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社会制度范式

摘 要 福柯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考察说明规则、纪律与权力问题,认为规训才使得生活在社会中的人时刻感受到权力,也正是由于纪律、层级管理、规范化裁决、检查等相关技术的支撑,才使得规训的权力在宏观范围内得以展现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福柯关于制度的思想,涵盖了制度的概念、起源、形成途径、类型和变迁,对当代中国的制度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关 键 词 米歇尔·福柯 规训社会 治理理性

作者简介：翟萌萌,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社会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史.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3-236-02

一、福柯简介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他提出的社会建构主义理论对人类知识界和思想界造成强烈冲击,是二十世纪的重要思潮之一,他也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后的思想家”.福柯的主要工作总是围绕几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和题目,他最主要的题目是权力和它与知识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代表作有《疯癫与和文明》、《词与物》、《知识考古学》、《规训与惩罚》、《性史》等.

二、福柯关于社会制度的分析

(一)制度的概念和起源

福柯说：“我感兴趣的是制度与实践,即仿佛在可言说之物下面的东西.”福柯将其感兴趣的用来控制人们的实践和技术称之为治理性.治理性最明显的形式,就是国家对公民行使的种种措施.除此之外,他还关注由与国家无关的能动性和能动者所行使的治理方式.对福柯而言,治理不同于统治、指挥或命令,而是意味着领导与关爱全体中的每一个人.福柯认为,这种治理目标就是居民本身：改善他们的命运,增加他们的财产,延长他们的寿命,增进他们的健康.

福柯写道,“规则是等对大屠杀的权衡利弊性乐趣和对的希望.”所有规则都根源于战争,不是为了抑制战争,而是说规则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普遍性斗争的组成部分.一切解释与符号都呈现为一系列解释或策略性考虑.福柯继而指出：“历史的巨大游戏所围绕的问题是,谁强占了规则,谁凌驾于自己遵循过的规则之上,谁最终令自己以前奉行的规则变得反常,走向这些规则的反面,并开始反对这些规则.”

(二)制度的形成途径

在社会治理方面,福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性的问题,即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机构的权力如何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并且个人还会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不反抗的融入社会机器,越发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关于这个问题,福柯做了两个层面的回答.

现代规训社会起源于17世纪,当时产生的隔离是市政当局抵御鼠疫的措施.控制鼠疫的诸项措施构成了完备监控所有边界、通道、城市活动的体系,它要求市民干坐在家中,每个人都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谁动一动,就要冒生命危险,要么受传染,要么受惩罚.福柯在这种规则中识别出：“在这种封闭的、孤立的、充分受到监控的空间等每一个体都永久受到控制和检查,被划分为活人、病人与死人.这就是规训机构的稳固模型.对付鼠疫的,是清理各种混乱的秩序,因为身体混杂在一起时,传染病便四下蔓延.”就像法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梦想自然状态那样,统治者梦想有“瘟疫状态,以便让完美的规则发挥作用”.实际上,梦想鼠疫状态,就是感受到权力的濒危状态：“在规训措施背后,蔓延的是对传染、瘟疫、反抗、犯罪、流浪、开小差、人无序地来来往往、生生死死的恐惧.”

第二种也是完美统治模式,即全景敞视模式.全景敞视模式建立在一个精致的可视性系统中,尤其是它奉行的权力原则,并非集权性权力原则.这是因为,监控中心的看守既不是国王,也不是者,而是一个纯粹的执行者.他本人可为所有社会成员监督与替换.全景敞视模式是一种社会权力机制,它“平摊地”并“有覆盖面地”分配权力.其目的在于防止在监控性目光以外的地方出现联合和交流.而它的力量就表现在它从不干预,它是自动施展的,毫不喧哗,它形成一种能产生连锁效果的机制.除了建筑学和几何学外,它不使用任何物质手段却能直接对个人发生作用.它造成“精神对精神的权力”.因此,全景敞视模式能使任何权力机构都强化了.它能使后者更为经济.它通过自己的预防性能、连续运作和自动机制使后者更有效率.

后来,福柯又对此问题做了修正,提出了治理性的改变本质以及治理性日益增强的大理论.在福柯的眼中,权力本身不再仅仅形成于局部性的对峙中,而同时形成于治理者面临的问题中,形成于对全体居民的控制中.他认为,现在的治理理性是一种权力形式,它仅仅只通过自由,并依靠每一个人的自由才可实施.福柯详尽说明,自由国家中的自由,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缺失,或有限度的缺位,而是自由必须由治理理性确立,并得到保障.他指出,与个体自由相伴相生的,是“安全配置”,其目的在于,克服从全体居民自由中滋生出来的风险,成全与保障个人自由的贯彻,规训配置以个体适应规范为目的.

《规训与惩罚》是福柯关注非国家性治理的最佳范例.他把本书的焦点放在1757年和19世纪90年代之间,尤其是监狱系统部分,他在监狱系统中看到以狱规控制犯人取代处刑犯人的历史过程.福柯认为“实际上,与这些变化伴随的是惩罚对象的置换.曾经降临在肉体的死亡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此种由处刑到以规则控制的转变被大部分的观察家视为是处理罪犯的一种人性化进步,一般而言,惩罚被认为是渐渐变成温和的、较不痛苦的而且是较不残酷的.然而,福柯最一般性的论点是,因为更新、更好的规训力量被创造出来,我们处罚人们的能力增加,而非减少.处刑也许很残酷,但它只限于被处刑的当时,而规训力量却能够在每一种环境中时时影响我们.我们无时无刻不被监视和审判.如果我们做出掌权者眼中不合规定的行为,我们就会被惩罚.因此,惩罚的解放和人道化并未发生.相反,惩罚变得更普遍、更狡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的惩罚能力确实很少带来负面的作用,以规则强加约束比处刑更为有效. 除法律、规则、政策可以规训社会之外,福柯还谈到了性配置.福柯将现代社会中的把性当做知识对象创造出来的所有那些话语性技艺和制度性技艺,均归结到“性配置”这一名义下,以此区别于“联姻配置”.如果说在联姻的符号下,古度下的社会是借助于法律、亲缘、血统、姓氏的传承构建起来的话,那么现代社会则越来越多地为性配置所支配,而性配置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组织性伙伴之间的联系的.这种配置的目标在于身体、生命及生命的充盈,维系、训练、增强或利用整个物种.他将这两种配置的区别表述为一个公式,即我们的社会已经从血统象征型社会过渡到性分析型社会.福柯认为：“显而易见,血统站在法律、死亡、僭越、象征和君权这一边,而性则从属于规范、知识、生命、意义、纪律和调节措施.”

(三)制度的功能

关于制度的功能方面,福柯详细论述了纪律的功能及其变迁.在福柯看来,纪律最初用来消除危险,束缚无用的或躁动的居民,避免大规模聚会造成的烦扰.而现在,纪律被要求起一种积极的作用,能够强化对每个人的利用,从而成为造就有用人才的技术.

一般而言,可以说纪律是确保对人类复杂群体的治理的技巧,它们试图从对付复杂群体的角度来确定符合以下三条标准的权力策略：第一,以最小的代价来行使权力；第二,使这种社会权力的效应达到最大强度并尽可能地扩大这些效应,同时既无失误又无间断；第三,把权力的这种“经济”增长同它在其中运作的（教育的、军事的、工业的或医学的）机构的产品联系起来.总之,就是要同时增强该系统内一切因素的驯顺性和实用性.各种纪律用“温和—生产—利润”原则取代了支配权力经济学的“征用—暴力”原则.这些技术使得人们有可能调整复杂的人群和生产机构的繁衍.

在这种调整任务中,纪律必须解决一些旧的权力经济学中不足以应付的问题.首先,它要能够减少密集现象的低效率,用连续的、区别对待的金字塔技巧来对付复杂人群内在的反向力量.其次,它们还必须增进人群中每一因素的特殊功用,但必须使用最迅速又最便宜的手段,即把人群本身当作实现这种增长的手段.此外,纪律必须能够增进人群的功用效果,使得每一组人群都比其因素的简单集合更有价值.最后,各种纪律必须尽可能谨慎地调动权力关系.可以说,纪律是一种能够用最小的代价把肉体简化为一种“政治”力量同时又成为最大限度有用的力量的统一技巧.

(四)制度的变迁

制度的变迁意味着改革,福柯认为,就其严格意义而言,无论是法学理论中提出的“改革”,还是各种方案中规划的“改革”,都是惩罚权力运作策略在政治上或在哲学上的体现,其首要目标是：使对非法活动的惩罚和镇压变成一种有规则的功能,与社会同步发展,使惩罚更具有效性、普遍性和必要性,使惩罚更深的嵌入社会本身.

“改革运动的真正目标,即使是在最一般的表述中,与其说是确立一种以更公正的原则为基础的新惩罚权力,不如说是建立一种新的惩罚权力“结构”,使权力分布得更加合理,既不过分集中于若干有特权的点上,又不要过分地分散成相互对立的机构.权力应该分布在能够在任何地方运作的性质相同的电路中,以连贯的方式,直至作用于社会体的最小粒子.刑法的改革应该被解读为一种重新安排惩罚权力的策略,其原则是使之产生更稳定、更有效、更持久、更具体的效果.总之,改革是为了既增加效应又减少经济代价和政治代价.”

三、福柯的制度思想对当代中国制度建设的启示

目前,中国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而发展和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安排.推进国家制度建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之重大已经成为政府和学术界的普遍共识.

福柯说：“我认为,我们可根据一定程度上居民的增长、消费状况、个人享有的自由以及每个人获得幸福的可能性——而不是依据人道主义的原则——来判断：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机制是否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它的完善程度可根据它本身的特点来定义,而根本用不着说明它会‘给谁’带来好处.”因此,社会制度该能够为公民追求自我发展和实现自我价值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调整好各种利益关系,增强国家的综合实力.

此外,全景敞视主义也启示我们,应该大力建立健全监督体制,提高大众尤其是掌权者的自我监督意识,使得人们能够自己控制自己,提高政府、企业等组织的廉洁与效率.

[4]郑永廷.人的现代化理论与实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马文·克拉答.福柯的迷宫.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