,苏联便筹划一个范围更广泛的、由世界各国和工人党合办的刊物.

1956年12月17日,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致函主席,提出苏共办杂志的设想.信中说：“《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停刊之后,各国和工人党之间进行了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刊物的商谈.出席中国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各国和工人党的代表,曾经表示赞同以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名义出版杂志.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在目前情况下,如果要以苏联研究所的名义出版这种理论刊物来阐述和深入研究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独立问题,就会使那种一国党决定其他兄弟党的路线的断言有所借口.”赫鲁晓夫在信中强调当时更加需要有一份各国和工人党的理论刊物,说这是巩固相互间关系的“灵活的形式”,可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团结起重要作用.信中明确提出要以一批国家的名义出版为适宜,表示希望与苏共一起参加建议名称为《在和平和社会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出版工作.

为了答复赫鲁晓夫,中联部为起草了意见.“意见”首先认为,鉴于目前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各国的革命斗争发展极其错综复杂,各国和工人党对当前共产主义运动问题又有着相当深刻的分歧,特别是《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的经验表明,不可能负担起推动各国革命运动的作用,相反的,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还发生了重大的政治错误,因此在目前状况下,创办一个各国共同发刊的政治性理论性刊物,来推动各国运动,并为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斗争,实际上将是做不好的,甚至依然可以重复情报局刊物的错误.“意见”同时提出,鉴于苏共坚持要办这个刊物,有若干兄弟党表示同意,而其他兄弟党也可能赞成,或者虽然不同意但又不表示反对,特别在目前情况下更需要中苏两党的团结的时刻,如果苏共不同意我党不创办这个刊物的建议,那么我们就只好同意创办.“意见”还对刊物应遵循的原则、办刊方针以及编委会的权限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想法.

1957年1月和11月,赫鲁晓夫先后同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的周恩来同志和出席和工人党莫斯科代表会议的同志面谈了出版国际杂志的问题.周恩来表示,现在联合起来办有困难.有的执政党不一定会参加.社论和主要文章都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就是一致了,也可能是不痛不痒的.刊登各种文章结果各种思想都会出现,没有好处.周恩来还指出,我们党研究过,认为过去的《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报纸的成绩不大.如果要办,建议由苏联主办,各兄弟党可提供稿件.如需要翻译人员,这个问题好解决.赫鲁晓夫听了这些意见之后,仍坚持最好是各国党的代表参加办,集体负责,并强调说是兄弟党都认为要办一个杂志.时隔几天,周恩来在会谈中再次表示,和苏联共同出版不适宜,建议还是苏联主办,几种文字出版.至于说别的政党可能联系到是不是一个党出版指导其他国家的刊物,“一提出问题就联想过去”,这证明我们兄弟党之间是需要相互信任的,中国有一句话叫“惊弓之鸟”什么都害怕,所以,对兄弟党更要注意.周恩来这番话实际上挑明,各党对苏共的大党主义作风是心有余悸的,要苏共注意.

1957年11月,赫鲁晓夫又同谈各党合办杂志的问题,再次表示希望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致的立场”.问他：是否确实有必要办一个刊物?有许提出过这种希望吗?赫鲁晓夫说兄弟党对苏共的“压力很大”.指出,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他国家情况很难,批评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上的文章都是一般性的,这个刊物并没有起什么作用.和周恩来的上述谈话表明,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我们党不赞成办国际刊物.但是,为了照顾同苏共的团结,又说,如果确有必要办这个刊物,我们并不是坚决反对；如果需要我们一同办刊物,我们可以派人.

于是,1958年1月31日,由赫鲁晓夫签署,苏共正式致函.信中称,在莫斯科会议上表示过希望创办杂志的党,在经过必要的协商和准备之后,将着手进行,希望“不要再拖太久”.信中还讲到杂志的名称、性质、纲领、任务和工作方法.其中有的内容一开始便引起我们警惕.例如,尽管赫鲁晓夫在信中称杂志不是指令性的,但又说,这不排除杂志将提供篇幅去阐述那些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则范围内反映个别党立场分歧的观点,这种立场则是这些党根据本国的条件和具体情况所确定的,而“编辑委员会将对杂志上进行的讨论作出总结,并根据各国党的经验确定统一的观点”.这里所说的“作出总结”,显然流露苏共的大党主义,会引起一系列严重后果.

我们党对参加杂志的工作心存疑虑,是基于对国际共运教训和苏共作风的了解.

二、杂志的创刊及其基本任务

1958年3月7日至8日,创刊会议在布拉格召开.奥地利、阿根廷、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英国、匈牙利、越南、德国、印度、意大利、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芬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等19个国家的和工人党派代表参加.代表团由书记处书记、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率领.苏共代表团团长是苏共主席团委员、 书记库西宁.代表团6日途经莫斯科时,曾与苏共代表团会谈,向苏方表达了这样一些想法：在创办初期,最好不要在杂志上开展争论；关于兄弟党的错误,最好不要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应该采取内部商谈的办法.我方还针对苏方起草的决议草案中规定在编委会下设立书记处（由主编、副主编和秘书长组成）,有以书记处代替编委会集权的倾向,并且有让我方担任副主编的意图,提出不设书记处和副主编的主张. 7日代表团抵布拉格后,苏共代表团在会前又与我党代表团交换意见,并告我方,拟由苏共担任主编,中、捷、法、意四党担任副主编,秘书长亦由苏共担任.为开好会议,我方表示：杂志编委会不能规定某一个党有否决权；编委会对各党寄来的任何材料都不能删改,有分歧意见时应该请参加编委会的所有党的共同协商解决,而不是提交有不同意见的编委的该党独自解决,否则是实际上赋予某一个党以否决权.这样就有使编委会陷于瘫痪的危险.编委会不可集权太大,抛开各党,否则编委会也不好工作.至于设立副主编,我方再次婉拒,苏方表示不同意中国党不担任副主编,但既然有此决定,他们无权反对.结果,设立副主编和书记处的计划被打消.

在7日下午开始的创刊会议大会上,不出所料,各党代表发言激烈,普遍反对杂志是一个站在各党之上的发号施令的刊物,认为应该是一个报道性质的刊物；反对编委会具有很大权力和总结争论的职能,认为各党的争论只能由有关党的协商解决.会议接受我党代表团的意见,有争议的问题先在决议起草委员会上解决,决议草就之后再开大会.我代表团在起草决议过程中,表示尊重各党代表的意见,建议苏共代表团删去关于“编委会有权总结争论”的说法,并将刊物的性质加上“报道性”一词.后来大会决议将草案中的“争论”改为“同志式交换意见”,将“总结”一词改为编辑部对讨论的问题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会上还作了口头解释,说明这里所说的交换意见不涉及各党的路线和政策问题,而是指投稿的文章而言.

创刊会议最后确定,杂志是各国和工人党的理论性和报道性月刊,定名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大会通过了苏、中、保、英、匈、民德、法、意、波、罗、捷11个党的代表担任编委,由苏共任主编,并为拉丁美洲的党和印度党各保留一个编委席位.还决定,为研究和解决杂志的工作问题,编委会可视需要大约一年召开一次理事会,由参加出版杂志的党派代表团参加.

经过对草案的讨论修改,创刊会议规定了杂志的基本任务：（1）在总结现代国际发展、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最重要过程的基础上,宣传并进一步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问题.（2）就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问题交换意见；介绍各国和工人党在争取和平和社会主义、在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和各种资产阶级思想表现的斗争中的工作经验；研究现阶段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和策略问题.（3）从理论上研究各个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阐明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与个别国家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经验；研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政治和文化合作问题.（4）加强工人运动队伍中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一切爱好和平和力量的团结.（5）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6）争取国际工人运动的行动统一,促进和社会党之间的接触和合作的发展,帮助各国克服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改良主义观点.（7）研究现阶段反帝民族解放运动问题,研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前途问题.

决议还强调指出,杂志不应成为发号施令的刊物.在决定发表那些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并且代表出版杂志各党立场的材料时,如果在编委委员之间发生原则性分歧,那么是否发表的问题应当同有关各党委员会协商解决.拟在杂志上发表的那些反映某党观点的有关该国的材料,未得到有关党委员会或它在编委会的代表的同意,编委会无权修改.

这个决议没有公开发表.从内容看,我们党关于办杂志的许多建设性意见,经过努力,终于得到认同.从总体上说,编辑部是通力协作的；但也要承认,从杂志开始工作之日起,便出现了解决种种矛盾和分歧的过程.至苏共二十二大之后,情况便更加复杂化了.

三、编委会工作中的分歧和我们的对策

杂志第一期出来之后,编辑部的同志们异常兴奋.来自各党的代表都比较注意团结共事.大家对主编鲁缅采夫是尊重的,鲁本人对各党代表也还客客气气.但是,当问题涉及对稿件内容的看法,特别是如何对待代表一些党的观点的文章时,麻烦就多了.在此举几个例子加以说明：

例一,1959年5月,在中国编委缺席的情况下,杂志刊登了意大利作者斯巴诺的文章《世界和平运动的若干问题》,其中含有对英共的批评.7月英共执委主席波立特给杂志主编写信,指责杂志未经英共同意便发表批评英共的文章是破坏杂志所依据的重要原则,要求尽快刊登英共组织写的一篇驳斥斯巴诺的文章.编委会在讨论波立特来信时,赵毅敏指出,英共答复斯巴诺的文章无论发表与否,编委会都必须向英共承认错误,因为这显然是违反创刊会议所规定的原则的；编委今后必须引以为戒,切实遵守创刊会议的各项规定.结果,杂志派人向英共道歉,并商请英共将回答斯巴诺的文章的一些措辞加以修改后,在杂志上发表.

例二,1959年初,伊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提纲,要拿到编辑部组织讨论.赵毅敏指出,编委会不应当讨论一个党的文件.当时鲁缅采夫主编搪塞说,那只是伊共一篇文章的提纲.编委会开会时,发现仍是伊共党的文件.各党编委都同意赵毅敏的看法,认为不应讨论和修改兄弟党文件.这时主编才接受意见.

例三,1959年初,编委会讨论保加利亚作者《论关于社会主义国际分工和世界社会主义市场问题》的文章,引起捷共编委的强烈反对.原因是包括捷、保在内的一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互助合作和分工问题上,特别是共同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赵毅敏建议,文章可遵照1958年5月莫斯科经互会会议协议精神,写共同一致的东西；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在刊物上争论是不相宜的,并指出如果展开争论,编辑部也无权做出任何结论.这个意见得到了编委会的采纳.

此外,编委会在反对修正主义、和平共处、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党的关系等问题上,都有过争论.其中对南斯拉夫的看法,在发表我党关于人民公社问题决议时的意见分歧,等等,也都有我们自己的教训.

赵毅敏同志处理工作中的矛盾和分歧时,遵循了国内既定的方针,同时也善于将原则性和灵活性巧妙结合.前面提到,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访苏时,中联部曾就办国际杂志问题准备了系统的意见.这个意见后来加以补充,于1958年9月形成了中联部向提出并经批准的一份报告.其中的一些见解和主张是很精辟的.例如：（1）由编委会撰写的社论一般都是有关国际共同性的问题,它又代表各党编委的集体意见,因而易于使兄弟党误认为这种社论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性意见,加之现在各国党对于若干问题的看法不尽一致（编委会在讨论第一期发刊词时,就发生过争论）,为了避免把这种社论变成强加在各国党之上的指导性意见,减少编委内部的争论,编委会今后应尽量少写甚至不撰写社论.（2） 今后编委会对各国党负责同志送来的文章应该采取这样的做法：如果文章是讨论他们本国问题的,不论其是否符合编委会的口味,应予以照登.如果是谈论国际共同性问题的,只有当它违背12国莫斯科宣言的原则时,编委会才有必要向作者提出修改意见,请作者考虑修改.但必须注意两点：第一,对于各党最高负责同志如第一书记提意见时,应该极其慎重,如无特殊必要最好不提；第二,提意见后,如作者不愿采纳,则该文仍可予以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