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反思

［摘 要］ 1958年提出的总路线,使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发生严重失误,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刘少奇事后对此进行反省：对于高指标,他提出做计划要留有余地；对于高速度,他提出要符合国情,做到可持续发展；不但要鼓足干劲,还要重视技术革新；不但要多快,更要好省,把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放在首位；对于当时媒体对主观能动性的片面强调所造成的人们思想的混乱,他也给予了批评与澄清.刘少奇对经济上“左”的指导方针的反省,成为探索中国建设道路的宝贵历史经验.

［关 键 词 ］ 刘少奇 社会主义建设 总路线 经验教训

1958年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经济建设上的“左”倾错误泛滥,相继引发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严重挫折.作为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对总路线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检讨.刘少奇对总路线的反省反映了他对中国经济建设道路的艰难探索,至今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刘少奇对总路线的提出负有一定责任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两个月后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这个总路线,使其成为全党的意志.从字面上看,“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指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争取经济建设的更快发展.“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则是指从数量和质量上,速度与效益上统筹兼顾,全面地进行建设.但实际上,超出这些字面涵义,它所着重强调的只是“多”和“快”,其核心是高速度,《人民日报》在1958年6月21日《力争高速度》的社论中,明确指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从提出总路线的初衷,到后来总路线的实践,实际上也是一直围绕着“多”和“快”而展开的.正是在总路线高速度灵魂的指导下,引发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经济建设走上了曲折的发展道路.

毋庸讳言,刘少奇作为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对总路线的提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在此前,对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刘少奇曾与的认识有所不同：自50年代中期后,主张提高国民经济的数量指标以加速经济建设,刘少奇则倾向于把工业建设速度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之上以保持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在成都会议上,刘少奇曾表示自己“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1］（P420）,自己原来在经济发展上“所设想的与主席所设想的是有距离的”,并检讨自己以前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可能速度问题,我的脑子中也有些问题,觉得快点慢点都行,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方针问题”［2］(P331-332).可是后来在一再批判“反冒进”与右倾保守的背景下,刘少奇从多次违心的自我批评到为高昂的政治热情氛围所鼓舞,同党内大多数同志一样,真诚地接受了大干快上的观点,他在1957年12月代表公开宣布了中国15年左右要在钢铁等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后来,他甚至乐观地估计超过英国不再用15年,只需七八年即可完成.正是在这种极度盲目的情绪中,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热情地全面论述了倡导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使其获得大会全体通过.

总路线的历史实践表明,由于它片面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一味追求“多”和“快”,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这种经济工作指导方针的严重失误,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左”倾错误泛滥,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失调,人民生活普遍下降,造成严重后果.这些都迫使刘少奇的头脑冷静下来,对总路线以及它在实践中所带来的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

二、刘少奇对高指标和高速度的重新审视

刘少奇对总路线的反省是从经济上盲目追求高指标和高速度这个总路线的灵魂和核心这一关键问题开始的.

当时对高指标的追求在工业上主要表现为对钢产量的定位.1957年的钢产量指标为535万吨,1958年在总路线精神指导下,已把钢产量指标翻一番,定为1070万吨,结果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压力,1959年又把钢产量指标提高到1800万吨.这时,已经逐渐冷静下来的刘少奇开始以审慎的态度去看待这些指标.在1959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同意陈云提出的把1959年钢材指标降低为900万吨的意见,认为指标定高了,做不到反而泄气.他把“指标一定要订低一些,做计划一定要留有余地”做为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出发点,在1959年所写的《经济建设工作中若干经验总结》一文就明确指出：“1958年大跃进之后,1959年计划应该订低一点,留有余地,较为主动.”［1］(P475)后来他在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又一次指出：“看来去年由1840万吨钢增加到2040万吨,是犯了错误的.今年制定计划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1］(P501) 在以后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工作中,刘少奇对由于追求高指标对国民经济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因此一直给予高度警惕.1962年5月,他在主持工作会议时又一次严肃指出：“以后计划要这样定：计划定低一点,在执行中超过计划；按短线来平衡,不是按长线来平衡,而且要留有余地,以便在执行中间超过计划.‘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这个高指标的尾巴,一直还没有割掉,今年要把这个尾巴割掉才好.”［3］(P444)不但将高指标与“左”倾错误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对这种错误倾向的切肤之痛溢于言表.

对于高速度,刘少奇主要是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发展的角度给予分析评判,强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并力图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合适速度这一难题.他在1959年庐山会议的发言中讲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要在鼓足干劲的条件下,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生产.高速度发展,这是从总的形势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能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程度的大跃进,还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1］(P458-459)那么,经济发展的速度到底应该多快?他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还很不够.在1959年11月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讨论中,他坦诚地承认“社会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速度到底多大?既要高速度,又要不断,不是短期而是长期,这一问题我们也没有解决.”[4](P400)他提出的经济要“长期”、“不断”发展,实际上也就是现在我们所强调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时至今日这仍然是经常困扰我们的一个两难问题.到1961年,他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原则性答案,即速度的快慢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他在当年2月接见外宾时谈到：“1958年时,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搞得很快,一快,各方面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这当然就产生了困难.但这使我们有可能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知道该怎么办,使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比较正确、比较完备的办法.这种办法既不是很快,也不是很慢,而是适当,适合中国的具体条件.”［1］(P505-506)基于以上认识,他在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代表所做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和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是1958年以来发生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之一.

对高指标追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鼓舞群众的干劲.当时许多人认为,如果国民经济的指标定得低,就不能鼓舞人民群众的干劲,指标定高一点,才能鼓舞士气,似乎指标越高,人民群众的干劲就越大,二者成正比例发展.在这种高指示即等于高干劲的思维模式下,上下浮夸成风,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而这一切在“鼓足干劲”的借口下又理直气壮和冠冕堂皇.对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刘少奇表示了不同意见,在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他就提出指标和干劲有关系,但是两回事,低了不一定泄气,高指标不一定鼓劲.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讲话中又进一步对指标的高低和人民群众干劲大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我看,指标和干劲有一点关系,但是不能这样说：指标的高低,同人民群众干劲的大小成正比例.据我看,指标对于人民群众的干劲不起决定作用.在最近几年中,有过这样的情形：在指标比较低的情况下,人民的干劲起来了.有几次,指标很高,人民的干劲反而落下来了,因为达不到这样高的指标.所以指标应该适当,应该符合实际可能.适当的指标,经过努力,可以完成,还可以超过一点,这样,群众的干劲就会起来,而且能够长期保持.”［4］(P495)

除了总路线的灵魂和核心,刘少奇还对总路线本身进行了思索.

对于“鼓足干劲”,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刘少奇未有异义,但他对在这个口号下所掩盖的对劳动力的浪费,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把人民群众的干劲鼓起来并不是很困难的,问题是在群众的干劲鼓起来以后,要使用得当,不要浪费,要把群众的干劲长期保持下来,这是不容易的.他曾专门强调“只要一百人干的事情,决不要二百人去干”［4］(P496),在这里他虽然没有具体所指,但对当时那种“黑夜当白天,月亮当太阳”,全民上阵,昼夜苦干的大嗡大轰的作法不赞同的意向是很明显的.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指出：“这几年不节省群众的干劲,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并认为“最近几年我们取得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在人民群众的干劲发动起来后,如何节省地使用群众的干劲,如何经常保持群众的充足干劲,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好好学习.”［4］(P496)

他不但提出要节省群众的干劲以保护群众的劳动积极性,而且进一步提出,对于群众的劳动热情要加以正确的引导,把人们的劳动同提高技术水平联系在一起,把群众的干劲引向技术革新的方向.1959年1月他在接见外宾时就提出：“现在很多人有了很高的劳动热情,但是也要有一个限度,难道可以永远这样发挥吗?当然,人力是有限的,重要的是技术革新.”［1］(P446)如果说,在这里他只是开始巧妙地把劳动热情同技术革新相联系,指出了鼓足干劲的发展方向,那么在此后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学习讨论中,他站在经济学的角度对此进行的数字化分析则更具理性化：“鼓足干劲,但人的干劲是有个限度的.一个人每天工作八小时,最多十小时,三亿多劳力,也不过二十四亿到三十亿小时,再多了就不行.单纯增加劳动强度,这是有限度的,提高技术是无限度的.鼓足干劲要与提高技术密切联系,鼓足干劲之后,技术革新就是重要问题了.”［4］(P387)他甚至进一步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对那种只强调延长劳动时间和人海战术的“大干苦干”的作法提出了直接的批评,认为那是一种落后的办法：“增加人,加班加点,增加劳动强度,是落后的办法,不是节约劳动时间,而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4］(P401)

对于“多快好省”在实际中只突出了多和快,而忽视了好和省的问题,刘少奇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这四个方面是互相促进和互相制约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不能片面强调快是所谓的中心环节,否则的话,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在他看来,应该“既要多、快,又要好、省；既要数量,又要质量；既要照顾需要,又要根据可能的条件；既要高速度,又要按比例；既要从当前的实际出发,又要有长远打算.正确地处理这些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关系,就是实事求是.只有这样,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否则,‘欲速则不达’”.［4］(P469)在1961年3月广州工作会议上,刘少奇针对当时只讲速度、数量,不讲效益、质量的普遍状况,强调“多快好省就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甚至进一步提出今后应当“数量不跃进,质量要跃进”［4］(P418) ,力图扭转这种不良局面.“数量不跃进”实际是指“多、快”这一方面要有所放慢,适当稳定下来,“质量要跃进”则是指大幅度提升“好、省”方面的作用,使其超过数量（多、快）而据以更重要的地位,这和现在提出的经济发展要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的战略决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质都是要把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放在首要位置.在“七千人大会”讲话中,刘少奇对执行“多快好省”在实际中的片面性进行了总结和检讨：“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比如只注意多快,对于好省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只注意数量,对于品种、质量注意不够.多快好省本来是对的,但我们没有全部照着做,没有做好”,［4］(P486-487)并认为这是近年经济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之一.

三、刘少奇对片面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分析与批评

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下,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把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称之为“唯条件论”加以批判,报纸上甚至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刮浮夸风,造成人们思想混乱,唯心主义盛行,对经济上的“左”倾错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刘少奇对于这些思想理论上的片面和错误的观点,认真加以分析并给予严肃的批评,以澄清人们的思想,清除不良影响.

他对“唯条件论”加以分析,不同意《人民日报》把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称之为“条件论”或“唯条件论”,认为报纸上的这些宣传是不正确的,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不能把重视客观条件的观点同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混淆在一起去加以批判.他进一步认为,条件可以分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二者都是办事情的基本前提,缺一不可,不能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或反对另一方面,所以,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固然不对,但完全抛开客观环境,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唯意志论也同样不对.他还特别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只有在客观条件下才能发挥其作用的观点.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得到充分表达：“那种完全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客观主义是错误的,但是不能反对重视条件,不能反对重视客观条件.要做好一切事情,都必须有一定的条件.要有客观的条件,还要有主观的条件.必要的客观条件和必要的主观条件,都成熟了,都具备了,问题才能解决,事情才能办好等我们认为,主观能动性在符合客观规律的条件下,是能够发挥伟大的作用的.”［4］(P491-492)把发挥主观能动性限制在客观规律的范围之内,澄清了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糊涂认识.

对由于批判“唯条件论”这种理论上的失误所带来的普及性的副产品――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口号,刘少奇也甚为敏感.他认为这种看似颇能鼓动人心的“豪言壮语”,实际上是完全脱离了客观物质条件而随意凭空发挥人的能动性的唯心主义论调.他在1959年2月听取石油工业部的汇报时就指出：“政治鼓动不是生产力,只是解放生产力.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好像人的‘胆’就是生产力,这是唯心的”.［1］(P449)这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口号因为其通俗易懂,加之曾为全国各地的报刊广为宣传,因此在群众中造成了广泛的不良影响.刘少奇认为对此必须给予严肃的批评和认真的清理.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他在首倡清理当时的几个不正确的口号时,把这个口号放在了需要取消的首位：“有一个口号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4］(P491)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批评这个口号,可以看出他对这类口号的反感以及急于清除其不良影响的迫切心情.

理论宣传上的失误,在实践中表现为严重虚报产量的浮夸现象,上行下效,一时成风,俗称放“卫星”,有的称亩产粮食已达万斤,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造成了严重危害.刘少奇对此坚决反对并多次给予批评.1958年11月,他在浙江视察工作时就指出,虚报浮夸当然不好,有些地方一下子摸不准是难免的,但是故意检测报就不好,现在许多地方的产量都要打折扣,并认为这是干部作风问题,对于这种作风要批评,“要反对说检测话,要反对这种虚报浮夸的作风,要踏实一点.”［1］(P443)对于报刊宣传对浮夸风的推波助澜,刘少奇也给予了严肃的批评教育.1961年5月,他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1］(P518),对报纸上宣传的高指标,放“卫星”等错误给予严厉批评,要求记者和编辑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以后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一切都要实事求是,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刘少奇还不可能完全意识到在批判“反冒进”基础上产生的总路线,是根本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必然在实践上对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危害.因此,他认为1958年以来所犯的错误“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的过程中,在某些时候,发生了片面性.”［4］(P486)但另一方面,他在主持国民经济调整的工作中,对在总路线指导下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巨大危害和给人民群众带来的严重灾难切实了解以后,对自己上述论点又提出了某种程度的质疑,认为对总路线等问题,“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3］(P426)这实际上是委婉地对经济工作上“左”的指导方针提出了深刻的批评和检讨.现在,历史早已对此做出了公正的结论,刘少奇的探索与努力已成为宝贵的历史经验,供后人殷鉴.○

注 释：

［1］ 刘崇文等.刘少奇年谱（下卷）［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6.

［2］ 黄铮.刘少奇一生［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5.

［3］ 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 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文献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 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