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社会治理社会

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就是运用社会组织建设社会、治理社会的社会,是在党的领导下,运用社会组织和各种社会规范来进行社会治理的社会.社会规范已经成为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越来越重要的资源,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管理,就要综合运用包括法理、政治、道德、宗教的各种社会规范来实现社会治理；就要运用社会组织来进行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长效性.

《创新社会管理理论专刊》（以下简称《理论专刊》）：如何进行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是当前社会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您提出“让社会治理社会”这一概念,其出发点是什么?

邓伟志教授：第一,我感觉到我们现在的社会管理成本太高太高,单单这个维稳的“稳”字,我们花了多少钱?维稳的费用已经高于军费.有次在北京开会,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军事经济专家,我不认识他,他在发言时,批评维稳的费用高于军费之后,他还悄悄地给我讲了一句：我们现在忠实地执行着某某的“攘内必先安外”.这句话厉害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个人是什么人?一问便知他是官二代,是成员,人家敢讲,咱不敢讲.鉴于这样一个高成本,大家还知道,我们现在有好多维稳的名堂,诸如“维稳旅游”、“维稳大餐”、“维稳列车”等.我们的费用太高太高.这是第一个考虑.

第二个考虑的是我们的社会矛盾太多太多.这些矛盾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件,这是有统计的,从五万上升至七万再到九万、现超十万起了.件在逐渐上升.不但数量多,而且规模、强度和烈度都很大,有的已经动刀了.面对这样的严酷现实,我们怎么能不去关心我们的社会治理问题呢?

第三,我们在社会建设理论上有些偏向,不过现在已经开始有所纠正了.过去,我们重管理轻社会建设、社会事业,大有用社会管理代替社会建设的趋势,大有用社会管理代替社会怎么写作的趋势,大有用政府管理代替社会管理的趋势,所以,我们需要在理论上把这些问题讲清楚.社会建设是怎么提出来的?是“非典”提醒的我们.我国的汽车工业,当时仅仅是整机制造厂的就有170家,经济部门整顿之后降为110家,但没几年又膨胀了100多家.可见我们的汽车工业是非常繁荣的,但是,就在“非典”期间,却找不到一辆能够运送非典病人的车.因为非典病人的车不同于一般的救护车,不能因为救一个非典病人让驾驶员染病,也不能因为救一个非典病人让医护人员染病,所以,迫不得已到那时我们才匆忙地进口能够运送非典病人的车子,这件事情非常值得我们去反思.“非典”那会儿,我在北京听到温家宝的一个内部报告.他说：我们现在是经济建设的这条腿太长太长,社会建设这条腿太短太短.这时才提出了社会建设,大家知道,我们是从两个文明、三个文明,现在到四位一体.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理论专刊》：现在,社会管理成为了一个高频词,那么它与社会建设是什么关系,我们在讨论社会管理创新时存在哪些问题或偏向?

邓伟志教授：社会管理成为高频词,这对于提升社会管理科学化的水平是有益的.不过目前我们在讨论社会管理的时候存在的几种偏向也是令人焦虑的.第一,在讨论中,我们常常听到有用社会管理代替社会建设的倾向.事实上,我们要明确的是社会管理是“社会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离开全局去孤立地讨论局部,就会冲击其他局部,也不利于对全局的完整认识.

第二,在讨论中还有用社会管理代替社会怎么写作的倾向.怎么写作也是管理,而且是最好的管理.要强调寓管理于怎么写作之中.重管理难免要“轻怎么写作”.因此,有人建议,要弱化“管”字的下半部,要加大“务”字的下半部.

第三,是用行政管理代替社会管理.现在我们的监控技术连两个猫儿接吻都能录下来,可是,对群众心里的东西却很糊涂,或者是装糊涂.讲调解,本来应当是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三解联动”.可是有些人重司法、行政,轻民间调解.

第四,现在有很多人流露出“社会组织恐惧症”,散布“社会组织无用论”.按马恩的说法,在两大对立阶级基本消失后,应当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即社团.对社团,国家民政部有很多高见,可有的地方“不敢推行”.如果做不到人人都参加五、六个社团,就谈不上“有序”与“活力”.

第五,在讨论中还很少涉及社会规范的完整性.社会规范是社会建设（含社会管理）的准绳.法律是七、八类规范中之第一种,但不是唯一.法律不是万能的.规范还有社会政策、纪律、道德、宗教教规、风俗、乡规民约等.

第六,在讨论中很多人闭口不提“参与率”,有时讲参与率低时还有埋怨群众落后的情绪.实际上,参与率是衡量社会怎么写作、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的首要指标.参与率低决不是群众落后,是群众对我们无声的批评.只有当群众体会到“参与有用”、“参与有益”时就一定会积极参与.

第七,在讨论中很多人口头上讲从源头上抓起,实际上没抓源头.源头是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就是阶层、城乡、地区关系.结构决定功能.结构不合理,警力、辅警再怎么增加,把社会管理的成本再怎么提高,也是扬汤止沸.

第八,社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目的.社会发展决定经济发展的布局、构成和速度.建议就社会建设以及同社会建设相关的社会事业、社会规范、社会组织、社会管理、社会工作、社会怎么写作、社会保障、社会结构等展开讨论,在讨论中比较、鉴别,提高认识.

《理论专刊》：您认为应该如何有效地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

邓伟志教授：首先,运用社会规范来提升社会建设.运用完善的社会规范而不是单打一的社会规范来提升社会建设,要搞社会建设,要治理社会,要有规范,不是靠某个人的批示办的,也不是靠哪一个红头文件办的.我们也曾提过社会规范的问题,但是很多的讲法不尽完善.社会规范包括哪些?第一是法律,第二是公共政策,第三是纪律,第四是道德,第五是宗教的教规,第六是我们自己的乡规民约.也就是说,我们的社区或一个村、一个镇自己搞的乡规,把这些乡规民约全部摆起来,从中选择出更大范围内适用的社会规范.我们从一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开始走向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或基本健全的国家,法律能成为系列,这是好事情,但是不能搞法律万能论.美国被人家称为“好诉之国”,动不动就是诉讼,现在这个“好诉之国”也深切感到不能动不动就打官司.打官司成本太大,程序复杂,效率太慢.因为它一定要冷静地考虑,所以,我们要用各种规范来治理社会.再比如咱们的道德,道德比较抽象,道德比较软一些,不像法律那么硬,谁违反了法律,立即就可逮捕.道德不能强制执行.但是,道德是长效的,是进入灵魂深处的.至于宗教的教规,我们国家不是宗教大国,我们公布有两亿教徒,实际上两亿不止,还有许多领导干部偷偷摸摸地信教,我们不知道.谁信教,我们就可以用宗教的教规来治理、来规范,根据大量的调查,包括浦东、宝山、奉贤的调查,有神论者的犯罪率低于我们无神论者的犯罪率.再比方说乡规民约,云南有两个村相距几公里,一个村吸毒成风,一个村没有一个人吸毒的,那么没有吸毒的用的是什么办法管理的呢?很简单!他们规定：谁吸毒就停止他半年、一年、两年的祭祖资格,就是拜老祖宗的资格,就这样,谁也不敢吸毒了.当然这个规定在别处未必能起作用.有的地方不让他祭祖他还高兴呐!乡规有区域性,局限性,但是它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允许规范有不同层次,由低到高,不断提升.不适应群众的觉悟,唱高调,那谈不上收效.所以,我们一定要运用多种多样的社会规范来进行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