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不仅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和观念的

内容摘 要 当今的全球经济危机类似于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反观那段历史及随后的罗斯福新政,会发现大萧条绝非一个单纯的经济危机,它更是一种观念的危机和一种对“新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修正.然而,时隔大半个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以各种伪装之态重卷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并伴随全球化越演越烈,让东方之国的我们也无法幸免于其所酿的经济危机的冲击.对这场经济危机作系统的、历史的回顾和社会的、观念的反思,正当其时.

关 键 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 新保守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 自由放任主义

作者 赵修义,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062)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许多地方已经演化为经济危机,世界上许多重要的经济体,尤其是那些号称市场体系最完备的发达国家陷入了二战之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至今还未完全见底.由新保守主义及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所鼓吹的席卷世界的盲目乐观的情绪开始破灭.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在2008 年底德国《时代》周报的访谈《破产之后》中明确指出,随着布什的和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牛皮已经破裂”.“人们不再对新自由主义信以为真,而是要让新自由主义离开舞台.”[1]

哈贝马斯所说的新自由主义,与1980年代初撒切尔与里根政府上台所推行的新保守主义其实是一回事,因为他们所要“保守”的就是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与经济思想.其经济学说一般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就是在大萧条之后为克服危机和萧条而逐渐形成的经济政策.然而,为了推行这种政策,他们往往淡化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的记忆.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斯坦就注意到这种现象并指出,“大萧条对1930年至1980年整整半个世纪美国的思想和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这种影响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是不会过分的.整整一代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公众都对大萧条心有余悸”.但是在里根上台后,“人们对大萧条的记忆已经淡化了,而执掌政权的新一代人根本记不得这次萧条”,“不再想着大萧条时刻会卷土重来”.似乎摆脱担心大萧条的阴影,是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一度带来的经济繁荣,“大萧条”这个1930年到1980年整整半个世纪对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思想和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斯坦当时就警告,必须认可曾经有过大萧条的事实,“必须随时准备采取政策防止它再度发生”[2].然而,这样的警告听从者不多.尽管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发生过局部的金融危机,但是大多数的舆论认为这是由于后起的国家市场不完善,监管没有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到位所致,半个多世纪前的大萧条的教训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奥地利学派的学者、为罗斯巴德的《美国大萧条》第五版作序的约翰逊在分析此种情况的原因时说,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直到80年代末,大萧条在情感上和理性上产生的影响始终没有从人们的脑海中抹去,但是此后,由于苏联制度走到了尽头,整个世界都开始认识到市场具有无可代替的重要性”[3].但他认为,认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分析其原因,在80年代之后依然是十分重要的.

漠视大萧条的情况在中国的舆论界同样存在.自进入市场改革之后,尤其是融入全球市场之后,我们普遍关心的是如何更快地学到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市场体系的各种规则与运行机制.以往在中学政治教科书中都有详细论说的“大萧条”,似乎已成了一个遥远的年怎么发表生的与我们不会再有什么关系的历史故事.至于它会不会再度发生,会不会对已经融入世界市场的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很少有人再去思考.

当今的这场危机告诉我们,像斯坦这样的学者是有远见的.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现在的形势类似于1929年至1933年的形势,当时曾经同样遵循‘自由放任’的理论体系崩溃了”[4].尽管今天的情况已经与20世纪30年代相差甚多,尤其是各国政府干预市场的能力已经大为提高,对于各国携手共同应对危机也有一定的共识,今天的危机未必会导致那样深刻持久的萧条,但是重新审视那场危机,研究它的成因,分析当时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应对危机的各种举措的得失,及其在观念上的变化,也许正当其时.

近来国内学界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但是,看法并不一致.一种看法是赞同哈贝马斯、霍布斯鲍姆等人的见解,认为大萧条意味着自由放任主义的破产,另一种则针锋相对,那就是中国经济学者张维迎先生所推崇的奥地利学派罗斯巴德的见解,其核心就是大萧条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失败,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是过度积极的国家造成的失败.[5]笔者近来阅读了关于大萧条和随后的罗斯福新政的一些史料和相关的著作,觉得大萧条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需要从大社会的视角去审视.

一、

所谓大社会的视角,就是不能就经济论经济.经济是嵌入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的.起码人们的经济行为是受观念支配的.当政者的经济政策更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某种经济思想或者政治哲学的影响.凯恩斯曾经说过,“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6].此话对理论家、思想家的作用尽管有些夸张,但也说出了实际政策往往受思想观念支配的实情.

阅读大萧条的历史感受颇深的是,当大萧条来临的时候,人们受到的不仅是经济生活、日常生活的冲击,也是观念上的冲击.在如何应对大萧条的问题上,出现了各种主张.这些主张背后不仅有不同利益的驱使,更有不同观念之争,非常激烈.这绝非偶然.危机尽管是突然降临的,却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且也必定是有先兆的.人们之所以对于这些先兆,视而不见、不以为然,不仅是一般的认识能力的不足,而且是用以观察事实的不当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的眼界.这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在危机面前自然会受到冲击,但是因为已经“习以为常”,往往就不易改变.而这些观念如果得不到澄清,新的观念没有形成,那么就难以找到走出萧条的途径.可见危机不仅是经济的,也是观念的.

1929-1933年间的美国就是这样.在大萧条之前,20年代那个繁荣的时代,对物质“成功”的膜拜,大行其道.美国立国之初形成的吃苦耐劳、集腋成裘的古训,已被人们遗忘,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快速致富.那个时代的年度人物都是一些快速致富的大财主.各色各样的励志读物讲的都是华尔街的故事,其主人公都是那些快速致富的“成功人士”.而商业广告也致力于宣扬这种对“成功”(即快速致富)的膜拜.比如汉密尔顿牌手表的广告词是:“你能告诉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实现成功的时刻吗”这些读物和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着普通读者的心灵.这类“成功”的说教,制造了盲目的信心:衰退是反常的事情,繁荣无需解释.不仅如此,还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任何人不仅能阔,而且也应该阔”.而阔起来的途径主要是投机,尤其是投机性的股票.报纸上写道,“每个人本应富起来.一个人只要每月储蓄15美元购写可靠的股票,利滚利,到20年之后至少有8万美元和每个月400美元的投资收入,这是举手之劳,发财的大门敞开着”[7].于是形成风气,以致市民读报都只看金融专栏.雇员被鼓励投资于老板的股票和债券.受这种说教的蒙骗,芸芸众生掏空自己的储蓄,为投机而抵押未来.当时有450万美国人把部分或全部积蓄交给了信托公司.90% 的市场交易是在冒险.与此同时,消费观念也随之大变,高价的商品为容易挣钱的人指定了消费标准,广告夸耀的是高而不是便宜货,高价消费的攀比开始.

但实际经济状况是,繁荣的背后社会急剧分化.一方面,商业企业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各类垄断非常普遍,“做大做强”成为主导的口号,另一方面,收入的差距急剧拉大.从1920年到1929年,这10年间企业主的收入成倍增加,而工人的周平均工资在10年间虽时升时降,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1929年为25.03美元,还不及1920年的26.30美元.顶层的平均收入是底层群众的630倍.1929年收入超过10万美金的2.4万个家庭的总收入,是600万个最穷家庭的3倍.失业、贫困、不安全感普遍存在.直到1937年,罗斯福还坦陈,“我们看到1/3的国民,居室简陋,恶衣恶食”.但是大量普通劳动者消费能力的不足,却被新近兴起的分期付款、信用消费所掩盖.加上控股公司的会计欺骗和虚检测的财务,制造了虚检测的繁荣.而只要整个社会靠这种繁荣作燃料运转,那么各种问题和潜在的冲突,都是几乎感觉不到的.

可见,问题本来早已存在,只是在这样的氛围下,社会的舆论,尤其是社会的上层没有把它当一回事.危机的突发性就与此相关.有学者在概括20年代美国人的精神状态时写道,“对个人主义和不受妨碍的个人奋斗的忠诚莫过于1929年”[8].而这种个人主义又打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印记.最集中地体现这个社会精神状态的是当年就任美国总统的胡佛.出身贫寒而后来又发财致富、身居高位的胡佛,深信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企业制度.他认为个人奋斗和牟利动机就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节俭和克己是经济安全的根本之所在.在1928年的竞选中,申称自己主张“粗犷的个人主义”,也就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曾经在《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一书中写道,聪明能干的人总会在美国出头,而一般的民众则只有感情而没有头脑,不会想办法,只会乱花乱用,怨天尤人,失业群众是罪有应得.[9]这种观念得到了大富豪的支持.如汽车大王福特就说,慈善捐赠是创造力的麻醉剂、主动精神的.

在危机突然来临的时候,胡佛开始不相信情况的严重性.当危机的持续和普遍的贫困出现时,胡佛还是坚持这种粗犷的个人主义.在如何对待失业工人的救济问题上,胡佛依然相信来自英国“济贫法”的观念,认为施舍会使得接受者更加贫困.政府的救济支出是助长“不劳而获”,扶贫济困在给予的时候要带有羞辱性,并强调贫穷的可耻.所以他主张,救济与再就业要从失业者自己努力想办法开始,救济首先是家庭、邻里的事情,如果无效,再由私人组织――农场主、资本家来解决,进而才是社区,紧急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做.至于联邦政府的救济则会摧残美国人民的品格,毁坏美国的“自治根基”,至多只能作为终极手段,而且只能采用借贷的方法而不能无偿地救助.

但是严酷的现实――长期的失业、普遍的贫困使得美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几代人心驰神往的“成功”神话,日渐失去了光泽.30年代一位大学生说,“我们认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登上顶峰.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幸运和门路而不是能力”.粗犷的个人主义失去了说服力,被讽刺为“衣衫褴褛的个人主义”,接受的人数大为减少.而那些关于美国生活的许诺,被证明不过是一种宣传或者是语词的暴政.除了一部分人,尤其是中老年人顽强地坚守古老的传统,苦干、节俭和个人进取之外,相当一部分公众开始把贫困和失业归咎于社会或经济体制,进而走向激进主义――游行、、骚乱,或者是到那些大商店行窃.而胡佛派麦克阿瑟对失业退伍军人的镇压,则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对抗,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抗争:罢工,有组织地夺取食物,高举着“工作或者工资”、“不要饿死――起来战斗”等口号的、抗税,同时,还有农民的有组织的反抗.而知识分子因为20年代的实利主义使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更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到了尽头”的感觉,走向左倾.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概括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心态时写道,“这个伟大、古老、一直成功的社会的成员正在自问:西方的生命及其成长的历程,是不是在他们的时代很可能将到终点”.这意味着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破产,如当时著名的编辑怀特所说,“我对自由主义感到伤心的是:它使人看不见希望等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10]

持自由放任主义立场的罗斯巴德尽管不同意这种看法,但是他在《美国大萧条》一书的序言中也不得不承认当时的社会思潮发生了重大的转向.“大萧条的主要影响在于,美国人开始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必须受到批判.在经济学家和不懂经济学的公众中,普遍的观点认为,在20年代,资本主义得到了广泛的重建,而悲剧性的萧条则说明旧时的自由放任主义已经不再起任何作用了.在19世纪,自由放任下的资本主义总使得人们感到不稳定,总是招致萧条,而现在,它更糟糕,人们已经对之忍无可忍了.”[11]有人甚至认为,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革和启蒙也无济于事.

对新的思想、新的观念的需求就此而生,各种思潮相继涌现,同时也需要具有新观念的新的领导人来制定和推行可行的政策,走出危机.这就是1932年美国大选所面临的局面.习惯于在大选中展开争论寻求出路的美国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大辩论.辩论双方的主将是胡佛和罗斯福.

争论的问题许多涉及大萧条的原因和对策.如大萧条主要是国际的根源还是国内的原因胡佛认为主要是世界大战留下的问题,尤其是外国未还债务.而罗斯福则认为主要是国内的原因.再如,疗救大萧条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尤其是“复兴”、“改革”和“救济” 三者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救济当然是当务之急.但是,在胡佛看来,如果商业信用机构获得足够的联邦贷款支持的话,最终会一切顺利,也就是说只要复苏了,那么救济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强调复兴,也就是强调经济复苏是“至善”的,改革是次要的.罗斯福的观点则不同,认为复兴固然重要,但是改革迫在眉睫,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些政策之争的背后蕴含着重大观念之争.胡佛认为这是“两种政治哲学之间的竞争”,也就是个人主义与严格管制的竞争.他的基本主张就是“促进自愿主义、个人自由主义、联邦不对市场进行干预”.他在竞选中重申他在《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一书中的基本信念――有秩序的自由、机会均等、发扬首创精神等.他强调在解决经济危机的时候,联邦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在帮助私人和地方政府克服它们不能控制的因素时,联邦政府只起补充作用.他反对“随意的试验”,认为不应该“由于我们的困难特别惊人,由于有些人胆小得怀疑我们的信念与制度的有效性,我们为了医治苦难,就必须转向一种国家控制或国家指导的社会与经济体制.那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专制政治,那是灭绝自由、希望和机会的专制官僚主义统治下的人的规范化等真正的文明是趋向自由,而不是趋向规范化,这是我们的理想”[12].

罗斯福针锋相对地提出国家需要调节和干预经济的主张.他认为,新的情况对新的政府和领导人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情况就是:“经济寡头制”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金融势力的“不负责任和贪婪(如果不加控制)会使众多的个人陷于饥饿和贫困”,使“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机会均等已经不复存在”.面对这种新情况,美国政府必须加强干预.“政府的职责在于保护全体公民的自由和私有财产,决不能偏袒个别小集团.”他认为,“金融界和工业界的负责人必须同心协力达到共同目标,而不能各行其是.他们必须在必要的地方牺牲这种或那种个人利益,通过自我克制来谋求普遍利益”.“如果他们拒绝合作去谋求公益,看来又打算把工业拖回无政府状态,要求政府出面加以限制就是适宜的.同样如果作为一个集团,他们运用集体的力量去损害公益,政府也必须迅速出面来保护公众的利益”.[13]正如胡佛所说,罗斯福确实有限制自由企业的想法.他确实是希望加强对自由企业的管制,更多地发挥国家的作用,要求政府应该为了普通人的利益,更加坚定地管理财富,更加不客气地对利润和收入征税,同时更大方地花钱.

罗斯福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也为了避免与美国立国以来的传统价值相对立,把这场争论称之为“两种繁荣理论”之间的争论.一种是试图让富者更富,当然也希望有些好处能够滴落到普通人的身上.另一种则是坚信要更多地关心穷人,也就是要打破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强调“适者生存”,认为像多愁善感的改革家那样想通过改造世界而让“不适者生存”是荒谬的,因为这是对勤奋和节俭公开的侮辱.为此,他们发明了“处于经济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一语来指称那些“不适者”.罗斯福则反其意而用之,提出政府和社会要关心“处于经济金字塔底层的被遗忘的人”.他强调“应该给他们条件,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从总的财富中取得足以满足需要的一份”,并承诺政府应设法“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财富和产品,使现存的经济组织适应为人民怎么写作的需要”.[14]在竞选演说中他指出,“下届政府一定不能代表美国的部分人,而是要代表所有的美国人.头脑、心灵和组织的任何资源,归根到底都应该被用来对抗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饥饿、匮乏、不安全感、贫穷和恐惧”[15].他还针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念称,“如果我们让平庸之辈能够舒适而安全,那么他们就会像酵母一样让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蒸蒸日上”[16].

竞选中的观念之争,表明了观念上的危机是何等深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念之争的背后是尖锐的社会矛盾.经济危机已经是一场社会的危机,甚至是制度的危机.正是在是否承认有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的问题上,形成了胡佛与罗斯福的分野.选举的结果,罗斯福以472张选票对59张选票的优势当选总统,他所代表的党在参众两院和州长的选举中都大获全胜.历史学家评论道,这次选举“意味着对这种竟容忍如此普遍的人类灾难的经济制度必须作出重大改进”,也意味着“公众理解到,只有联邦权力才是足以对付这种国家灾难的唯一源泉,也是公众接受大幅度增加并使用这种联邦权力”.[17]这就是说,社会观念已经显著地发生了变化,至少已经接受需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来挽救经济与社会的理念了.

二、

罗斯福就职之后就开始举起了“新政”的旗帜,力图把新的观念付诸实践.但这是一个十分曲折、充满争议和利益冲突的进程,也是一个观念不断充实、修正、寻求学理支撑,以争取更多公众支持的历程.对于“ 新政”的得失,历史学家们有做各类评论.我们暂且把不同的观点搁置一下,先来看看新政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新政”的第一阶段被称为“百日新政”.罗斯福在就职演说中有句十分著名的话,“我们唯一畏惧的就是畏惧本身”,以期鼓舞民众的信心.接下来在100天的时间里密集出台了许多措施.国会通过了近70项法律,其中最主要的有15项立法,包括挽救银行危机,对银行证券市场和货币的管理和改革,制止用贷款来进行投机,用国家干预的办法调整和救济农业,提高农民的购写力,采取紧急的措施救济1500万的失业者(包括授权州政府直接提供食物和衣服,设立联邦机构直接招收工人,制定持久的公共工程计划,举办各种大大小小的公共工程以增加就业),等等.同时开始用国家干预的办法来复兴工业,订立了“工业复兴法”,成立了一系列的新机构.一方面试图改变处于“自我毁灭性竞争”的企业界的状况,期望各个行业用规则来自我约束,另一方面制定保护劳工的条款,试图改善已经极度贫困的劳工状况,并对矛盾异常尖锐的劳资关系进行调整.

这些措施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稳住了金融制度,工业生产止跌回升,使得几百万人重新获得工作,大批失业者得到救济,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大量农民的抵押财产得到保护,工会的地位也有所提高,最重要的是增强了信心.一位评论家写道,此前我们是一些“乌合的受惊的暴民”,在100天中,“我们又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民族,相信我们保证自己的安全和控制自己的命运的力量了”.同时政府本身也发生了变化,20年代仅仅代表企业界的单一利益集团的政府开始变成“社会所有集团的相互冲突的裁判者”.[18]杰斐逊的概念――管得最少的政府便是最好的政府――开始被破除.国家的神经中枢从曼哈顿华尔街转到了白宫和国会山.最重要的是公众舆论发生了微妙的转变,“群体价值的重新洗牌明明白白地发生了.大企业的首要地位,物质成功的魅力,金本位的神圣,禁酒的崇高,以及对自力更生的满足,全部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并在很大程度上被弃之如敝履”[19].

这些都为“新政”的进一步推行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但是,“百日新政”尽管有所准备,却如《大萧条时代》的作者所说,是一个混杂物.冒冒失失的即兴作为,精明的政策,与极其真诚、非常实际的人道主义纠缠在一起.最为关键的是复兴、改革与救济的关系还没有梳理清楚.实际上最主要目的在于复兴和救济.复兴的主题,就是帮助金融界、企业界,增强他们的信心,推动投资,以拉动经济,主要的得益者也是大企业主和大农场主.工人的就业、救济、组织工会,农民与老年人的贫困等问题的解决非常有限,于是出现了复杂的社会冲突.垄断企业和大资本家在经济危机最险恶的阶段过去之后,对新政加之于企业的管制以及允许工会力量的增长,十分不满,组织起“美国自由同盟”向新政发起挑战,全面攻击新政的各种政策,声称“私营企业的独立性已成为往事,个人自由只不过是记忆而已”.各种牌号的法西斯运动也随之出现,其基调是把新政说成共产主义或犹太人的闹剧,加以反对.左翼的政治力量也从“左”的方面来反对新政,否定新政的进步意义.同时,工人群众的斗争风起云涌,尤其是“工业复兴法”中有关工会权利的条款没有得到实行.也有一些群众要求扩大新政. 此时形形色色的政治蛊惑家则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救世方案,吸引了大量心怀不满的群众.

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如何在全社会已经认可国家干预的条件下,厘清复兴、改革与救济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鉴于危机的发生,涉及一些根本性的体制问题.尽管直接的起因是金融危机,但最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美国经济的主要缺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工业没有把它的进步传递给消费者”.收入差距太大,下层的消费能力太差,带来了实体经济的生产过剩. 所以如果不从体制上做出一些改革,限制垄断性的大企业对于经济包括金融的操纵,着力解决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困境,单单靠投资者和企业家信心的提高,复兴也就没有指望.

罗斯福第二次的新政就将“改革”放到首位.而改革“重点在于为社会下层人民的利益实行大规模政府干预”.这就涉及许多较为根本的社会问题、体制性的问题.1934年底罗斯福就指出,“我们以往建立起来的惯常社会秩序,不能应付我们现今不得不面对的危机与问题.又一次仅仅为了生存下去,要求我们创建新秩序”.接下来,他在1935年初的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第二次新政,“尽管我们作了努力并发表了谈话,但我们还没有清除享有过多特权的人,也没有有效地提高无特权者的地位.这两种不公平现象阻止了幸福的实现”[20],因此要以社会正义为目标按照美国传统和宪法精神实行变革.美国人民要求断然放弃那种通过过分得利以攫取财富,从而使私人权力足以控制公共事务的思想.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设想,如将具有工作能力的需要救济者安排到清理贫民窟、建筑住宅、农村电气化等民生工程中去劳动,制定综合社会保障计划,清除控股公司的恶行以恢复公共事业领域的健全经营,改进税制等等.这些都触及享有特权者的既得利益,尤其是大企业的利益,所以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对此罗斯福一度举棋不定.尽管他怀疑企业界的合作诚意,还是试图取得企业界的支持.但是,当年4月美国商会全国代表大会公开与罗斯福决裂,谴责新政.这使得罗斯福非常气愤.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评论道,“自然,我觉得有趣的是:在所有的发言中,没有一个为人道、为老年、为失业者着想的”,于是决心把工农群众中本来支持他的力量团结起来.6月召开的国会两院领袖会议上罗斯福拍着桌子强势要求国会迅速行动,大刀阔斧地推进改革,并寻求不同于第一次新政的办法来实施救济.如不与大企业合作,而是着力恢复竞争性的小企业,通过实行累进税,制定管理证券发行、证券交易和控股公司的立法,破除操纵金融的大企业的阻拦,并鼓励和扶植劳工运动与大企业抗衡,同时采纳赤字财政的办法来谋求复兴.“二次新政”时期的主要立法如下:

第一类是“紧急救济拨款法”.该法决定对没有能力工作的人群由州政府进行直接救济,同时建立“工程振兴局”直接给予有能力工作的350万人工作.其中包括吸纳大量的专业人员,对文化人实行以工代赈,将戏剧、绘画等艺术送到普通民众中去,专门成立全国青年处,给成百万的大中学生以半工半读的机会,还帮助不在校的无业青年,让他们从事各种公益性的工作,为农民建立“重新安置局”.后来还订立了“公共事业法”,由政府主持一些大的公共工程(最典型和最成功的是田纳西管理局),由政府制定修建住宅的计划.这样实际上就把政府变成实际的经营者,而且明确在经济领域政府与民营企业的本质区别在于:“公共福利是前者的主动力,利润则是后者的动力.”“老百姓需要什么――而不是他们写得起什么成了政府社会怎么写作的决定性因素.” “国家作为供应者的角色,预示了它作为筹款人和收税人的功能.在新政的治理下,政府本身开始成为全国无可匹敌的最大企业.”

第二类是“社会保障法”.一方面实行失业保险,另一方面对老年人实施社会保障.规定凡年工资在6000美元以下者必须参加全国的老年保险制度.费用由雇主与雇工平摊,惠及5000万人.65岁以上未参加者则由联邦与州共同负责照顾.这项法案后来被认为持久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经济制度.

第三类是“劳工关系法”.允许工人自己组织工会,将那些为了不让工人自己组织工会而建立的公司工会,宣布为非法,并依法取消了一些不公平的惯例(如将一些工人列入黑名单,歧视对公司起诉的工人等),这样就剥夺了雇主反对工会的武器.后来又通过《公平劳动标准法案》,规定了最低工资,订立了比较严格的工时制度,规定超时工作雇佣方需支付一倍的加班费.这项法案对美国的工薪阶层有深远的影响,主要的受益者是没有参加工会、得不到保护的工人、妇女、未成年人和没有技能的普通工人.罗斯福认为,“除了《社会保障法》之外,它大概是这个国家或者是任何国家为了工人的利益而采用过的法案当中最有远见的一项计划”[21].

第四类是三项限制垄断资本的立法:“银行法”主要依据“宁要政府管理而不要‘纽约银行帮’的统治”的原则,加强国家对银行的管理和监督.“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其宗旨是要改变原来这些控股公司实行垄断、投机倒把、向立法者行贿、依靠其金字塔结构迫使消费者付出高价的格局,提倡发展公营的电力等公用事业.“1935年税收法”的主旨在于重新分配财富和权力.提出该法的总统咨文主张征收联邦遗产税、馈赠税,“对非常巨大的个人净收入和公司收入”征收累进所得税、财产税.此法案引起了企业界和富人的激烈反对,被称为“向成功者敲竹杠”、“敲诈有钱人”.经过反复斗争,方获得通过,尽管后来的法案取消了遗产税,但是馈赠税和财产税都提高了,公司所得税也略增,对5万美元以上的个人所得征收附加税,税额最低为31%,依次提高,500万以上的为75%.

从“二次新政”所制订的法律和实行的各种措施可以看出,它的重点就是改革.而改革所着眼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复苏,更是诸多社会矛盾的舒缓,着力解决的是社会问题而不单纯是经济问题.所以我们也可以视其为一种社会的改革,而不仅仅是经济的改革,它突出体现了将长远目标与眼前的救急结合起来、寻求一种长治久安之道的战略意图.这些事实表明,把罗斯福新政单纯地视为国家用财政政策拉动经济,以实现经济复兴,是与历史事实不符的,也启示我们不能就经济论经济,经济是镶嵌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的.摆脱危机不仅仅是经济的复苏与重新实现经济的增长,还必须解决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包括取消既得利益者的特权,向富人征收高额的税收等.

三、

对于新政的实质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史家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其中既涉及新政的得失又涉及新政与各种思潮和学说,尤其是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

关于新政对于经济复苏的作用,持保守立场的政界和学界人士评价都不是很高.比如胡佛在30年代认为,克服大萧条的根本办法首先是要恢复企业界的信心,而新政却破坏了企业界的信心,妨碍了投资.如果停止“新政”那些具有破坏性、摧毁性的修补活动,“自然力量”将迅速恢复繁荣.80年代倾向于新保守主义的《美国总统经济史》的评价是:1933年之后,经济的确是开始复苏了,然而速度缓慢.1939年,总产量尚未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而且在复苏的过程中,第二次衰退在1937年又来临了.但是,他的看法还比较公允,承认“它在政治上的成功则是不容置疑的”,“新政中流传久远的部分是积极利用财政政策来保证有足够的总需求,致力于解决低收入人口的分配问题,以及加强对某些经济部门的管制”.[22]这是最核心的内容.

具体地说,有五个要点:1.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失业,2.为解决这一基本问题要维持足够的总支出(需求)并需要由政府预算管理来实现,3.如果管理得当,可以用来实行收入再分配,帮助低收入阶层或其他值得帮助的阶层,而无需顾虑这些政策对总产量的不良后果,4.联邦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权力没有宪法的限制,5.总统制定强有力的鼓舞人心的措施,与公众经常保持联系,会受到公众的拥护,并有助于经济恢复活力.[23]作者还认为,这种影响从1930年到1980年,延续了整整半个世纪.所以“对这种影响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是不会过分的”[24].

奥地利学派的保罗•,约翰逊对“新政”在复苏方面作用的评价更低.他认为:“要说世界经济得到拯救,它也是通过战争和为战争而做的准备才实现的.” 1939年9月战争爆发的这一天,华尔街对军火交易利润的期望有可能实现,股票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25]这也许不是一种巧合.在他看来,罗斯福和胡佛其实是一以贯之的,他的“改革”实际上只是强化和拓展了胡佛的一些方案.重要的区别仅在于“它在公共关系的管理上更加成功,它花了更多的纳税人的金钱”.至于社会改革,在他们看来是不值一提的,甚至是背离美国传统的.总之,从胡佛到罗斯福的办法都是错误的,新政时期也就是大萧条持续的时期.

但是也有许多学者肯定“新政”在克服萧条方面的成就,认为新政是可以完全克服大萧条的.“我可以想象,如果政府有魄力,有决心贯彻‘新政’的策略,那么即使没有战时经济的帮助,国家也能重新繁荣起来.不管怎么说,确实是由于‘新政’打下的基础.”[26]德•,贝茨的这段论述,颇具代表性.

《大萧条时代》的作者韦克特的视角和尺度则颇为不同.他以极大的热情,用美国普通百姓生活状况改善,城乡、劳资、地区和种族关系的调整等大量事实来褒扬新政,尤其是第二次新政在社会改革方面的成就.他认为,这些成就使得千千万万的下层百姓在危机中得以渡过时艰,生活得以显著改善,并且对美国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长远的影响.对大多数人的经济保障,缩减少数人的巨大财富和权力等方面改革的成效,以及由此带来的美国人观念和社会风尚的变化,尤为重要.他把新政的年代称为一个“寻求保障的时代”.在教会中也出现了把社会福利当作美国人的新宗教的趋势.据调查,在2万名牧师中有3/4的人支持“彻底改革资本主义”,几乎1/3的人支持社会主义.这种观念的变化,他称之为“大萧条时代的良心”.因为,它使美国人摆脱了20年代“对群体福祉和个人满足之间的关联自私自利地视而不见”,“帮助美国人记起他们是一个民族,只有通力合作”.他还认为,观念的变化与社会秩序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就后者而言,就是一个从个人秩序向社会秩序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从19世纪80年始出现,但是美国的“粗犷的个人主义”传统延缓了这个进程.瑞典、英国等在大萧条之前就采用了政府管制和社会保障的办法,更不用说其是社会主义化的世界性潮流了.而新政却使美国实现了这样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克服经济周期带来的风险是有益的.

美国社会学家莱文在80年代末的著作中提出的见解也颇具代表性.她认为,大萧条表明美国的资本积累出现了三种障碍:资本剥削率过高,群众购写力过低,生产过剩,业主间无节制的竞争使得物价过度下降,投资成为问题,政治结构职能不足.新政是用来克服这些障碍的.其根本作用是调整政治、经济秩序,为美国的资本积累提供新的有效的机制.[27]主编《美国通史》的中国学者认为,新政是资本主义的一次重要的调整, 形成的政治经济秩序在二战之后,对其他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主持下重建的日本和德国都有相当大的影响.所以,这不仅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调整,也是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制度的一次重要的调整.

对新政的评价往往涉及罗斯福新政同凯恩斯及其学说之间的关系.问题通常是罗斯福有没有系统的理论来支撑其提出的政策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没有系统的理论,所作都是一种应急的反应,成功的就留下来了,不成功的也就烟消云散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罗斯福尽管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但对于美国的问题还是有比较系统的思考的,也有一些基本的纲领性的主张.肯定后一种观点者进一步提出,新政与凯恩斯的学说有没有关系,如果有的话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大部分的评论家都认为两者之间不无关联.近来在国内引人注目的张维迎先生提出了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其立论根据就是奥地利学派的罗斯巴德所著的《美国大萧条》一书所提出的主张,认定大萧条是政府不当的过度干预所造成的,尤其是货币性的通货膨胀所致.这就意味着,罗斯福是依据凯恩斯的主张来实施新政的.就通货膨胀这一点而言,此说有一定的道理.史料表明,罗斯福在初期持“平衡预算”的观念,不愿采取赤字财政,也就是货币性通货膨胀的办法,在凯恩斯多次通过发表公开信等办法敦促和劝说下,罗斯福才改变初衷.不过这种影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这种相互影响之所以得以实现,一个重要原因是两者在某些观念上的不谋而合.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对待自然放任主义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态度.

罗斯福的看法在前面已经叙说.凯恩斯又如何呢他在1931年出版的文集《预言和劝说》中收录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旗帜鲜明的标题,显示了他的态度.文章提出了“对思想观点进行一次历史考察是思想解放的必要前提”[28],详细考察了自17世纪末以来欧洲的思想发展进程.这一考察的特别之处是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学家的语言被借用来解释自由放任主义.不过,这种学说的甚嚣尘上,更应该归咎于那些恰逢其时的政治哲学家而非经济学家”[29].他认为,这一思想来自十七八世纪为推翻国王和教士而锻造的政治哲学.在斯密、李嘉图或马尔萨斯的著作中都找不到自由放任主义这个词语,也找不到以教条主义的形式表达过这一思想.倒是那些二流的经济学权威和一些普及性的教育读物将这种思想扎根于大众的头脑之中,甚至成为婴儿的乳汁.

那么扎入大众头脑的这个自由放任主义的基本观念是什么呢就是“一切让我们自己干.”“管得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让个人听凭自我利益的驱使.”理由是自由是天赋权利,而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天然和谐的.信奉这种观念的经济学家采用的是检测设演绎方法.所检测设的理想状态是:个人以试错的方式独立行动,通过竞争――无情的生存竞争,高效率者将被选择,最成功的牟利者被推上社会的顶层,而低效率者则被淘汰,也不应该给予怜悯和保护.这样,资源的理想配置就得以实现.凯恩斯生动地将这种主张描述如下:“生活的目标成为不断啮取树叶,直到可能够得着的最高树干,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可能方式是,这样一种状态让脖子最长的长颈鹿活下来而饿死那些脖子较短的.”[30]他认为自由放任主义的这种观点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之间,事实上是非常接近的.

凯恩斯认为,这种理论其实是很成问题的.其基本的检测设不是以事实为基础的,它根本不考虑这种竞争性的斗争的代价,尤其是不考虑那些饿死的长颈鹿的痛苦,那些在争斗中落在地上并被践踏的甜嫩的树叶,和那些脖子较长的长颈鹿由于过量摄食而带来的不适,乃至这些本来温顺的动物脸上浮现出贪婪.至于在学理上它所依据的一些抽象的原则,如天赋自由、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必定一致,开明的自利必定会促进公共利益,等等,都是不真实的.它预设的那些诸如“个人牟利的机会是无限的”,机会都是均等的,等等,都是没有根据的.事实是个人的成功更多是凭借其世袭的权利而不是个人在竞争中的努力. 因此,这种学说无法解释许多问题.至于大萧条所表现出来的许多最为严重的经济弊病,如效率和产出的滑坡、失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均等,若要达到治疗效果,更不能依靠这种自由放任主义.自由放任主义所倡导的对个人利益的孜孜以求,甚至加重了病情.所以还是要由一个机构利用集体的行动来治疗.

凯恩斯的这篇文章,可以视为他在1936年发表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政治哲学导论.这也是他提出的各种经济主张的哲学基础.当然,凯恩斯并不是要全盘否定近代以来西方的政治哲学,也不是要否定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他所着眼的是“如何利用集体的力量来改进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的可能性”,也就是如何从技术上对资本主义作出调整,以解脱危机,而不是主张实行社会主义.

笔者在此之所以要花那么多篇幅来介绍凯恩斯在政治哲学上的主张,就是要说明,在这些问题上,他与罗斯福是心心相印的.凯恩斯曾经说过,“旧说已深入人心.所以困难不在新说本身,而在摆脱旧说”[31],以实现思想的解放.而罗斯福新政得以实行,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关键在于摆脱了自由放任主义的旧说,按新的思想大胆地进行实验,同时利用危机带来的契机使得社会的观念,也就是所谓的群体价值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使得普通的百姓和社会的舆论能够摆脱旧说,从而使新政取得广泛的支持.可见,经济的危机与观念的危机是息息相关的,要走出危机必须清理思想,摆脱旧说.

四、

事隔50年之后,尽管罗斯福新政对资本主义所作的调整给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打下的深深的烙印依然存在,但是思潮、观念的流向却又发生了变化.凯恩斯所努力摆脱的“旧说”穿上了“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新装卷土重来.凯恩斯学说,尤其是经过他的某些弟子加以模式化的“凯恩斯主义”,则变成了“旧说”.特别在撒切尔和里根时代,自由放任主义重新成为国策,在苏东剧变之后,更是甚嚣尘上.福山抛出“历史终结论”,声称自由放任主义是人类的唯一可能的选择.撒切尔声称“只此一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诸多流派则从各个角度对“国家干预”作釜底抽薪的论证.这些学派在学理上确实有所创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从观念上看的确大大推进了放松管制,削减了社会福利.这股潮流不仅对西方国家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力,而且以“华盛顿共识”等名义借助经济全球化推向世界各地.社会达尔文主义随之高涨.1920年代的那些现象,又一次重演,而且变本加厉.再30年之后,就酿成了今天的危机.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不得不又一次面临如何摆脱自由放任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旧说”的困局.

这个困局,主要发生在西方.中国人有幸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尤其在不失时机地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全国上下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不是一个到处都是生存竞争、只让脖子最长的长颈鹿生存的社会. 但是,已经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也不能不受到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这种冲击使得原本存在的一些问题凸显出来.

就观念层面来看,自开放以来,尤其是参与经济全球化之后,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经济理论以及与此孪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通过各种途径和载体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不能低估.只要看看这几年的广告,“成功人士的标志”成了最常见的广告语,而它定下的成功人士的“标志”,大都是豪宅、香车以及各式各样的奢侈品.被有些传媒封为“成功人士”的大都是大款、大官、大腕,尤其是“快速致富”的暴发户.这些舆论把芸芸众生压得透不过气来,搞得许多人心生浮躁.“赢在起点上”的早教广告铺天盖地,好像也想让牙牙学语的孩童去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乳汁,同时也向那些囊中羞涩的家长们暗示,你已经输了,你的下一代恐怕也赢不了.这是何等粗暴的精神打击.

一些干部内心里信仰的就是三个依靠:“依靠资本而不依靠劳动,依靠精英而不依靠大众,依靠强势而不依靠弱势.”所以,他们总想去亲近资本,尤其是大资本,国有的或私有的,好像唯有他们才是最值得尊敬和依靠的社会力量.平时注意倾听的也是企业主,尤其是大企业主的呼声.对于劳动者和改革中那些“最少受惠者”的诉求常常置若罔闻.在他们的心目中,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是一种低层次的行当,产出的附加值很低,普通劳动者只是一些平庸之辈和在竞争中没能胜出者.至于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则被自以为是“精英”和“强势者”的某些官员视为“弱势群体”,而且常常被当作经济发展的包袱,于是就把落实对他们的救助政策视为自上而下的恩赐或者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麻烦事.不是尽心尽力地去体察民情、体恤民困,而是对下层百姓的诉诿敷衍.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一些地区和企业的困难被归之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观点正是这种观念的一个突出表现.

学界也不例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是,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学派主张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搬到了中国.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把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说的基本检测设――“经济人”检测设,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用以解释各种社会政治的问题.经济学家在社会上的话语权本来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中国已经够大了,而一些持“经济帝国主义”立场的人士还想尽力扩大这种话语权,用这类政治哲学的观念来引导舆论、教化民众和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们所说所论往往已经不仅是经济学和如何发展经济本身的问题了.张维迎先生在阐释他的“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回到奥地利学派”的口号时,曾引用美国学者的一段文字,将西方学界对于市场经济的信仰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心,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摇摆不定,这就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第三个层次是非常信仰市场但也认为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应该介入市场,这就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完全信仰、坚定不移,这就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稍有一点思想史知识的都知道,奥地利学派的几位大家都是自由放任主义政治哲学的忠实和积极的拥护者,并以此作为其经济学说的理论前提,而且都是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针锋相对的.所以,这个口号所意蕴的也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仅仅是一个关于货币性通货膨胀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

由此看来,要不要摆脱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孪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如何摆脱,在中国也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大萧条的历史教训能不能为我们寻求答案,提供一些启示,笔者期待学界同仁一起探讨.

[8][15][16][19]狄克特•,韦克特,秦传安译. 大萧条时代.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10、53、53、79.

[17]拉尔夫•,德•,贝茨. 1933―1973年美国史(上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7、39.

[28][29][30]凯恩斯,赵波、包晓闻译. 预言与劝说.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302、303、308.

编辑 李 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