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社会的喧嚣与温情

点赞:3740 浏览:12256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陈思和先生认为王安忆的小说《叔叔的故事》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文学一种“叙事立场”的转变,即“作家放弃了指点迷津式的启蒙导师的立场等改变了传统的叙事立场 ―― 依赖政治来争夺庙堂发言权以及在知识分子议政的广场上应和民众情绪的个人英雄的立场,而转身新的叙事空间 ―― 民间的立场,知识分子把自身隐蔽到民众中间,用‘叙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知世界态度,来表现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真相的认识”①.

显然,这一观念的提出主要说明的是中国当代作家对于“民间”的一种深沉关注和文化认同.但中国当代作家对“民间”的这种关注、认同及叙事的“民间立场”真是只在这个发表于1990年的作品中突然产生?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里,这种叙事的“民间立场”是否存在或如何存在?这至少会是在逻辑上令人徒生兴趣的问题.

当我们从城市文学的视角审视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时,正可以从那些致力于表现城市世俗社会魅力及其变迁的小说中发现这样一种“民间立场”的存在.在一些被称作“市井小说”、“改革小说”、“新潮小说”和“新写实小说”的作品中,作家有意识地将自己隐身于各种世俗人物的身后,从而有效地控制了知识分子话语在叙事中的介入,使“藏污纳垢”②但却充满无限活力的城市世俗社会充分地自我呈现出来.

世俗社会的魅力

在20世纪80年代初逐渐产生影响的市井小说中,读者不免多少有些惊讶地发现城市随着一种怀旧情怀进入当代文学的视野.作为世俗文化自觉的发生地,城市在1949年以来的三十多年极单纯的文化背景下几乎丧失了其全部的世俗魅力.当邓友梅、冯骥才在他们的写作中竭力恢复清末古朴醇厚的京津氤氲的时候,我们恍然回到了世纪初时代.

市井小说首先力图复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世俗世界,其中熙熙攘攘地充塞着各类习惯享受种种世俗乐趣的好人或坏人.他们身上虽常可见到虚荣、怯懦、懒散以至卑鄙、恶劣,但也不乏正直、善良或至少对世俗生活一种生存逻辑的遵守.在一种默许的温和中,这个世界可以容忍自私、无赖、欺诈、恶毒乃至残忍的暴力行为.而在这一切喧嚣繁闹声中流露的,是城市里永恒不息的满溢世俗意趣的生命情志.《神鞭》以20世纪末的天津市井为背景,借“混星子”玻璃花与傻二的怨怼纠缠,在一系列颇具喜剧意味的“武斗”场面中展示出来的各色出场人物,其种种矫饰滑稽情状,实在令人莞尔.

比起同时期的其他创作,市井小说的叙述者要有宽容得多的道德感.在将自己与市井人物普通的精神、趣味倾向接近这一点上,叙述者做了不懈的努力.对于一些受到单纯道德教育的正统读者来说,市井小说的道德态度显得太暧昧了.市井小说从一开始即抛弃了当时流行的主流话语,不仅将视线投向清末的城市世俗社会生活,更在叙事风格上越过现代和近代,直接继承了明代以来世情小说的传统,“极摹人情世态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③.

事实上,中国小说直至清末未变的边缘位置,使它始终将自己的趣味保留在世俗社会的一些共同习惯中.不必说以《梅》为典型代表的大量以道德说教面孔做着大肆宣泄世俗兴趣的作品,即如晚清多少真诚讽世伤时、承继《儒林外史》精神的谴责小说,也在众多丑角人物繁复而夸张的闹剧性情节中流露出世俗喜剧的酷爱,表现出“一致的喧嚷讽谑、嬉笑怒骂的风格”④.世俗读者在对这些人物笑谈辱骂之间,既极大地满足了虚荣,又在自认好人中掩饰了自己在追求名利时内心偶尔的不安.不难看出谴责小说谴责的是对名利过度追求的丑行,而不是对名利一般的世俗.相比较起来,“五四”以来人道主义精神的融入,使现代文学在新道德笼罩下再难至下而上地表现世俗精神的各方面.即使是出身市民阶层、对世俗社会有着充分尊重的老舍,也在作品中“必须不时地对作者的意识让步,提醒我们主角所承受的痛苦”⑤.至于以后的意识形态文学写作,对世俗趣味的诸多方面则多以“封建余孽”(或“小资情调”)的名义加以批判与洗涤了.正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市井小说里,我们又看到了世俗精神活泼和充满生命旨趣的再现.事实上无论是“烟壶”或“神鞭”或“三寸金莲”,都不过是世俗精神某一方面或某种程度的典型象征.不必说令人叹为观止的的“烟壶”艺术所表现出中国世俗社会对人生精致境界的欣赏热情,就是被现代人斥为“病态”的旧时代对“三寸金莲”的赏爱,同样也表现了世俗社会对女性至柔之美不免夸张的神往与.抛开这种奇特的审美观中所含的病态因素,《三寸金莲》对那个时代城市市民的世俗或理想所做的描写,实在并没有太多的夸饰之处.何况有理由相信,当时人们对待缠足所带来的非人道的痛苦是有所考虑的:既然想追求特别的“美”,又怎能不甘心付出哪怕最痛苦的代价呢?

从现代道德的角度看,中国城市这个世俗社会的确“藏污纳垢”,在喧嚣的外表下有许多人性的死角,但正如一位当代心理学家所说,“道德观念是对付灵魂最有效的盾牌,它使我们免于面对灵魂的复杂性”⑥.必须承认,这个社会的确总在表现出令人感奋的“粗野充沛的活力”⑦,散发着浓厚的人性气息.笔者以为,可以将这个世俗社会的生命情趣主要归纳为如下三种,即基于对人性自然充分尊重的享受生命的热情,出于社会需要的强调个体人性尊严的,在福祸苦乐相依中建立起来的下层民众间的温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像《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八宝箱》、《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等短篇是如何因为充分反映了世俗社会的这些情趣才成为广为流传的经典的.而当代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市井小说里所刻意展现的,也正是世俗社会这些充满人性魅力的方面.

陆文夫在小说《小贩世家》里描写了一个在苏州这样一个有着悠久的世俗文化传统的城市里世代经营的小贩形象.当这个人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城市里备受打击,最后至于要被逐离城市时,他来到一位他的熟客,一个通过沉默向他表示过同情和尊重的知识分子家中,给这个人留下了他做生意时常用的竹梆子.他似乎认为自己不应带走属于这个城市的东西,并借这一行为表现了他对城市无限的留恋与徘徊之间――尽管城市对他无情而粗暴,他却仍在临去之时对它表现了无限的温情.这个平凡的市井人物的真情流露,令人动容.

困惑与

在一些被称作“改革小说”和“新潮小说”的城市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中国城市里的世俗社会在现代化背景下的新生与变更.

改革小说的写作者很快从最初的“改革/保守”斗争的简单叙事模式中摆脱出来,在更宏阔的视野上注意到改革开放在中国社会形成整体的文化激荡所造成的广泛和深刻的影响,从而有意识地关注社会与文化转型给中国的民间社会―― 特别包括中国城市的世俗社会―― 带来的巨大冲击.刘心武的《钟鼓楼》正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杰出作品.

这个完全以世俗生活为题材且极具历史感和现实感的作品,在对善良、宽容、尊重自己和他人等品性的揄扬中显示出对世俗社会人物充分的尊重.虽然作品并无明显的中心人物且众多人物之间只有松散的联系,我们还是可以在几乎所有人物身上发现共同的东西,即面对改革背景下传统价值观念发生裂变时的自失与困惑.作者向我们展示了世俗社会在撤除长期以来的政治遮蔽后所焕发出的无限活力,这让深受“革命教育”的中年一代尤其无所适从.但老一代人在传统世俗社会里形成的生活习惯和人格却焕发出了魅力,引起了年轻人的反思.小说得到叙述者偏爱的人物荀磊作为一个颇富宽厚善良的平民精神的现代青年,应该是作者理想的世俗社会的新的代表人物.他于自我的困惑之中面对钟鼓楼所突然产生的精神触动和涌生的,正预示了世俗社会在逐渐开放和多元化的文化背景下将诱发出无限的人性魅力.

但荀磊的这种困惑与多少明确地隐含着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姿态,这显示了当代主流文化的威慑力,同时也深刻反映出传统世俗社会对主流文化依赖的一面.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俗社会的文化独立倾向开始有逐渐明确的表现.

尽管人们早已习惯于用现代主义的批评话语来解读《鬈毛》、《无主题变奏》、《顽主》等作品,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作品的人物既是中国城市世俗社会的典型代表,作品本身也更因此可以看成是写作者对这个社会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精神诉求进行着力描写的范本,从中显示出世俗社会形成属于自己的充满活力的表述话语的强烈.

《鬈毛》的主人公卢森对一本正经的父亲反感之极,对他要求自己剪发的要求毫不理睬,但却愿意为安慰一个孤独的市井老人将自己的“鬈毛”变成“寸头”.这里所反映出强调个体尊严的与市井人物间的温情,正是世俗社会里最典型的东西.相比之下,《无主题变奏》的主人公在拒绝主流文化所赞许的“正常”的生活方式上更加彻底.因为无法容忍知识分子的酸文检测醋,他主动从大学里退学,选择在饭店里端盘子的生活.在女友的压迫下他参加考试,与对自己成为作家有帮助的名人会面,但最后因为对这些知识拥有者的空虚本质的失望,他再次拒绝改变,并最终和女友分手,继续他等待不知等待什么的精神流浪生活.

王朔小说中的人物,“多半是市井中的准痞子”⑧.无论是在黑暗与罪恶边缘厮混的人物,还是各种惫懒且油嘴滑舌的小人物,对一种同样带有荒谬色彩的生活方式的坚持都是他们习惯的选择.虽然特殊的出身背景决定了这些人物似乎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及与此相随的失落感都与世俗社会有一定距离,但重要的是,诚如一位研究者所言,“王朔先期传达了商业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非自觉地)市民阶层的文化叙述人”⑨.事实上,王朔小说以反讽的方式对僵硬的意识形态进行放肆的嘲讽和解构,几乎到了语言狂欢的地步,其中所显露的正是世俗社会通过颠覆神圣与权威以曲折满足尊严的,同时也充分反映了当代世俗社会与主流文化分裂的倾向.

然而在这些“新潮小说”里,有破坏的,却没有建设的实行.《顽主》中于观的一番话颇有代表性:

“那你叫我说什么呀?”于观也站起来,“非得让我说自个是混蛋、寄生虫?我怎么就那么不顺你的眼?我也没去杀人放火、上街游行,我乖乖的招谁惹谁了?非得绷着块儿昂扬的样子才算好孩子?我不就庸俗点吗?”

由此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城市世俗社会的新一代的代表人物尽管表现出独立的文化建设,但事实上仍然陷入了一种深度困惑之中.他们拒绝主流文化,但显然也不能回到前现代社会的世俗文化传统之中.对于未来,更是没有定见.因此,这些人物既不能生活在过去,也没有未来,自然只能表现出精神状态上“现代主义”式的迷惘.


窘顿境遇与真实人生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写实小说中,中国当代城市的世俗社会得到更真实和生动的描绘.作家们试图以截断面的方式将各种身份的世俗人物真实的日常生活予以文学形象化,使读者尤如纪实电视镜头前的观众.池莉甚至说:“《烦恼人生》中的细节是非常真实的,时间、地点都是真实的,我不篡改客观现实.”⑩

方方的《风景》是一个隐喻丰富的作品,借一个拥挤的城市贫民家庭里卑污的生活描写将世俗社会早期代言人所描写的理想化文学图景彻底撕裂.父亲和大哥毫无意义的英雄外表与气概,二哥对一个非世俗阶层的女子的真情被糟践,三哥因此选择独身生活以避免挫折,五哥、六哥的卑琐势利,两个姐姐的轻浮,这所有的一切都令在歧视和屈辱中长大的七哥对这种环境下的生活彻底绝望,也成为他选择毫不留情地抛弃未婚妻而另娶的充分理由.表面上看,方方细腻地描写物质贫困和空间逼仄如何毁灭了人性的尊严,将世俗社会里传统的道义与温情彻底轰毁,但当这一切原始生活图景通过只活了半个月的“小八子”的角度加以叙述时,一种微妙的亲人间的温情荡漾在字里行间,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有效地化解了这些世俗图景所包含的粗莽与野蛮.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尽管发表在1991年,但紧接两年前的《单位》,继续讲述一个叫小林的大学生毕业后如何被世俗社会同化的过程.叙述者不厌其烦地描写诸如写豆腐、请保姆、孩子入托、亲友来访等家庭琐事和其中牵扯不尽的烦恼,但作品最妙的地方却是在他为了每天20元钱勉强同意朋友卖板鸭后的心理转变:

一开始还真有些不好意思,穿上白围裙,就不敢抬眼睛.不敢看写鸭子的是谁,生怕碰到熟人.回家一身鸭子味,赶紧洗澡.可干了两天,每天能捏两张人民币,眼睛、脸就敢抬了,碰到熟人也不怕了.回来澡也不洗了.习惯了就自然了.小林感到就好像当娼妓,头一次接客总是害怕,害臊,时间一长,态度就大方了,接谁都一样.这时小林觉得长期这样卖鸭子也不错,每月可多得六百元的收入,一年下来不就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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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知识分子将自己比做“娼妓”,而且还自得其乐,小林真的是完全“世俗化”了.这样的一种自我意识令严肃的知识分子批评家难以容忍,因此对叙述者庸俗化倾向大为不满.但娼妓是世俗社会里同样得到平等尊重的职业和群体,并不应该受到歧视.因此,小林的转变的真正意义不过是他放弃了过去的虚荣而更坦然地面对贫穷的真实人生里不可避免的卑贱的一面.

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其代表作《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这样写到:“有时候,实质自由的缺乏直接与经济贫困相联系,后者剥夺了人们免受饥饿、获得足够营养、得到对可治疗疾病的治疗、拥有适当的衣服和住所、享用清洁水和卫生设备等自由.”{11}从这个立场上看,新写实小说其实不过是相对客观地描写了在经济落后的国家与城市里世俗社会必然面对的窘顿的生存境遇.明代的短篇小说出现在世俗社会的上升期,表现了这个阶层社会地位不断得到提高时的自信和自我期待,所以卖油郎这样的市井人物能够娶到王公贵族都想得到的花魁女,这样的城市奇迹最受市民读者喜欢,但也是浪漫化的.相比之下,新写实小说里的世俗社会毫无浪漫气息,人物更在拮据的生活里消磨了敏感的自尊和本性的善良,变得自私和麻木.这幅图景的确让人有些失望,但却真实地反映了经济落后的中国城市世俗社会的实际状况.

相对而言,池莉的小说虽然最受苛评,但却能更恰当地表现窘顿境遇中世俗社会里流溢的温情.在《太阳出世》里,她成功讲述了一对懵懂鲁莽的新婚夫妇如何在孩子降生后经历自身蜕变与成长、认识生命意义的故事.在引起较大争议的短篇《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中,池莉描写了炎热的武汉街头的生活片断:猫子卖的体温计爆了,这让他与女友燕华及其家人、邻居多了聊天的话题;他们用粗俗的话放肆地互相打趣,看电视,摸,夜里在街头乘凉露宿,没有什么高尚的追求但却也真实地生活着.作品的结尾,清晨开始工作的燕华提醒同事说笑轻声,“驾驶着两节车厢的公共汽车,轻轻在竹床的走廊里穿行,她尽量不踩油门,让车像人一样悄悄走路”.这种温情在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贫乏的精神生活里显得弥足珍贵,它充分显示了世俗社会对待生命的真诚和热情.

总之,新写实小说作家抛弃了知识分子话语的一些习惯,在克制价值与情感判断的同时以尊重的叙述姿态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城市的世俗社会生活图景.虽然仍不时能察觉到作家隐约的反讽闪现在文本中,但世俗社会的喧嚣与温情总还是在这些不再理想化、浪漫化的文学描述中,得到了“去蔽”.

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来,上述在现代化背景下着力描写中国城市世俗社会复苏与嬗变的小说,是否的确在叙事上采用了陈思和先生所说的“民间立场”呢?在他看来,作家在采用这种立场时,是“以民间的伟大来反观自己的渺小,以民间的丰富来装饰自己的匮乏等不知不觉中适应了更为谦卑的叙事风格”{12}.

也许20世纪80年代的这些城市文学作品尚未达到这样一种文化认同程度而表现出“谦卑的叙事风格”,但从市井小说到新写实小说,当代作家表现出对中国城市世俗社会文化的热情关注和不同程度的认同甚至欣赏总的来说是不错的.只不过,与这些作家常常表现出对这种文化在态度上的暧昧不明和备受指责相比,20世纪90年代的作家似乎更加坦然和诚恳.这也许是一种转变,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知识分子长期自恃的启蒙话语的衰落与容纳更灵活的世俗精神的必要.

【注释】

①{12} 陈思和:《逼近世纪末小说选》卷二序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② 这也是陈思和在《民间的沉浮――从抗战到文学史的一个解释》一文中对“民间”一个主要特点的归纳.参见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关 键 词 十讲》,139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

④ 王德威:《“谴责”以外的喧嚣――试探晚清小说的闹剧意义》,见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7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⑤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转引自吴怀斌、曾广灿编《老舍研究资料》,384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⑥ [美]托马斯.摩尔:《关注灵魂》,北京:华龄出版社,16页,1997年版.

⑦ 夏志清:《中国古代小说导论》,20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⑧ 南帆:《文学的维度》,12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⑨ 蔡翔:《旧时王谢堂前燕――关于王朔及王朔现象》,引自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3卷,388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

⑩ 《新写实作家、评论家谈新写实》,《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11}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2页,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