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与社会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分析小说,曾经是一支影响巨大的流脉.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一传统一直被看做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主流.80年代以后,茅盾的文学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89年到1994年的几年间,有关评价甚至一度跌至最低谷.其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又开始缓慢回升.有关茅盾及其社会分析小说的评价问题,始终是一个既关系到现代文学秩序的建构,又关系到人们对中国革命及中国现代化的认识的复杂问题.本文的写作,意在立足新的时代高度,通过对茅盾社会分析小说评价的历史回顾,检讨新时期文学及其现实主义传统的得失,为新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 茅盾文学地位的浮沉与新时期文学思潮

纵观70余年来的茅盾研究,可以发现,有关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阐释评价,经历了一个从社会革命视角,到人性论视角,再到现代化视角的转换过程.80年代以来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重新评价,首先与社会生活的变化有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茅盾的名字一直都和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有关茅盾及其社会分析小说的评论,其着眼点也大都在其与革命文艺的关系.1933年《子夜》一出版,就被当做“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得到左翼批评界极高的赞誉,瞿秋白甚至将其与 “国货年”的说法联系在一起,认为“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地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国货年呢,恐怕除了做《子夜》的陪衬以外,丝毫也没有别的用处”（1）.吴组缃说：“中国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小说方面有两位杰出的作家.鲁迅在前,茅盾在后.等有人这样说‘中国之有茅盾,犹如美国之有辛克莱,世界之有俄国文学.’这话在《子夜》出版以后说,是没有什么毛病的.”（2）在一片叫好声中,虽然有韩侍桁发表在《现代》4卷1期的文章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3）,但很快就遭到左翼批评界尖锐的反击.针对韩侍桁的批评,冯雪峰、胡风均认为：“《子夜》自出版以来,引起了各种非常不同的评价等但正确的评价只有由革命普洛文学底运动过程上去观察才能够做到.”（4）而在半个世纪后的文学史家看来,也正是这部小说的出现“带来了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崛起”（5）.在瞿秋白看来,《子夜》的意义,主要在于：“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长篇小说等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6）在冯雪峰看来：“《子夜》不但证明了茅盾个人的努力,不但证明了这个富有中国十几年来的文学战斗的经验的作者已为普洛文学所获得；《子夜》并且是把鲁迅先驱地英勇地所开辟的中国现代的战斗的文学的路,现实主义的创作的路,接引到革命文学上来的‘里程碑’之一.”（7）1949年之后,《子夜》等作有关中国社会各阶层在革命过程中的遭遇描写,很大程度上曾被看做是中国革命史认识的一些重要内容.直到70年代末,“”结束,现代化成为新的时代主题,随着革命话语逐渐退出社会话语的中心,人们对民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命运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曾经为人们熟悉和崇敬的那个茅盾,才开始渐渐为现代化浪潮所挟裹的一代人所轻视和淡漠.按较传统的说法,“《子夜》通过对生活本身的深刻描绘和剖析,有力地回答了思想界提出的问题.主人公吴荪甫发展民族工业的失败,证实了‘中国已走资本主义道路’这类说法的虚妄”（8）.现在的看法则是,“说到底,吴荪甫的失败其实是一种悲剧性格的失败,是一个自命不凡,却又受时势拨弄的男人的失败,而不是什么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失败”（9）,“作为资本家典型的吴荪甫,其实他的失败并不能代表整个民族资产阶级在20世纪30年代的命运.因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整个30年代以及后来仍处于上升的阶段,战乱和动荡只是阻碍了它的发展,但没有从根本上摧毁过它的发展潜力.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而消亡是在1949年的革命成功之后.”（10）《农村三部曲》“展开的矛盾是传统农业经济在现代经济结构中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它要通过自我的现代化发展寻找新的出路,革命解决的是政权问题,并不意味着能够解决茅盾在小说中实际展开并真实具体地描写了的这个矛盾.他用革命掩盖了它,并造成了一种虚幻的光明感.读者在现象上不能不接受这个结尾,但在内在的感觉上却不能不拒绝它,从而产生一种缺失的感觉”（11）.从上面的说法,可以分明地看出,有关茅盾社会分析小说评价上的变化,反映的不仅是人们文学认识水平的提高,更折射着生活的变化带来的评价尺度的变化.80年代后对《子夜》等社会分析小说的批评,其锋芒首先都指向它们的“理念化”和“真实性”.这一切看上去似乎是一个艺术问题,其深层却牵连着时代的文化政治.对《子夜》等社会分析小说“理念化”的指责,其实也与对这些分析得出的结论的怀疑有关.即便是上述引文中说到的读者心理中的“拒绝”和“缺失”,同样也是一种80年代以后的感觉.

80年代以来对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批评,从一个特定的侧面折射了时代在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中所获得的解放与进步.在这一点上,人们认识的变化,又与新时期文学思想对于“阶级论”、“人性论”的重新认识有关.“阶级论”和“人性论”的对立,曾经是“左翼”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的一项重要分歧.革命胜利后,在持“阶级论”的左翼文艺思想得到全面肯定的同时,持“人性论”的自由主义文艺受到全面的清理.然而到80年代之后,随着阶级斗争思维的被放弃,文学认识中“阶级论”、“工具论”的影响逐渐消退,一直被当做批判对象的“人性论”,忽然获得了新的生机.文学思想中的这一变化,也反映在有关现代文学的评价上.80年代之前的现代文学研究,包括80年代一些“第二代学者”的研究,在评价茅盾和《子夜》时,肯定的多是他对时代重大主题的回应及其出色的社会分析能力,而对作品中那些较多涉及个人的因素（譬如颓废、）,多持回避的态度；樊骏说：“和那些远离实际生活,一味抒发个人心灵的作品相比,茅盾的创作显得格外厚实沉重,具有深刻的思想主题,更经得住反复咀嚼.在革命的年代里,这种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触及人们普遍关心的重大课题的作品,能够激发读者关于个人道路和民族前途的深入思考,并从中得出革命的结论,理所当然地受到更多的重视.”（12）80年代以后的新一代学者,则多贬低前者而更着意发掘其个人的、人性的一面.譬如有关吴荪甫形象的评价,除了极少的例外,在80年代之前,一直是建立在将其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典型”的认识基础上的,任何违背这一认识的看法,都可能被认为“在原则上包含了最大的歪曲”（13）.韩侍桁的文章将其看成“个人悲剧”,当即就遭到严厉批评（14）.80年代以后,随着评价的标准更转向人性的方面,韩的观点开始得到广泛的回应.王晓明说：“我对《子夜》读得越仔细,就越是不由自主地要把吴荪甫仅仅看做一个与我们相通的普通男子等”（15）在他看来：“从概念出发进行创作”的茅盾,之所以能获得“部分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作品对主人公“软弱心理的细致刻画”,和作者过去的情感经验在暗中发挥的作用.“茅盾对《子夜》基本情节的构思过程,就是他的艺术个性和情感记忆逐渐参与决策的过程.那个最初激起他创作冲动的抽象命题,一旦进入他实践这冲动的具体过程,就无法再维持那种至尊的地位.”（16）所有这些理解也罢,辩护也罢,全都指向一个相同的方向,那就是从“人性论”的角度使小说获得新的理解根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80年代对茅盾的贬低和对沈从文的重新发现,几乎发生在同一时期.而这两人正是现代文学中“左翼”与“自由主义”、“阶级论”和“人性论”的代表作家.80年代以后的茅盾评论,显然是在沿着一条张扬其人性色彩的道路前进.在这样情况下,就连韩侍桁当年批评过的许多东西,如“极浓厚的罗曼蒂克的色彩”、“的人物与性欲的场面”,也开始获得了新的理解.在蓝棣之眼中：“《子夜》里富于艺术魅力的篇章,依然是茅盾一向比较擅长的浮浪青年,时代女性,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都市特产交际花的描写等等.”（17）而当这种解读进一步融入现代化的视野,在陈思和看来：“《子夜》最有价值的地方,恰恰是茅盾用他特有的一种理想、浪漫和颓废,来描述了上海当时的环境和文化特征,成为一部左翼海派文学的代表作.”（19）

80年代以来对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重新评价,也与人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反思有关.如前所述,《子夜》一出版,就有权威评论者将其与革命文艺传统联系在一起论说.50年代以后,《子夜》所代表的传统,更被看做是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80年代,人们首先在那些从前认为真实反映了生活的当代经典,如《创业史》《金光大道》《上海的早晨》等作中,发现了过分理念化的东西,既而追本溯源,找到了茅盾的社会分析小说.在当时看来,通过对茅盾小说的批评,人们似乎可以为当代文学创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如主题先行,图解政治,重阶级、轻人性等,找到一种重新认识和拨正的途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前赞美于《子夜》的东西,现在几乎完全被颠倒过来,变成了未能克服的缺陷.从前认为真实反映生活的地方,如今发现不过是一种观念的推衍,从前备受称美的史诗性和阶级分析,如今看来,不过是某种乌托邦梦想和对某种权威观点的趋从附和.早在30年代,韩侍桁就曾对《子夜》的艺术性提出过一些相当尖锐的批评, 1957年,钱谷融在一篇谈人物分析的文章中也对茅盾小说中存在的概念化倾向提出过批评（19）.但这些意见在当年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到8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韩侍桁当年提出的观点几乎全都重新得到认同.带着一种“祛魅”的热忱,有学者宣称“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子夜》以其伟大的光芒照得我们眼花缭乱,使得我们忽略了对其文学水准进行客观判定.但是《子夜》的读者都有过很困惑的体验：这固然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是,《子夜》的相当多的篇幅可读性较差,缺乏艺术魅力”（20）.从瞿秋白、吴组缃到严家炎、樊骏,谈及茅盾,最为称道的就是作品社会生活的能力和科学分析的方法.吴组缃说：“茅盾之所以被人重视,最大原故是在他能抓住巨大的题目来反映当时的时代与社会.他能懂得我们这个时代,能懂得我们这个社会.他的最大特点便是在此.”（21）叶圣陶说茅盾“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写创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22）,朱自清论及《林家铺子》和《春蚕》《秋收》,也称许前者“真可算得‘严密的分析’”,后者“‘分析’得细”.（23）到80年代末,这种社会学视角和科学分析的方法恰恰成为人们批评得最多的东西.茅盾创作《子夜》《春蚕》时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搜集材料,从前曾被当做作家“深入生活”的成功例证,如今却被看做他“失败”的原因之一.朱自清论及《蚀》与《子夜》时说过的：“前一本是经验了人生而写的,这一本是为了写而去经验人生的”（24）,被或明或暗地反复引用,他的结论“我们的现代小说,正应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却被忽略了.曾为捷克学者普实克反驳的夏志清观点――茅盾写作《子夜》《秋收》等作时,以“共产主义的批评方法”“代替了自己的思想和看法”（25）,也获得了新的认同和表达（26）.在60年代研究者的眼中,《子夜》“成功的秘密”,还“主要地就在于作者能严格地遵循着一条结构艺术的基本规律：即根据主题的需要,根据中心人物性格发展逻辑,来安排各种人物事件,矛盾冲突和环境场面”（27）.在80年代末一些批评者眼里,有关的认识变成了：“《子夜》里体现伟大主题的章节都是比较枯燥无味的,等可读性较强的章节又都与主题关系不大.等《子夜》的伟大主题与其艺术魅力,二者表现为一种分离状态等因此,或许可以说,《子夜》是一部过于笨重的使人望而生畏的作品”,“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献,因而是一次不足为训的文学尝试”（28）.其实,赞美也罢,批评也罢,反映的终不过是对作品的不同阐释.像《子夜》这样的作品,能引起不断重读本身,就说明着它的复杂性和重要意义.

二、 现代化视域中的茅盾社会分析小说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问题成为新的时代话题,随着现实生活领域市场化、全球化、都市化趋势的再度凸显,有关评论又开始出现了新的特点.这一次,人们更多是将茅盾及其社会分析小说放在社会现代化的背景中来看.如果说80年代以前有关茅盾的评论,多表现出一种仰望与拥戴的热忱,十年代之交的评论,多表现出一种审视与解剖的严格的话,新世纪以来的评论,则更多了一种“了解之同情”.不可否认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解读,始终存在着视角局限.一些方面的过度阐释,造成的往往是对另外一些方面的否认与遮蔽.80年代以前的社会革命解读,固然遮蔽了其人性的一面；80年代以来的人性化解读,则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就是近年来从都市生活、经济发展角度进行的阐释,同样也可能出现问题.譬如说茅盾是“现代作家中唯一具有鲜明的产业意识、金融意识的作家”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但要说茅盾小说揭示出“资本家是中国现代社会新生的生产力的代表”,“褒扬工业文明、否定农耕文化是茅盾创作的基本价值倾向”（29）,则未免又落入了简单的政治判断.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使不同视角的阐释,相互补充而不相互排斥,以更全面、客观地揭示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复杂意义,至今仍是一个需要研究者不断努力的问题.

在我看来,茅盾社会分析小说仍然有着它的深刻性和现实启示性.但这深刻并不像许多阐释所说的那样,是从作品得出的结论,而是作品所展示的社会矛盾本身,以及其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的意义.说《子夜》证明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此路不通,究竟是文本的内在逻辑,还是只是一种从作者自述开始就广泛流传的过度阐释,至今仍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一部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意义,常常会溢出作者的本意.说《子夜》要回答的是一些与社会革命有关的问题,并不妨碍它最终触及的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长远意义的东西.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写到工业化、都市化、全球化、市场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改造和冲击的作家,在《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社会分析小说中,他的笔触广泛涉及诸如全球化时代的产业发展、资本运作、市场争夺等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触及了伴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和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困局.中国社会其后的发展尽管相当曲折,但茅盾小说中描写过的许多东西,像股市风云、企业兼并、劳资矛盾、城乡差异、小资生活,农村经济的凋敝等,均具有超出1930年代的意义.这在今天的读者,已不难理解.90年代末,笔者曾写过一篇题为“在市场经济时代重读子夜”文章,指出：“任何一个在90年代重读《子夜》的人,都不难发现吴荪甫所面临的问题与当前中国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之间的某种相似之处.中国在近代工业文明进程中的落后地位,注定了它的发展必然要面对外来资本的压力；中国长期的封建官僚主义传统,又决定了它的经济发展必然要受到落后的、腐败的政治权力的滋扰.中国的经济要获得发展,必须克服来自这两个方面的困难.同时,解决好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问题.如何转化压力为动力,并使政治权力的影响和社会情势朝着有利于发展的方向转变,就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成败的关键.”（30）文章发表时删去了标题中的定语,发表后也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然而近十年过去,文中提到的问题的某些具体方面虽然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但在一些方面却变得更加突出和尖锐.关于这一切,这里或许已无须再谈.

茅盾社会分析小说深刻性的另一面――也许是当下更值得注意的一面,在它所反映的随着传统生活秩序的解体,社会在道德及信仰领域所发生的危机.现代化过程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当然不会只在政治、经济的层面,它最终也会深入到道德、宗教、、美学等生存意识领域,而这同样也会对现实的社会秩序变化产生出一连串连锁效应.在这一点上,《子夜》的描写,同样有许多值得回味的东西.更多的不说,仅就人物性格而言,吴老太爷的松脆,赵伯韬的腐化,吴荪甫的“铁腕”,屠维岳的阴险,杜竹斋的背叛,冯云卿的无耻,林佩瑶的感伤,林、范博文们的虚浮,仔细分析就都可牵连起一系列与现代化有关的信仰、道德、宗教、、甚至美学问题.80年代末,为了说明作为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子夜》在“真实性”上的可疑,蓝棣之先生曾举冯云卿教女儿演美人计一节为例,分四步论证其“不是现实主义,只能是个讽刺故事”,所举四条理由,看上去全都是常情常理,譬如其四云“冯家还是个诗礼传家的家庭,怎么如此伤风败俗”（31）.然而“常情常理”之为“常情常理”,就在于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传统生活之下稳固的价值信念和道德秩序,而《子夜》所写的,却恰恰是这些价值和信念从根本上发生动摇的时代.《子夜》的开头,范博文说“老太爷在乡下已经是‘古老的僵尸’”,一到“现代大都市的上海,自然立刻就要‘风化’”,“我已经看见五千年老僵尸的旧中国也已经在新时代的暴风雨中间很快的很快的在那里风化了!”（32）传达的正是这样一种认识.从这种观点看,所谓冯云卿的伤风败俗,反映的恰恰是传统秩序在新的生活现实中的溃败和破灭.而赵伯韬的腐化,则从另一方向说明着,在这个“礼崩乐坏”的时代,金钱支撑下的人欲,是怎样地贪婪和无所不用其极.至于吴荪甫的“铁腕”,屠维岳的阴险,杜竹斋的背叛,更是从不同的方面,活画出了资本主义生活中的经济关系是在怎样决定着一个人的性格、行为,怎样解构着传统生活的亲情.

对于“农村三部曲”,以及30年代作家笔下频频出现的“丰收成灾”故事,以往人们或从帝国主义侵略,或从阶级压迫、阶级剥削的角度去解释,而很少意识到在这一切之后,其实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个全球化、市场化的时代正在来临.随着它的来临,传统的中国社会也无法再像从前那样存在下去.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的崩解,不仅会给农民的生活带来无法抵御的现实影响,而且会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秩序和道德危机.茅盾30年代社会分析小说的一项重要贡献,就是写出了中国社会在面临现代化时所经历这种深刻的信仰和危机.像人们通常认为的一样,《春蚕》中的老通宝,是茅盾塑造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这是一个传统生活中的农民,和鲁迅笔下的阿Q不同的是,他的身上并无一丝游民习气.在养蚕、种稻等一系列的劳动中,老通宝遵循的始终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人生观念,将生活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勤苦的劳动上,就是在他对“蚕花娘娘”的信仰和对“小陈老爷”的信赖里,也包含着长期稳定的农村生活培植起来的对自然和社会的感恩之心――这些在启蒙者看来属于“愚昧”和“奴性”的东西,其实正是传统生活的根基.王晓明认为《春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对老通宝心理的刻画,认为作品对“他对洋货的那种不可理喻的仇视,那大病一场后跨出家门时的陌生感,都写得相当逼真”（33）,同时又对“这些描写和那个表现30年代农村破产的主题”有多大关系表示怀疑,在他看来,“在农村,像老通宝这样偏狭守旧的老人从来就很多的,不管遇上哪个动荡的时代,他们都会睁大一双惶惑的眼睛”（34）.然而,不论过去如何表述,今天的人们都不难认出,老通宝所遇到的问题,其实正是一个全球化、市场化的问题.由此来看,他“对洋货的那种不可理喻的仇视”,表现的或许正是一个全球化、市场化时代的到来,给原本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它所激起的心理反应；而“那大病一场后跨出家门时的陌生感”,也恰恰说明着他这一回遇上的并非随便哪个“动荡的时代”,而是传统生活及其都不得不接受根本性的挑战的20世纪.决定着一个社会稳定的,固然有多种因素,社会的价值观、道德观虽然算不得最基础的东西,但它的动摇,同样也会危及社会现实的秩序.从多多头的铤而走险,人们不难看出,一个失去了稳定的价值观、人生观（勤劳致富）支撑的社会,将会出现一种怎样的局面.人们常常批评,由于缺少生活经验,在有关农民的描写上,茅盾的表现不能给人一种充分“真实”的感觉.然而,即便我们承认《秋收》《残冬》中有关农民反抗行为的描写,大半出自想象,“大多散乱粗糙”（35）,也不能漠视它所传达出的那一种社会信息：随着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的解体、传统生活信念的动摇,如不能合理地调整社会结构,有效地解决与人们的生存及信念有关的问题,社会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场深刻的动荡.就此而言,《农村三部曲》的有关描写,或许至今还没有完全失去它的积极意义.

三、有关新时期文学的反思及茅盾小说的启示意义

茅盾社会分析小说的评价是一个文学史问题,但就其牵涉到的评价尺度而言,却始终围绕着80年代以来文学价值的一些基本观念.这些观念不仅决定了茅盾文学地位的浮沉,而且也影响着新时期文学的实际发展.80年代的研究者,曾经把茅盾当做一面镜子,借以检讨当代文学的得失.我们或许也可以借着对它的反思,对80年代以来文学价值的一些核心观念,如现实主义、“写真实”、“文学是人学”、“纯文学”、现代主义,以及在其影响下的文学发展本身,作一番认真的思考.

让我们先看看新时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新时期文学的“复兴”,从观念上讲,可以说发端于对“十七年文学中”两个屡受批判的命题――“写真实”和“文学是人学”的重新肯定.在80年代,“写真实”曾经一度被看做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文学创作中“写真实”的恢复,曾经给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带来今天难以想象的活力.然而,事情的另一面是,这种对“写真实”的强调又常常和对作家主观能力的限定联系在一起.这是80年代茅盾批判的一个深层背景,也是制约着新时期文学取得更大成就的一个原因.从伤痕文学起步的新时期中国小说写作,一开始便沿着一条更注重真实的道路前进.但从“伤痕”到“反思”的社会小说,就其批判对象而言其实都在历史领域――即便是当代史也罢.80年代农村生活小说,对新的社会现实和人生体验的描写,确曾达到一个颇能令人注目的高度.《乡场上》《陈奂生上城》《人生》《哦,香雪》《鸡窝洼人家》《古船》《浮躁》《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令人记忆深刻的小说,从不同层面对改革带给农村生活,尤其是农民生活观念、生活方式以及道德变化的描写,曾经颇具深度,也颇能激动人心.然而,这些小说对农村生活变化的描写,同样主要体现在对其冲破旧体制、旧观念的艰辛与欣喜的描摹上.而对从根本上决定着他们未来命运的更大现实,即面临不断推进的工业化、市场化、都市化趋势,农村经济和农村生活最终的处境,几乎并没有充分的自觉.虽然其中一些作品也写到了城市对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的吸引,写到了他们为“进城”付出的道德和生活代价,但仍无力将农村生活在现代化过程中的根本困窘触探到底.而随着90年代之后社会生活和一代作家的远离乡土,这类小说本身也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活力.新时期文学中较早、也较多触及现实领域复杂的发展问题的,是所谓“改革文学”.按通常的说法,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一个突破性贡献,就是刻画了乔光朴这样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拓者”形象.现在看起来,蒋子龙的这个“乔厂长”,无论其办事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的气度,还是振兴民族经济的梦想,都很像是一个新时代版的“吴荪甫”.然而,就小说所表现的经济意识而言,小说所完成的从根本上说来还不过是对新时期改革意识形态的一种拥护而已.其后《祸起萧墙》《沉重的翅膀》《新星》一类的作品,真正的意义也在对一种新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关 键 词 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维护上.所有这些作品,对现代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特别是茅盾业已深谙其事的“市场”问题,均显得相当无知,以致每到作品最后,问题的解决往往还是落在作者熟悉的政治及道德领域.一旦改革的现实发展,超出了作者的生活经验、想象及政治承受力,“改革文学”便不得不不了了之.

新时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再一次引人注目,是在80年代至90年代之交的“新写实”小说之中.今天看来,这类小说在写出社会转型期人们普遍面临的精神迷惘,揭示普通人生活现状,正视新的生活经验和新的社会现实方面,确实取得了相当成就.然而,众所周知的是,这类小说除了表达迷惘,很少能够给人一种积极的感觉.在我看来,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区别,并不在其吸收了多少现代主义的表现元素,而在其对“典型化”的态度.传统现实主义从一种真理的符合论出发,要求文学作品对生活做出典型化的概括,要求作家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而在这种典型化的要求中,实际隐含的是对生活现象进行本质概括的企图.新写实小说的一大特点,正是回避对生活做出本质判断,回避对现象进行理性的和分析.而他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也存在着社会生活背景和文学思想上的双重原因.一方面,社会生活的真实走向（市场化）与国家体制（计划经济）的间隙,使社会普遍陷入迷惘,也使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判断能力；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对当代现实主义传统的有意疏离,也使他们不再有从事理性分析的意愿.从这一点上说,新写实小说是最反“子夜模式”的小说.从积极的方面看,面对变化中的生活现实,新写实小说通过对“典型化”的放弃,事实上是以回到现象真实的方式,远离了当代文学以对未来的高调期许美化现实的惯例；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在他们放弃这一切的同时,也一并放弃了对生活现象进行独立的前瞻的分析、的努力,使得这些小说看上去除了令人灰心丧气,很难给人一种较为积极的人生动力.90年代的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虽然恢复了对生活的积极态度,然而这些作品的致命缺陷,却仍然在对生活,尤其是生活的方向,缺少一种足够理性的把握能力,因而从根本上缺乏批判现实的勇气.譬如《分享艰难》的结尾,作者为克服改革中的困难,让为富不仁者与被侮辱被损害者一起“分享艰难”的描写,就是明显的一例.与之相似,新世纪以来的败小说、农民工文学,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表现上,揭示了生活的不少矛盾,但作家的思想常常在对生活的感受和国家意识形态之间徘徊,对于新的生活现实,既缺少独立分析、独立判断,又缺少必要的社会科学知识,因而,即便是在茅盾的小说中,已经得到过较为深入的反映的一些问题,如资本运作、劳资矛盾等,到当代小说中,其认识往往不进反退,以致我们在当代文学中至今还看不到一部能够超越《子夜》的,真正直面中国现代化进程复杂性的小说.

回顾80年代以来文学的发展,可以发现,现实主义在追求“写真实”的同时,一直存在着对作家主观能力,包括社会分析能力、批判能力的限定,其原因或许就与人们对50年代至70年代小说以及茅盾所代表的社会分析小说传统的反思、批判有关.对“理念化”的警惕,某种程度上使文学远离了意识形态依附（这在新写实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同时也使它减弱了介入现实的力度.在我看来,现实主义的真义,不仅在“写真实”,而且在作者对所谓“真实”的描写应具有其思想指向.“写真实”固然是现实主义的灵魂,但要判定什么是“真实”,却始终有赖于作者对生活现象的体认――直觉的感悟和理性的分析,而作者之所以做出这样或那样的体认,也不只出于认识的兴趣,而更牵连到他对现实的态度.从文学史看,尽管流行的文学理论已然为我们抽象出一个不带定语的“现实主义”概念,但真实存在的现实主义却从来都是具体的,对“现实”有所意欲的――或“批判”或“革命”,或“用社会主义思想改造教育人民”,要之都不仅仅是展示生活现象而已.一部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切入“现实”的深浅,其实也与这种主体的态度密切相关.就此而言,新时期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一直有其软弱的一面.1936年,在一次和茅盾本人的谈话中,增田涉曾特别提及《子夜》的力度问题,认为“作者很有魄力,不能说深刻,但广泛注意到社会现实各方面的现实问题.作者对这些问题是用了功夫加以揉合的.总的来说,《子夜》沿着时代和历史的方向来写,写得大胆,有层次,表现了作者的能力,或者说是粗犷的‘蛮力’.这种豪宕的作风,虽然并不流畅,甚而处处透出牵强的（或者说是拙劣的）咯吱咯吱的辗轧声,但作者视野宽广,以时代为整体作了细致的描绘,表现出大陆式的膂力”（36）.为增田涉所称美的这种力度,也是我们近些年的文学中所罕见的.80年代以来的文学并不缺少“力”的宣泄,从《你别无选择》中森森追求的“妈的力度”,到莫言、余华的小说,以及80年代中期充满“匪气”的影视,我们似乎随处都可看到文学对于自然和生命的这种“蛮力”的表现,然而,一到社会现实领域,这种“蛮力”似乎就会消失干净.一涉及“社会现实各方面的现实问题”,一涉及有关大众生活福祉的现实的政治经济领域,文学对生活的和概括,便变得相当疲软无力.

在80年代文学的演进中,人道主义也曾扮演过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但人道主义思想中的个人主义一面,愈到后来愈显出其影响的复杂性.文学创作在关心人的名义下,抽空了这个人的具体社会关系,尤其是经济生活内容.面对社会生活中新出现的复杂矛盾和问题,很多作家正是以“人性论”偏重“个人主义”的一面为理由,回避对关涉人的现实生存的具体问题的回答.在这样的潮流下,即便是一些切近人生的作品,也往往在反宏大叙事的名义下,远离了社会关怀,远离了道义担当；在反本质主义的名义下,放弃了对生活进行分析、判断的权力.这无疑是今天的文学委靡不振的一个重要原因.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80年代的《子夜》批评者曾经认为：“严格说来,文学不会对那些政治经济关系本身有多大的兴趣,它的注意力始终对准了人的灵魂”（37）,这样的说法在当时,自有其合理性.然而,面对今天的现实,需要问的恐怕是,在现实生活中,塑造或扭曲着人的灵魂的东西,又是什么呢?作为“人学”的“文学”,对“人”的关怀,是否可将作为日常生活基础的经济生活排除在外?

新时期文学一开始仍然注重文学的社会意义.80年代中期之后,情况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随着先锋文学对艺术自主性的追求将“纯文学”的观念推向极端,“虚构”代替了“真实”,“写什么”让位于“怎么写”,原来一直是主流的现实主义,逐渐失去原有的声势,而不得不让位于新兴的“现代主义”.在80年代,追求“纯文学”曾经是一个美好的梦想,许多时候,正是在“纯文学”的名义下,新时期文学远离了庸俗社会学.然而,事情发展到后来同样发生了变化,和过于琐细、过于私人化的书写使文学越来越丧失了它的社会意义一样,一味沉醉于“叙事圈套”的“纯文学”,也使文学越来越远离了普通读者的生活和精神诉求.说得严重点,存在于这里的,其实是一种文学的自我阉割行为.在一些人看来,新时期文学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变化,所走的似乎是一条进化之路.然而,各种文学潮流的递变并不存在一种“进化”的关系.从某一角度看,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区别,或许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现实主义更关心人的生存可能与生活机遇,现代主义则更关心生存意义问题.在当代中国,固然需要对意义的追问,但就大众来说,目前更需要的可能还是对他们的生存可能和生存机遇的关注.在这一点上,茅盾及其社会分析小说,或许仍能给我们一些积极的启示.樊骏说茅盾的小说“凝结着时代的忧患和历史的动向”（38）；普实克说：“茅盾善于抓住和反映现实,他对当前现实倾注了全部注意力,这是他的特点.世界上伟大的作家很少有像茅盾那样始终把自己的创作和当前的现实、和当前重大的政治和经济事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茅盾经常从刚刚过去的年代所发生的事件提取素材,把他同时代人记忆犹新的事件刻画成艺术品.”（39）这一过去备受推崇的东西,如今已屡遭诟病,然而衡之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实际,这里隐含的许多东西似乎仍然值得作家们去深思.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今天,其观念核心,无论是“写真实”还是“人性论”,抑或“纯文学”,都已遇到了意料之外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重新审视茅盾及其社会分析小说的得失,或许已是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情.

注释：

（1）（6）乐雯（瞿秋白）：《〈子夜〉与国货年》, 1933年4月2日《申报自由谈》.

（2）（21）吴组缃：《子夜》,《文艺月报》创作号1933年6月1日.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页.

（3）侍桁：《〈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

（4）（7）（14）何丹仁（冯雪峰）：《〈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5）（8）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5页.

（9）（15）（16）（33）（34）（35）（37）王晓明：《惊涛骇浪里的自救之舟――论茅盾的小说创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10）陈国恩：《鲁迅、茅盾的小说创作与时代精神》,《襄樊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11）王富仁：《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12）（38）樊骏：《茅盾：现代中国文学的巨匠》,《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49页.

（13）胡风语,见何丹仁：《〈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附记.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7）（20）（26）（28）（31）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8）陈思和：《浪漫海派左翼：〈子夜〉》,《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0页.

（19）钱谷融：《人物分析――以〈林家铺子〉为例》,《语文教学》1957年第9 期.

（22）叶圣陶：《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1945年6月24日《新华日报》.

（23）（24）朱自清：《子夜》,原刊《文学季刊》1934年1卷2期.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第213页.

（25）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传记文学出版社民国六十八年版,第181页.

（27）叶子铭：《谈〈子夜〉的结构艺术》,《江海学刊》,1962年第11期.

（29）曹万生：《茅盾在当下中国的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30）邵宁宁：《重读〈子夜〉》,《宁夏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32）《茅盾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0页.

（36）增田涉：《茅盾印象记》,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9）普实克：《论茅盾》,《茅盾研究2》,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