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时代的社会隐喻

七月的第二周,仍旧是星期五.第二季《中国好声音》高调归来.除了上台比拼的“好声音”们,被网友称作“那张渔网”的导师团队表现,也成为收视重头戏.

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中国的音乐类选秀节目在节目形态和创意设计,内容品质和价值创新都有了很大提升.它吸引观众的不仅仅是声音,还包括情感、个性、悬念、故事、励志和梦想.这些元素构成了一档高品质的节目.

离开热闹但永远不属于自己的集体主义,人们曾经一度埋头“发展经济”,而当技术进步,物质发展,我们是解放了还是束缚了?时代把人推向了更加自主的方向,还是使人更加失去了自我,更加远离真实的世界和鲜活的人生?

来不及思考,既然“财富”已被创造出来,先消费再说.

于是人们开始追逐稀缺,并将其与价值划上等号.即选拔出来的选手要成为当前选秀市场上的稀缺品.

约翰·费斯克曾经说过：“共同生活共同经历共同体验,是一切群体狂欢的艺术基础.”所以说,在非中心化、反权威,英雄缺席而普通人成为主角的后现代社会里,说到底,选秀是一种社会心理,是集体记忆的另一种投射.

从上个世纪中期开始,“真人秀”节目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发展.直到1999年9月,大型电视节目《老大哥》在荷兰诞生,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澳大利亚、德国、丹麦、美国等18个国家相继出现了《老大哥》的“孪生兄弟”,竞相Copy并不是只中国存在.

奇怪的是,西方国家20世纪50年代就酝酿的“真人秀”,却在世纪之交风靡全球.

一些学者认为,“真人秀”的兴起与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文化状态是一致的,按照博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物质丰盛,精神状况却截然相反,呈现白色.“这是一个充斥着白色的饱和了的社会,一个没有眩晕没有历史深度的社会,一个除了自身神话或者不断神话之外,没有其他神话可以立足点的消费社会.”

这样的理论放在中国同样适用,改革开放30余年,消费社会的形态业已形成,尤其是随着中等收入阶层人数的日益增多,传统社会中的实用消费理念已经落伍,一些学者提出 “日常生活审美化”和“审美日常生活化”的趋向,于是寻找刺激与快感成为当前社会人们普遍的消费目的.

“秀”正是为了满足这一追逐快感的需求而来.就像当初2004年的《超级女声》登上电视屏幕海选时那种近乎审丑的民众心态.

选秀满足商业文化,也满足“快感文化”.在经济时代,过一把“秀”瘾,成不了演员的你我还是会对不同寻常的经历乐此不疲.

节目制作者相信,做只要选拔出有个性、自我、具有内心“投射”能力的参与者,就能使观众产生强烈的移情心理,从选手们身上看到自己,或者得到释放.

仅这一点就抓住了人们的消费.与必须满足的生存需要相比,消费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追求.

大众心理研究者认为,选秀节目特别是才艺类节目正是给了普通人这样的机会,当看到表演者是和自己身份一样的普通人,可以激发观众的成功,让他们相信自己也能拥有同样的机会.

于是,选秀节目开始深入到每一个有孩子的中国家庭,电视台成为国内最具潜力的“造梦工厂”.许多选手可以不需要依赖某部电影作品,或在电视剧里混个脸熟,照样一夜成名.因此,每每电视台进行选秀,报名者往往趋之若鹜,场面壮观.

但这也导致另一个极端,当人们主动或被动沉迷于各种角色扮演,已使个人的生活逼近了“楚门的世界”：隐私、亲情、、名利,越来越多地在人为操纵和设计好的舞台上上演,同时被无以计数的陌生人观窥.

如果一切都只是预演,那我们的真实生活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