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中的公司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思想：起源与演变》

沈洪涛、沈艺峰著

上海高等教育图书公司2007年出品

定价：25.00元

一、

《公司社会责任思想：起源与演变》是一部关于公司社会责任思想起源和发展的论著.该书作者将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发展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的公司慈善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出现的狭义公司社会责任概念,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公司社会回应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公司社会表现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及二十一世纪初的公司公民概念.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基于宗教或社会理想的公司慈善表现为对员工的福利施舍与关照行为.二战后出现的狭义公司社会责任概念将公司对社会的外溢性贡献定位为它不可推脱、必须尽到的责任,也就是“公司公共化”,公司已转变为体现公众利益的公共机构.鉴于狭义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的抽象性与模糊性,缺乏实质性内容,没能对企业社会活动应选择的适当领域或特定领域内应设立的目标和评价标准提供清晰的指南,也就是缺乏对公司管理者责任范围的界定和对管理者表现的评价标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公司社会回应关注的问题较为具体、可衡量、可操作,也就是公司如何满足社会需求和社会预期、应对社会压力和进行社会问题管理.根据William C. Frederrick（1994）的经典区分,公司社会责任主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是否?为了谁的利益?根据什么道德原则?”等问题,而公司社会回应主要回答的是“如何?什么方法?产生什么效应?根据什么操作指南?”等问题.

由于提倡公司社会回应的学者热衷于采用中性的、实证主义的姿态,通过“价值无关”来规避规范性问题,偏离了公司与社会研究的规范性基础,忽视了企业与社会互动间的规范问题,因此,公司社会回应理论无法实现取代公司社会责任概念的目的,而只能作为一个与之并列且互补的概念存在.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公司社会表现是描述、衡量和预测公司在同一个领域中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公司如何作为或应如何作为,因此公司社会表现重新建立起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社会回应之间断裂的联系,公司社会表现主导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公司社会责任研究.

公司社会责任与财务业绩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是由于这一领域缺少坚实的理论基础,不能在理论上阐明公司社会责任对财务业绩的作用机制,而且也没有有效的衡量方法来刻画公司社会责任.因此,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公司社会责任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公司社会责任研究也为利益相关者理论提供实证检验的方法.基于契约理论与产权理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从“企业是一组契约的联结点”这一角度出发,其一组契约包含企业与管理者、员工、所有者、供应商、客户及社区等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契约,也就是说,企业是相关利益者之间的多边契约,每一个参与订立契约者实际上都向公司提供了个人的资源,作为交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满足,因此,为了保证契约的公正和公平,契约各方的权益应该都被照顾到.

二十一世纪初的公司公民概念是公司社会责任概念与利益相关者理论融合后的产物,它试图在普遍性意义上,一方面将公司社会责任作为公司社会责任框架中的一种自愿行为发展成公民理念中公民对社会的义务,另一方面将在利益相关者理论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企业降为与其他相关利益者构成整个社会生态大环境的并列成员,而社区居于中心地位.

二、

该书作者在第一章中写到,由于产业革命所导致的大公司的出现,带来了两个结果：在公司内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管理者资本主义；在公司外部,大公司的出现改变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进而导致市场失灵.由此得到的一个命题：“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其实,管理者资本主义即使对自由经济与利润最大化原则构成挑战,由于管理者只是作为所有者的写作技巧人,其对因承当公司社会责任所可能产生的作为机构的公司与作为个人的管理者在收益上的不对称,可能使得管理者资本主义在个体行为比古典资本主义更倾向于公司社会责任,但也未必会产生公司社会责任思想,因为这是两个不同性质,公司社会责任思想更像是一个社会－思想运动的总体行为,因此,对于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产生原因应当在更宏大的思想传统与这个所嵌入的社会政治结构中寻找.

与其他传统社会中的宗教一样,基督教教义主张道义和宣扬积善功,个人的慈善行为得到社会的鼓励和赞许.“主权在民”的契约怎么写作型政府的功能边界和权力合法性来源于社会契约.而且,政府内部的权力分立与制衡,公民社会通过社会团体的组织、行动与以形成公共理性的多元化媒体激励政府的怎么写作效能、政府对弱势者的倾斜及对强势者的约束.这个社会政治结构具有一个内在动力机制推动自身良善化与理性化.因此,随着制度的成熟与完善,承载着良善与理性理念的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影响力不断扩展,公司的社会责任逐步硬化、制度化――从施舍型的公司慈善到自愿型的公司社会责任再到义务型的公司公民.因此,公司社会责任思想作为一个社会－思想运动存在.

因此,作者得到的“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命题并无逻辑与实证的依据.而且,同样在第一章中,作者描述的公司社会责任实践（欧文的合作村与和谐村等）是发生在大公司出现之前的十九世纪.

作者在显要位置反复强调“思想史研究者通常坚信,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种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影响着思想和表达的所有领域”.似乎该书通过公司社会责任思想的发展阶段的划分模式来体现出其所发生时代的时代精神,但作者并没有找到,至少没有清晰地表达出来.其实,与其谈论抽象的（连作者自己也没有找到的）时代精神,还不如挖掘隐藏在所谓时代精神背后的是趋向良善化与理性化的契约型社会政治结构.

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家与对手“股东价值（利润）最大化”之间的共享立论前提是企业是一组契约――他们的理论基础都是契约理论与产权理论,因此,他们之间的论争是对于契约的性质的不同认定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是一个经济契约,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契约,而且更是包含企业与管理者、员工、所有者、供应商、客户及社区等相关利益者之间的社会契约.

如果企业是一个包含经济契约的社会契约,那么可以将企业分解为三个契约：企业内部的管理者、员工与所有者之间的要素组织型经济契约,企业与供应商、客户的产品交易型经济契约,企业与社区等相关利益者之间的社会契约.所有参与订立契约者都依据个人的资源获得权益,只不过在不同类型的契约中,获得权益的途径不同.在要素组织型经济契约中,所有者以其不可逆的资本投入,承当企业的财务业绩风险,因而具有最后的决定权；管理者作为所有者的写作技巧人,指挥员工与经营企业日常事务,员工获得正向收益（与所有者资本投入的不可逆性形成对比）按管理者的安排进行工作.在产品交易型经济契约中,企业与供应商、客户通过谈判来确定收益与风险承当的安排.在社会契约中,社区可以立法或习俗、惯例（其体现该契约的社会性）――其对企业来说是外在的,来约束企业的行为.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能发现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家与对手新古典经济学家（Milton Friedman、Michael C. Jensen）的认识距离并没有所想象的那么大,从而走向一个统一的企业－契约理论.

该书注释有几个小问题：钱得勒的《看得见的手》在第5、6、7页的注释中出现的是中文版,而在紧接的第8页的注释中出现的是英文版,注释不一致.

第15页的第4个注释好像应当引用的是加尔布雷斯（John Kenh Galbraith,1971）的《新工业国家》,因为引文中四次出现加尔布雷斯所定义的“技术构造”（techno structure）――参见第14页的第5－6行.

第43页的第一个注释好像也应当引用的是加科比（Nei Jacoby,1973）的《公司权利和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