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社会观在《语》里的体现

摘 要 儒家经典《论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又以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理念,显示出超时代的魅力.而“和谐为本的人际观”、“安义思想”和“弘扬正气的政治观”则构成了《论语》和谐社会观的基本构架.

关 键 词 :和谐社会观 《论语》 体现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论语》是先秦时期孔子的学生记录孔子及其门徒言行的语录体著作,也是代表着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形成了中华民族深具哲学意蕴的基本道德观和社会观,于是两千年里中华子民均以儒家思想的框架作为本民族的精神内核,共同传承着本民族的传统,凝聚着民族精神,铸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而在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论语》一直是儒家学者教化子弟的经典读本,《论语》以其精深的思想内涵和超前的社会价值观引领着先民的道德方向,因而在传统道德观和现代社会观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并有力地推动着古代和现代社会的文明进程.而《论语》里所阐述的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理念,使它显示出超时代的魅力,本文将具体分析《论语》里的和谐社会观点,来阐述和谐文化在《论语》中的体现.

一、和谐为本的人际观

《论语颜渊》里记载了一段很著名的话,这就是司马牛与子夏的对话: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司马牛与子夏的个人谈话,然而其中却包含着孔子的人文思想.“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这段话的核心,它表现了古人对自然顺从和敬畏的思想,而这种思想一直是孔子所主张的,孔子曾说过“畏天命,畏大人言”(《季氏》)、“富贵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何不可求,吾从所好”(《述而》)、“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这些话都表明孔子对于超越自然的力量有一种天生的敬畏,认为人类应当敬畏天地,而且孔子深以顺从自然为美德.而现在经由子夏之口说出来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不过是这些思想的汇总,或者说是一种更生动传神的说法.生生死死,富贵荣华,皆在上天无声而细腻的安排之中,在这种顺应天命、驯服于自然之力的理念之下,人类的生活就会变得平和淡定,对于上天安排给自己的一切都欣欣然,这其中自然包括自己是否拥有手足同胞的问题.子夏在这里显然是借助于老师一贯的教导来开导师兄弟司马牛,让他接受并正确看待自己没有手足兄弟的现实,懂得一切在人生中皆有可能,一切皆由命运来定夺的道理,明白了这一点,司马牛的心情就会平静得多了.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是一句颇具影响力的名言,它体现的是孔子所一贯主张的“仁爱”精神,孔子说“仁者爱人.”“爱人”即爱与自己没有血亲之人,将对于血缘亲属的爱普及到天下人的身上,那么自己就会获得了更多的手足兄弟,也就把亲情普及到四海之内,于是天下大同,人人相亲,世界因此而充满了和谐美.而要达到这种“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愿景,子夏也指出了可行性方案,这就是“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修身之法,举止有度,待人恭敬,做事小心,行为没有偏差,这样的人就有了人格的魅力,就是人人心向往之的君子,当然,他也就拥有了普天之下的兄弟手足.因此在《论语学而》里借有子之口,进一步阐明了修养礼节对于和谐社会的巨大作用: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有子认为,社会应当以“和”为最高要求,而想达到“和”这个境界,就要有“礼”,“礼”就是古代人类的修养,“以礼节之”,就是今人所说的“礼节”,而通过礼节和修养,使先王之道畅达,使社会更加美好.

二、安义思想

安民,可是说是一切治国者的终极目的,无论治国者采用哪种治国方略,其目的都在于富民安邦,使国家昌盛,因此安抚百姓使国家太平,就成了治国者所追求的终极目标,《论语季氏》有云: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认为,“不均”与“不安”是治理邦国、安抚百姓的大患,也是国家失去和谐的根由.而此“不均”指的是财富分配的不合理,而“不安”指的是民心的不稳定.“不均”固然有分配制度上的原因,更有财物不充裕的原因,同样,“不安”也许是各种制度造成的,也许是国君对百姓的教化不足而造成的,所以要消除“不均”和“不安”,孔子认为有三个方案可行:

1.富民以安民

物质需要乃是人类的第一大需求,难以想象在极度贫困中生活的百姓还能怀着安宁的心情,无怨无怒地对待自己的境遇,贫不能安国,贫不能安民,贫穷必生出种种为生计而抗争的祸乱,这是古往今来的至理,也是孔子早就认识到的,因此孔子说:“好勇疾贫,乱也.”(《泰伯》)为了使百姓不生叛乱之心,治国者首选的方案就是使民富足,所以孔子在到达卫国境内时脱口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子适卫冉有仆,曰:‘庶之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以加’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以加’曰:‘教之.’”(《子路》)

在这里,孔子把“富之”放在了“教之”的前面,说明孔子明白首先让百姓物质富裕充足、保障了基本生存之后进行精神教化的道理,同时也说明物质的富足与精神的教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只有当物质充足时,百姓的生活才能稳定,才能有孔子所希望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的和谐社会.正如学者袁定安所言:

“道德常随境遇而转移,人民如果贫穷不能生存,怎么安常守素！等怨贫疾贫是造事生乱的因子,历来政治家故莫不以解决民生问题为务,民生问题得到解决,而后可与人民共治.”

至于如何使更多的百姓脱贫,孔子认为关键在于“均”,也就是平均分配财物,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相应的物质利益,使更多百姓的生活达到“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程度,而不能让少数人占有多数的物质,在社会中产生贫富差距,导致“不均”现象的产生.为了抑制暴富者,达到资产的平均分配,就要采取老子所说的方法:“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来使社会财富平均分配达到最大化.

2.教化以安民

当百姓已有了温饱之后,就应当进入教化民众的阶段,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精神文明阶段,对于百姓精神的建设,《论语》认为应当以立信为首要目标: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颜渊》)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为政》)

由此可以明确看到,《论语》认为民可以无食,可以轻视生死,但缺少信誉则无以安身,所以缺少信誉比缺少食物更可怕,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信誉可以给国家带来安宁,当然也可以带来充沛的物质和食物.这种信誉,既是指国君对百姓的承诺的诚信度,也是指百姓对国家、百姓对个人之间的交往的诚信度,如果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高度守信誉的氛围里,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凝聚力,也有抗击外辱和富强国家的信心.所以国君要做到:“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百姓要做到:“吾日三省吾身”,反复地对自己进行考问:“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而不习乎”(《为政》)

3 修兵以安民

除了给百姓衣食、教百姓守信之外,另一项重要的国策是保证国家的安全,使其不受外来战争的侵扰,使百姓生活于安康和平之中.对于这一点,在《论语》里也有明确的体现: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

“以不教民战,是谓弃民也.”(《子路》)

把兵与食并提,说明一个国家修兵的重要性不在于备足食物之下,当一个国君教化自己的百姓要守信誉时,同时也要教导百姓做好抗击侵略者的准备,如果没有这个教化内容,就等于把百姓置于对战争的毫无警惕之中,使之盲目地相信和平,因此也就等于抛弃了百姓,抛弃了社会的安宁与和谐.而应付战争是需要训练和准备的,而且是一种长期的准备,所以《论语》提倡对百姓进行习武训练:“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路》)通过训练以达到全民皆兵的状态,也就给和谐社会提供了安全的保障.

三、弘扬正气的政治观

《论语》最多的论述就是为政者要心怀仁德,弘扬正气,在自己的国家里树立良好的影响,形成一种道德的良性循环,以达到和谐社会之目的.如,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云:“正人必先正己.”《论语》里所说的正已,就是要执政者端正自己的言行,多做造福于社稷、顺从民意、遵循道德规范的事情,以君王亲历亲为给百姓做出表率,树立社会正气,自然就会形成“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社会局面.而《论语》又认为,由为政者身先示范所形成的道德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超越刑法、超越杀头的威慑力,而把百姓引向自觉有秩地遵守道德的方向来: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学而》)

可见道德的力量远远大于刑罚,它使百姓向善而举止规范,如:

“季康子问道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先进》)

在这里孔子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将君子之德比为风,而小人之德比为草,风行草上,草必伏之,以草对于风的顺从来比喻君子对大众的感染力,君行德政,民必百川归海般地顺从,正如《论语全解》的作者所云:

“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等夫上之化下无可见之迹,而俗日迁,故喻以风,民性含仁,而众柔不能自立,故喻以草,草惟风之偃,民惟上之从.”

又如: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子路》)

很显然,弘扬正气,改善社会氛围是一种施政的最高境界,也是去除社会不良因素的治本良药.具体到弘扬正气的策略,《论语》又提出了两条主要措施:

1 任人为贤:孔子一贯认为,治国安邦的根本在于人,如果治政者都是贤才,那么国家将政治清明,百业俱兴,于是《论语》有云: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泰伯》)

这五人指的是禹、后稷、契、皋陶、伯益,他们各怀特长,再加上舜任人有方,所以才创造出“天下治”的大好局面.

2 节用爱民:孔子认为治国之要旨,在富民的同时,还要关爱百姓,关爱百姓的具体表现就是珍惜农时和节俭.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

在中国古代这个农业社会里,农业生产对于国家安全、社会安定具有决定的意义.因此,不伤农时,让百姓安心耕作,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物质上的节俭,也是对数量尚不充足的生产物资的爱惜,是减轻百姓负担的一种表现,更是一种爱民的表现,所以在孔子以后,历明的统治者将“敬事而信,节用而爱民,使民以时”视为治国的理念和信条.

综上所述,《论语》里的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关系的理念是超前的,对于今日之社会来说,仍具有可借鉴性,仍值得我们深入地研究和领会.

参考文献:

[1] 袁定安:《论语与做人》,世界书局,1943年版.

[2] (宋)朱熹:《论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简介:

吕显昌,男,1951―,吉林长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

姜万生,男,1954―,吉林长春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