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之死与晚清社会舆

1907年7月15日晨,秋瑾,一个30岁的女性,在没有确供、没有实据的情况下,被清政府以试图谋反的罪名杀害.受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鼓舞的社会舆论,对涉嫌参与制造“秋案冤狱”的涉案人及晚清官场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口诛笔伐,严厉谴责“杀人以媚人”的浙江巡抚张曾敭、“戕无辜之国民”的绍兴知府贵福等人.

一、贵福：负罪偷生死

在秋案所有涉案人中,民愤最大的莫过于时任绍兴知府的贵福.从贵福当时的社会地位和一生作为来看,他根本算不上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唯其主谋杀害了秋瑾,才在历史上留下罪恶的一笔.贵福的生平经历,长期以来并不为人注意,加之其本人做贼心虚刻意掩饰,因而历史文献中有关他的记载颇为少见.

从现在掌握的一些史料看,贵福,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是香山健锐营镶黄旗人,蒙古族,也是香山营旗中唯一考取进士的人.1906年,贵福被任命为绍兴知府.当时,秋瑾在绍兴主持大通学堂,是绍兴风气革新的一面旗帜.贵福去大通学堂视察,还以秋瑾的字“竞雄”为名,题赠“竞争世界,雄冠全球”的对联.据说,为了掩护革命,秋瑾还叫贵福“寄父”、“义父”.

实事求是地说,对于捉拿秋瑾,贵福也有过迟疑,一则秋瑾在绍兴当地享有名望,二则自己与秋瑾毕竟有些交情.秋瑾涉嫌“谋反”,对体制内的贵福显然是不利的.贵福左思右想,最后决定从杭州调兵秋案,一则保密,二则避嫌.清兵到位后,贵福又犹豫了.对贵福的担心与恐惧,张曾敭也大加斥责：“派去兵队,系为拿匪之用,岂为府县看家,种种畏葸,乖方,等若再因循误事,非我所能宽贷也.”正是张曾敭的督电,促使贵福最后下定决心拘拿秋瑾.7月13日下午,贵福下令包围大通学堂,拿办秋瑾,并连夜“三堂会审”.为了获得证供,贵福同时下了两道命令：一是严刑取供,二是搜查秋瑾祖宅.

但贵福没想到的是,两道命令都没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秋瑾受刑,拒不招供.搜查秋宅,一无所获.一方面,由于没有秋瑾谋反的确证,舆论对这个特立独行的女子充满了同情.另一方面,秋瑾“义父是我同党”式的乱供.贵福内心的压力和恐惧可想而知.面对这个难以收拾的局面,贵福只能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赶紧了结此事.于是贵福亲拟电报“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得到张曾敭批准后,贵福急不可待下令将秋瑾处死.

贵福的快刀斩乱麻却彻底激怒了舆论.为了平息众怒,贵福抛出了《绍狱供词汇录》.但包括《申报》在内的诸多媒体,公开对这个供词的真实性表示怀疑.虽然贵福在表面上装出“身正不怕影斜”的样子,但后来发现的一封贵福本人的手札却坦露了他当时的恐惧：“沪报倒置是非,有如疯犬纷乱吠咬,刺刺不休.大率党人私愤,居意讳其逆迹,彰其名誉,蛊惑天下,泄其兔死狐悲之憾,当不值天下识者一也.现此案业已就鞫结,排印传单宣布罪状,用特寄奉百张,即祈察览,为之分送,俾阅者得释报纸疑团,而息谣惑人听耳,是为感.”

在汹涌的舆论面前,贵福自知无法再在绍兴安身,便到处活动谋求调任.据清末民初李宝嘉所著《南亭四话》载：“贵福既杀秋瑾,意不能自安于越,乃运动当达,移知衢府,衢人,复电政府严拒之.贵既不获逞,乃亲走京师,求他调.得宁国府命下.”听闻贵福可能来皖,皖省南北绅、学、商界百余人在芜湖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对策.会后发表二电,一致贵福本人：“鉴公为社会不容,世所共知,宁人不敢戴.”二致皖抚藩学电：“贵福为绍衢不容,宁国亦不敢承认,豫守在宁士民爱戴,乞缓迁调,以定人心.”

在皖人的强烈下,贵福进退失据.既不招人待见,又不容于清议,贵福只好弃官归隐.辛亥革命后,贵福的清静日子也过不了了,担心革命党人复仇,贵福被迫改名换姓.为防革命党人掘墓泄愤,贵福还将父母墓碑上的字都凿掉了.通过这种方式,贵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功地“人间蒸发”.直到2000年5月,北京香山人工滑雪场施工时,工地上发现了一处墓穴.根据墓志铭,墓主正是贵福.原来,早在民国五年（1916）,贵福即已改名赵景祺.“九·一八”事变后,赵景祺追随溥仪去了伪“满洲国”,管理北陵、东陵事务.1936年12月,赵景祺病殁于沈阳,由其二子扶灵回京,秘密安葬于卧佛寺西山.照其遗嘱,不立碑不设坟.贵福企图以无字碑的形式,逃避历史的惩罚.虽然这块“余生居士墓志铭”,竭力将贵福描述成一个忠君爱国的臣子,“事必躬亲,常轻车简从,出巡域邑,与乡人士周旋,问民疾苦,视若家人,众人皆爱戴之”,而对于历史指控他杀害秋瑾一事,则尽可能地掩盖,“居士分别首从,力为开脱,转奉电旨,仅以秋瑾正法,余均宽免等”但不管如何,贵福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二、张曾敭：死骨埋泉羞

在秋案中,如果说绍兴知府贵福是急先锋、马前卒,那么当时的浙江巡抚张曾敭则是幕后黑手.正是张曾敭,亲自下令处死秋瑾.

张曾敭,字小帆,号静渊,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同治七年进士出身,从辈份上讲,张之洞还是其侄.赴浙之前,张曾敭曾宦游多地.张曾敭其人,为人刚介,却精于权术.宦游期间,张曾敭还是积累了一些声望的,但最后还是因为秋案晚节不保.张曾敭体弱多病,1905年调任浙江巡抚后竟然一年之内两次奏请开缺.1907年7月,安庆事发后,新任安徽巡抚冯煦根据情报,密电张曾敭搜捕革命党人.而几乎在同时,张曾敭也收到了贵福关于绍兴大通学堂私藏武器,密谋起事的禀报.对革命充满恐惧的张曾敭,急令杭州巡防营统领李益智带兵往绍兴逮捕秋瑾.

张曾敭是一个较为守旧的官僚,向来主张乱世用重典.因此,对于即使尚未举事的革命党人秋谨,这个专制时代的封疆大吏也没有任何同情.在秋案上,张曾敭态度强硬,堪称“勇毅”,贵福迟疑,按兵不动,张曾敭严加斥责：“此事人手,必须从严,始能解散,若意存消弭,酿祸必大.”贵福电请“将秋瑾先行正法”,张曾敭即刻复电“秋瑾即行正法”.次日,还亲笔写信催问“秋瑾已否遵办?”

秋瑾被杀的消息传到杭州后,“不知道秋瑾的人都因此知道了秋瑾,不懂得革命的人也因此受到了革命的教育.”当时的《杭州白话报》登载了一幅题诗插画,波涛滚滚的浪潮中有一只鼓足了风帆的航船,上头两句：“秋雨秋风天欲黑,张帆暗送浙江潮.”“秋雨秋风”是秋瑾供语,“张帆”却寓指张曾敭本人（张字小帆）.当时的才女吴芝瑛（也是秋瑾的好友）,以真名实姓公开发表了对张辛辣的嘲骂：反常移性者欲也,触情纵欲者禽兽也,以浙帅之贤,岂嗜欲之流、禽兽之类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