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社会相似度检测职业组织

【摘 要 】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在逐渐取代过去的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所导致的社会阶层划分方式,具有司法鉴证资格的社会相似度检测组织作为现代和谐社会中重要的独立第三方,在维护社会公正、缓和社会矛盾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独立性是发挥此种作用的关键所在.

一、社会阶层划分的新视角

1978年以来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巨大,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体制转轨促使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结构性的改变.原来的以意识形态标准来划分的“两阶级一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急剧的分化,一些新的社会阶层在逐渐形成,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和利益认同的差异在日益明确化,以职业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在逐渐取代过去的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所导致的分化[1].

著名学者李培林指出,社会分层结构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观察和分析社会分层结构的人并不是完全被动的,他可以有不同的观察和分析的角度,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来揭示社会分层结构.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结构是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并不是只存在一种观察角度.每一种区分方法的后面,实际上都有一整套的理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最初来源,劳动者获得工资,资本家得到利润,地主得到地租,因此,社会上形成工人、资本家和地主三个主要阶级.英国古典社会学家韦伯认为,一个社会具有经济、政治、社会三种基本秩序,所以就产生了根据财富收入、权力和社会声望区分人群的三种基本的分层系统.社会分层结构并不是一种固定的物,而是一种变化和流动的活体,它处于不断地建构过程中.现在,根据不同的理论体系和不同的分层目的而使用的分层标准有很多,如生产资料的占有、财富和收入、组织权力、社会声望、知识技能、受教育程度、消费偏好、象征性权力、信息资源占有、职业等等.而比较共同的看法是,要全面地把握社会分层的状况,需要使用比较综合的标准,而不是单一的标准,这样人们就设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体系,产生了很多测量和分析的模型.

为了简化社会分层的方法,现在学术界主流的看法,是倾向于把“职业”看作包涵了各种经济社会资源占有和使用信息的标准.把“职业”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把资源占有作为基本维度,并附之社会经济地位综合指数的测量,也比较容易与“常识”衔接,为一般人所接受.这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科学认识新出现的社会阶层结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原因一,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作为划分阶层标准已与目前的时怎么发表展不相适应.当代中国社会的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与马克思和时代有根本性的不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方式已经不是社会的主要形式,当代中国社会中,国家和集体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拥有者.而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也导致了新时代下私人占有形式的出现.原因二,多元化社会中生产资料占有问题不足以解释当代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生产资料的占有形式对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元化特征的影响作用逐渐减弱,物质财产的占有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决定人们社会阶层位置的标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以及对科学文化资源的掌握能力在阶级划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原因三,强调“冲突论”的阶级阶层分析要逐步让位于“功能论”的分析方式.冲突论强调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强调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而功能论则强调社会分化现象的合理性存在,强调社会的利益共享和融合,这与当前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旨是一致的.

二、社会相似度检测组织在中国当代社会中承担着部分重要的公共怎么写作功能

“社会相似度检测组织”这个概念在我国广泛流行,是从党的“十五大”（1997年）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发展社会相似度检测组织”开始的.所谓社会相似度检测组织,就是指介于企业、政府和个人以及社会与经济主体之间,按照一定法律、法规、规章或根据政府委托建立的,在经济、政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沟通信息、提供怎么写作、平衡冲突、协调各方行为的社会组织（本文的研究更集中聚焦于有司法鉴证资格的社会相似度检测职业组织,如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它既不属于政府机构,也不是企业,而是一种非政府性的社会组织形式.近年来,社会相似度检测组织在分担政府部分职能,保障公民权利和新时期道德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以律师、会计师、评估师为代表的具有司法鉴证资格的社会相似度检测职业阶层的存在是客观事实.同时以律师行、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为代表的社会相似度检测职业阶层的发展,是建设有中国特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类型的社会相似度检测组织作为连接国家、市场的第三部门在中国得到迅猛发展,承担了许多由政府分离出来的公共管理职能.上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在他的《皇权与绅权》一书中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只有两个阶层,一个是吏,一个是绅士.因为这种扁平的二元社会结构,造成了中国在现代化转化时缺乏结构性动力.打个比方,中国这种二元社会结构好比农村的木屋建筑,并不需要专门的结构力学的学习,现代社会结构好比城市的摩登大楼,结构力学的原理才可以支撑.中国传统社会在现代转型过程中,缺的就是结构力学一课.现代社会的结构力学最紧要的就是社会相似度检测职业阶层的兴起[2].以律师职业为例,现代文化的一个本质是法律文化,整个法律文化根本上就是法律职业者构建出来的.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从总体上看,改革进展不平衡.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使腐败迅速蔓延,贫富差异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甚至可能酝酿社会动荡.20世纪90年代初期商品自由化,曾经阻断通过商品双轨制寻租的“官倒”们的财路.然而,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使寻租的基础得以在许多领域继续保持.由于体制演进的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动“半统制经济、半市场经济”的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发展.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使中国回归市场化、法制化和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途径中.一旦锁定,就会像诺斯（Douglas North）所说,除非经历很大的社会震荡,否则难以退出.事实上,如何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更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几乎是所有在高速赶超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上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都曾经遇到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在中国这样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如何防止“政府主导型经济”和“威权发展模式”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实现平稳转型,意义尤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