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向社会发出这样的暗示

20几年前,当我了解到张志新烈士的事迹时,除被英雄的坚强与正义所震撼以外,脑海里还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是什么人下令在临刑前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后来,我又看到了李九莲的相关报道,我又产生了同样的疑问,又是什么人发出了用竹签将李九莲的舌头与下颚钉在一起的指令前不久,我又有幸了解到林昭烈士的事迹,林昭的事迹与遭遇让我又一次经历了敬仰、感动与震惊、气愤交织混杂的心绪.一个被誉为“北大才女”的青年女性,曾因对“反右”和“批判彭德怀”有看法于1960年10月被捕入狱.她在狱中遭到百般折磨,其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狱警将其反铐180天,连吃饭和上厕所都不给打开.林昭于1968年4月30日在上海被杀害,终年36岁.(见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林昭,不再被遗忘》)

张志新、李九莲和林昭是三位坚强而正义的知识女性,不要说她们的思想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就算退一万步讲,即使她们是错误的,难道一个“人权国家”的司法机关就可以如此灭绝人性地对待她们吗想当年,对南非白人政权构成直接威胁的曼德拉,被关进监狱长达近28年,但于古稀之年获得释放时依然精神矍铄,并于1994年当选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而我们等面对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弱女子,为什么行刑之前还要割喉、钉舌“生命本身是有尊严的.”这种举世罕见的酷刑,是对一个人的尊严何等残暴的践踏！这毫无疑义地说明了,在当年的司法队伍中确有一些以施虐为乐的衣冠禽兽.他们凭借自己手握的权力,让一条无辜而正义的生命,在极度的痛苦中挣扎、死去,并且想方设法增加这一痛苦的程度,使之达到某种极限.我无法想象在现代社会中,还有比这更残忍、更的犯罪.据《林昭,不再被遗忘》披露,自1980年8月林昭获得平反以来,其亲友一直相关部门,要求搞清事实真相.应该承认,林昭的亲属有权追问那些残忍狠毒的主意是生自何人之心,是出自谁人之口.他们欲将那些歹毒之人绳之以法,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的意愿不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正当和正义的.我以为在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今天,完全有必要查清当年发出割喉、钉舌、反铐等残忍命令的人到底是谁.仍在世的当绳之以法,已死去的也要让世人知道他姓氏名谁.因为平凡仅仅是给含冤死去的人恢复了名誉,它并不意味着公正的最终实现和正义的最后伸张.如果今天的司法部门仍有意为当年那些真正的罪人提供庇护,那么无论是对死者还是对死者的家属而言,在实际上都是更进一步的伤害.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上海相关方面对这一诉求一直采取推诿态度.对新华社记者的公务采访也是采取“不说、不让、不给”的坚决不合作态度,具体的做法就是既不接受采访,也不让别人接受采访,更不提供相关材料.他们笃信：知情者死,信史将绝.

有人曾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所为,今天不必再追究.笔者以为此言大廖不然.尽管“”罪恶多端,但这不能成为那些恶人推托罪责的理由.其实若要查明真相并不难,只须在当年任职于上海法院、监狱等部门的人中寻找即可,至多再加上原上海市委的某些官员而已.然而,尽管林昭的亲友进行了多年努力,上海有关方面至今仍坚持给调查林昭从被虐杀到灭尸的冤案设置障碍.

《现代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社会上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社会或他人的暗示,也无时无刻不在暗示他人,从而使得人与人之间发生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

笔者认为,公检法等国家机器的职业行为,历来对社会构成强大的暗示作用.譬如刑事犯被绳之以法,人们就会得到“违法犯罪必将受到法律制裁”的正面暗示；然而如果司法部门长期有意庇护有罪恶行为的人,那么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暗示作用必然是负面的.上海有关方面对林昭遗案的态度,至少是向社会发出了如下负面暗示：一、作为社会基层成员的老百姓,无论如何都不能产生与当权者思想相左的思想,否则,即使真理握在你手里,你也难逃被消灭的命运；最终即使获得平反,也仅仅是平反而已,休想追究具体迫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二、请在公检法等国家机器部门任职者放心,面对一个“犯人”,无论怎样实施虐杀都无妨,若干年后即使真相大白,证明被害人是无辜的,各位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你们依然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因为有人会全力保护你们.

残暴是令人愤怒的,比残暴更令人愤怒的是不允许揭露残暴.当然,笔者并不认为,上海有关方面向社会发出这样的负面暗示是主观故意；但他们长期以来的表现,却的确对社会产生了实质上的负面影响.这种负面暗示,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向世间正义与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