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环境与企业家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民营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为中国各类经济体中最具活力的一支力量.尤其是1998年之后,私有经济被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飞速发展,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就.然而,民营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也随着民营经济的波动而动荡不已.

三十多年来,中国诞生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著名企业家,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也有所好转.企业家群体在人们眼里俨然是时代的精英、社会的强势群体.然而,在他们炫目的光环背后,也有许多困惑与无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自从1999年胡润造中国“百富榜”以来,很多顶级富豪们因上榜而出名,也因上榜而被颠覆.很多当年的风云人物都先后身陷囹圄,光环不再.从他们的人生历程中,可以观察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正面临着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尴尬生存环境.

固然尴尬的生存环境来自于经济高速转型中的不确定性,法治环境的不健全,政府掌握过多资源与审批权,却又球员兼裁判带来的不公平,以及社会上少了道德底线的价值错乱,但有人深陷这样的环境中,失了方寸；而有人却还是能正派经营并游刃有余,差别在哪里呢?企业家在这样尴尬的生存环境中,又要如何自处呢?

成功学让环境越来越恶劣

我个人认为成功学的引入是企业家面对尴尬生存环境的罪魁祸首.其引入破坏了很多传统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制造了很多精明的自利主义者.有人学习和运用成功学,靠一些具有短期效益的事情发家,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了巨额财富.一群研究成功学的人便吹嘘其通过几次特殊操作,一下子就发财了的特殊经历.这样的吹嘘使更多的人羡慕、学习然后去实践这种短线行为.另一些人作不到,羡慕嫉妒恨之余,又对改变社会现实无能为力,于是就沦落到白天和稀泥,晚上在网络媒体等大众平台上当愤青的境地,通过发表一些愤世嫉俗的言论来恢复一下虚检测的、廉价的自我道德感.

成功学教人只有三分实力,但要忽悠成二十分,最后拿十分利益.造成的结果是太多的人为成功不择手段,没有底线,各种钻空子、贿赂的行为越来越多,培养了一批受贿的官员,导致官僚主义盛行.中国人传统观念里本来就有“县官不如现管”的思想,于是恶性循环,官员的贪腐又带来更多的短线行为.这样的环境正是我们今天社会的大问题.

在这里要感谢一下方舟子.因为方舟子质疑唐骏学历查重事件,牵扯出一批有查重嫌疑的名人来.唐骏作为“打工皇帝”是很多青年人的偶像,而这次打检测让年轻人能够从追随成功学的狂热中停下来,反思、成长.

当然,在这样尴尬的生存环境中还是有很多坚持守底线又能成就事业的人,他们因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获得了成功,而且是基业长青的终身事业.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呢?

企业家要加强自我修炼

首先,要戒除成功学思维,追求长线发展.企业家做企业首先要树立的是企业的价值观.兰德公司花费了20年的时间跟踪世界500家大企业,发现百年企业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树立了超越利润的价值观,注重追求企业的使命、愿景及企业文化的形成与传承.文化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因企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中国企业走向基业长青,需要培育自身独特的企业文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企业家们认识到树立价值观、守住道德底线的重要性.

其次,做事情要有底线.这里所说的底线绝对不是要企业家摆清高,愤世嫉俗,对不良社会现象斥之而后快.而是说企业家要做企业,在商言商,商道即人道,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有所为有所不为.企业家的精神与形象是企业的一面镜子.正如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科斯洛夫斯基所说的,企业家的道德行为“存在于放弃中,通过放弃道德上有问题的机会和放弃不道德行为(违反规则的行为)带来的利益,来达到比竞争对手更有利的竞争优势和区隔带来的利益.”

最后,要培养社会责任感.聪明的企业家不会去和不肖的官员同流合污,但也懂得搞好和政府的关系,比如可以通过捐款等方式做一些公益事业,帮助政府做一些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如建设NGO（非政府组织）,帮助地方政府寻找公共资源、搭建沟通桥梁等.但是他懂得坚守底线,不参与一些有违法律政策、乃至有违道德的事情.对于因制度漏洞等不太规范的操作,只接受法律允许的便利,不追求违法的利益.总之,就是有十分实力,只说八分能耐,仅拿七分利益.

可以说,中国企业家在不断进行组织创新并逐步走向成功的过程中,受到环境因素的制约和困扰较多,从某种角度承担着改革的风险与成本,但这并不是绝望或堕落的理由.因为一批有坚持、有修炼的企业家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我相信,社会环境最终也会在善于反思的年青一代成为社会脊梁后最终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