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在社会转型前后的变化

作为一个以汉族移民后裔为人口主体的地区,台湾在历史上曾经历过一次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型的进程.从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是构成台湾历史不可或缺的章节,也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目前关于台湾社会的上述转型,学术界有以下共识：在清代前期,移民社会是台湾的主要社会形态,即清代前期的台湾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而到清代晚期,即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已由一个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本文就以此共识为基准,通过解析台湾社会转型前后的变化,试图比较全面呈现出台湾社会在转型时期社会概况.

一、台湾社会的一次重要转型

相对于大陆而言,台湾的开发是比较晚的.虽然历史上很早就有记载和描述台湾的文字资料,大陆和台湾也有些零星的接触和交往,但两岸关系直到明末清初时,才真正有较大发展.当时,清政府、海上武装力量(海盗)、以郑成功为首的明朝残余势力、西方殖民者(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日本商人及倭寇都是台湾海峡上的活动力量.多种利益集团和力量共存,必然会导致相互摩擦和碰撞.正是在这一复杂历史背景下,大陆出现了有规模地向台湾移民.

明朝末年,郑芝龙招募饥民前往台湾.一时“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后来,荷兰殖民者为了扩大对台湾的掠夺也积极招纳移民.郑氏政权期间也曾出现过向台湾移民的.清代治台之初,虽“近有其半”的台湾民众被勒令遣返回大陆,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律法来规范和限制向台移民,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大陆对台湾的移民迁徙潮流.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移民,至清代前期,在台移民数量已超过土著居民的数量,台湾成为以移民为主体的社会.陈孔立教授在其《有关移民与移民社会的理论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 “移民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凡有较多外来移民的社会都称为移民社会,狭义的是指那些以外来移民为主要成分的社会.”依此定义,无论是广义的界定,还是狭义的理解,台湾在清代前期无疑都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

移民社会是一个过渡社会,它必然要向定居社会转型.这是因为移民社会是建构在流动性的社会基础之上,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史实表明,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在台湾,随着土地的开垦和利用、人口的繁衍和增殖、经济的发展和勃兴,移民社会的各种社会特点定将渐被定居社会的特点所替代.大陆移民刚迁至台湾后,往往以祖籍地缘关系进行组合,或开展合作开垦,亦或组织共同防卫,甚至还建立自己的乡团队伍,如“六堆”等.另外,不同祖籍的移民还有各自的保护神.但总的说来,移民社会的行政机构颇不完善、社会文化水平总体不高、人口结构极为不合理、社会结构和职业结构也是相当简单的.然而在历史脚步的推移中,在社会发展的带动下,到了“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的人口构成、社会结构以及政经文教制度与大陆基本上趋于一致,民众对现居地的认同感也进一步加强.”这反映出以祖籍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组合逐渐淡化.此时移民后裔已成为台湾,人口的主体,宗族血缘关系组合也已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流.由于“移民社会结构以祖籍地缘关系为主进行组合是一本质特征,这个特征的变化是社会转型的标志”.因此,至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已由一个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

二、转型之后的台湾社会变化

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是移民社会的各个特点逐渐淡弱并被定居社会的特点所取代的过程.这种此消彼长,正是转型之后台湾社会变化之所在.所以分析转型前后台湾社会的变化,主要在于考察和分析定居社会代替移民社会后的变化及特点.结合台湾当时的历史状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1.人口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

以外来移民为主体是移民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作为移民社会,清代前期的台湾是以大陆移民为主体的,人口的增长主要以移入增长为主.据邓孔昭教授统计,168辉台湾人口(仅指汉族人口,下同)为70000人,到1782年已达到912920人,1811年又增加到1901833人.面对如此增长之快的人口规模,邓教授在经过科学论证和计算后,得出一个结论,即“1684年至1782年间,台湾人口的增长有一半以上是由于大陆移民而造成的；1782年至1811年间,移民增长占人口增长的三分之二之上.”此后,台湾人口增长的速度趋缓.据统计,1893年台湾人口数为2545731人,自1811年至1893年80余年间才增加65万人.从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计算,1685―1811年年平均增长率为26.5‰,而1811―1893年年增长率只有3.5‰.这种增长反差表明人口结构及增长方式已发生改变.移民社会“以外来移民为主体”的特点出现淡化.也就是说,台湾社会转型之后,人口的增长转变为以自然增长为主,人口结构也以移民的后裔为主.另外,清政府在1874年“牡丹社事件”后,实行“开山抚番”政策,并设招垦局招徕大陆移民前往台湾,但“应募者寥寥,成效不著”,从而再次证实大陆来台的移民已经不多.

男女比例和年龄结构趋于正常化是人口结构转变的又一有力证据.清代前期,政府禁止移民携眷渡台,不久又实行须凭“照单”渡台,加上移民偷渡是一项高度冒险的活动,因此来台移民中多数是单身的青壮年男子,妇女、老人和儿童甚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年龄结构极为异常.如《诸罗县志》所载：“男多于女,有村庄数百人而无一眷口者.”这种人口结构失衡容易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当时台湾社会动乱频繁与这也不无关系.有鉴于此,在巡台御史及闽省地方官员的建议之下,清政府曾多次开放禁令,准许民众搬眷过台.1788年林爽文起义被镇压之后,福康安奏请“嗣后安分良民情愿携眷来台湾者,由地方官查实给照,准其渡海”.经过清政府移民政策的几次调整,到清代晚期,台湾的人口结构有了明显改善.据日本据台后于1896年作的调查统计,台湾“人口的性比例为(女)100：(男)119”,这表明台湾人口的结构已基本上趋于正常.

台湾移民社会的职业结构是比较简单的.早期移民来台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开荒拓垦,在移民中除了少数富裕的人以外,大多数是下层民众.这些少数的富人包括业主、富户和商人等,大多数下层民众则由农民、佃户、雇工、工匠等组成.此外,无业游民在社会人口中也占有相当比例.若把这些移民从职业角度进行区划,则可以分成士、农、工、商以及游民几大类.但由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各类内部的成分比较简单.到了19世纪中叶,特别是台湾开港后,在经济的发展以及商业贸易繁荣的促发下,台湾居民的职业结构渐趋复杂和完备.除传统的士、农、工、商四大类外,社会上出现非常之多的其他职业.据记述清末情况的《安平县杂记》所载,“各种工匠如铜匠、 铁匠等等行业的‘司阜’竟有101种之多,职业构成极为复杂.”同时,’无业游民由于贸易的带动在人口中的比例大为减少.另外,开港后还出现了一批写办商人、近代民族资本家及其产业工人,作为新兴的社会职业阶层,他们业已在地方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崭露头角.

2.社会组织和认同意识的变化.

社会组织的更换是展示某一时期内社会发展形态的重要指标,能够全面折射出社会变迁和转型的轨迹.因而祭祀圈和宗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民问组织, “是研究台湾移民社会组织的两条主要线索.”可以说,“超祖籍的祭祀圈的建立和血缘宗族的形成是台湾由移民社会转变为定居社会的重要标志”.

清代前期,台湾移民社会以祖籍地缘关系来进行组合,同一祖籍的移民往往聚居在一起,形成各自的社会群体.在新开辟的土地上,这些根据祖籍聚居的移民对携自家乡的守护神加以供奉和崇拜,以祈求神明的保护.后来又在其所居住的村落兴建村庙,即由本村村民共同供奉一位神明,作为同一祖籍移民的守护神,如三山国王庙作为粤东的客家人和福佬人一般供奉和祭祀神明的场所,是他们的村落标志.至清朝中叶,在地方开发程度加深、人口不断增加、聚落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出现了“层次不同、与聚落相关的地域祭祀组织”,即祭祀圈,其主要特征就是以同一地方守护神作为当地民众的共同祭拜.祭祀圈的建立,标志着大陆民间宗教信仰和组织已开始在台湾社会中扎下根基.与此同时,又出现了“超聚落、超祖籍,范围涵盖全乡或全镇的祭祀圈”.过去属于同一祖籍移民祭拜的神明逐渐超出原有祖籍群体的范围,成为居住于同一区域内不同祖籍移民共同的守护神.如道光年间,彰化平原的漳州人和客家人曾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超越祖籍分类的祭祀团体――“七十二庄组织”.祭祀圈的建立和扩大直接反映出原来以祖籍地缘关系为基础进行组合的情况有了较大改变.

宗族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群体组织的基本形式,既是一个以血缘为主的亲属群体,又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地缘单位.历史记载,在多数移民的祖籍地――闽粤地区同姓几百家、甚至上千家聚居是极其普遍的.然而早期移民前往台湾开荒垦殖时却很难携家举族而迁,造成在清朝前期时,渡海来台者多为单身男子,使当时不具备形成宗族的条件.至19世纪下半叶,经过长期移民移入,人口世代繁衍,加上政府禁渡政策趋向松弛,人口结构日渐合理,宗族形成的条件基本充分.此外台湾土地开发进程的发展使得部分人积累了一定的物质财富,这促使了宗族组织在移民社会中较为迅速、健康地孕育和形成.

在台湾,根据组成方式的不同,宗族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合约字宗族”和“阄分字宗族”.“合约字宗族”又称“大宗族”、“唐山祖宗族”,是指由同一祖籍地的移民以契约认股的方式共同集资购置田产和设立祭祀公业,其奉祀的往往是世代较远的在大陆上的祖先；“阄分字宗族”又称“小宗族”、“开台祖宗族”,其祭祀的往往是世代较近的“开台祖”,而祭祀公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阄分祖先财产时所抽出的一部分.最为根本的是,作为这位“开台祖”后代的族人相互之间有着明确的血缘关系.而台湾社会宗族组织的发展过程, “基本上是由志愿性的唐山祖宗族向以开台祖为祭祀对象的血缘性宗族演变的过程”.

对于认同意识,在此主要是用来分析台湾移民对于其祖籍地、本土居住地的情感依恋程度.清代前期的台湾移民社会是以祖籍地缘关系进行组合的.当时台湾各地一村一姓的血缘聚落为数很少,而一村多姓的地缘聚落却很多.同时,台湾各地的开垦,基本上也是以同一祖籍的移民集中在―个地区从事开发的.可见,依祖籍地缘关系进行组合是清代前期台湾社会的普遍现象,是否具有相同祖籍是台湾移民早期相聚居的关键因素.依据祖籍地缘关系进行组合,实则利弊兼有.其有利面表现在可以协力开发土地,可以团结力量形成共同防卫等,而负面性主要是指各籍移民之间的“分类械斗”.然不管是其有利面,还是负面性,都是以祖籍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因此在这一时期,台湾移民对于祖籍地有着强烈的感情.但到清朝中叶时,随着祭祀圈的建立和扩大,随着血缘宗族的形成,台湾以祖籍地缘为中心的分类械斗开始被不同族群之间的异姓械斗所替代,移民的祖籍观念逐渐呈现出淡化趋势,对本土、现居地的认同感却不断强化.例如,由原来的“唐山人”、“漳州人”、“泉州人”、“安溪人”等概念转变为“台湾人”、“下港人”、“南部人”、“宜兰人”等等.虽然这并不能完全地、确切地反映出在台湾移民内心情感依赖上,本土居住地已超过祖籍地,但至少可以说明台湾移民在经过长期居住后.已由曾经单向的对租祖籍地的依恋向认同和热爱本土居住地转变.

3.行政机构和精英阶层的变化.

行政机构作为政府在某一地区的统治力量,和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在清初台湾的移民社会中,台湾行政机构为“一府三县”,然当时“初设郡县,管辖不过百余里”,在其他很多地区,政令声教仍是鞭长莫及.随着移民人口的大量移入和台湾土地的开发程度深化,清政府在“一府三县”的基础上,先后形成过“一府四县三厅”、“二府八县四厅”之局面.开港后.台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其政治地位也在得到不断重视.特别是外来殖民者对台的反复骚扰或觊觎,迫使清朝政府重新评估台湾价值.1887年台湾建省后,建置增为“三府十一县四厅一直隶州”.从清代前期的移民社会到19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行政机构是历经变迁而依渐完善.

与行政机构不断完善的路径相辅相成,台湾的精英阶层也出现较大流动.早期移往台湾的移要是为了开荒垦地,其成员多为社会底层人士,教育文化水平较低.在台湾的移民社会中,拥有大量土地、财富或势力的人,即农村中的垦户业主、城市中的大商人往往处在社会顶层位置,为社会的精英阶层,此外还包括少数的官僚机构人员.但总的说来,当时台湾“整个社会呈现出豪强称雄,文治落后的情形”.

进入清代后期,上述情形有了较大改观.地方教育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科举功名成为判定精英阶层的重要标准.一方面,政府,官员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建立和扩大书院,完善科举制度在台湾的运行,大力提倡大陆传统文化在台湾的传播和推广,如第一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台厦道道员周昌就曾倡导“‘振兴文教,创立义学’,以教子弟,助以孝悌力田之道.”另一方面,土地开发和经济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充足的物质基础,使读书和参加科举成为一种可能.书院数量增多,参加科举人数增加,促使一大批人通过科举进入社会精英阶层,进而引发精英阶层结构出现变动.据李祖基教授分析,在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后,这些台湾士子并不十分热衷出仕,尤其是外出做官,而是以乡绅地位协助政府,领导居民从事乡梓建没,发展地方经济.因此他们在家乡的声望地位极高,远胜于为官.由此可见,当时这些拥有科举功名的人已是进入精英阶层的新兴力量,受人尊敬.虽然那些拥有土地和财富的地方实力派仍不失为精英阶层,但不可否认的是,通过科举取得功名逐渐成为进入精英阶层的重要途径,甚至可以说,科举功名已是精英阶层成员的标签.

发生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社会转型,是移民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所致,也是台湾社会经济发展的使然.有人认为经过这次转型,台湾社会趋于中国传统社会模式,有人认为这次转型是台湾走向本土化的起点,也有人认为这两者兼有之.但不管怎样,台湾在转型后其所怀具的移民社会特征虽逐渐暗淡,却绝没完全地、彻底地消除.另外,台湾移民在转向认同和热爱本土的同时,并没有脱离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的色彩,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在台湾得到了较好的移植、保存和传承.此后,尽管也有相当数量的大陆移民涌入台湾,但这已根本不能撼动和改变台湾作为定居社会的性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