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点赞:13173 浏览:57407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08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 :贫富差距的扩大,引发了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违法犯罪活动大量增加,出现了许多不利于和谐社会构建的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要依靠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同时要优化社会结构,扩大中产阶层比重,保护社会下层的基本生存状态.

关 键 词 :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社会稳定;和谐社会

作者简介:耿改智(1970-),男,陕西大荔人,延安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F126;D6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1.05.30文章编号:1672-3309(2011)05-69-02

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已经连续多年处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成为严峻的社会现实问题.根据亚行2007年8月的研究报告,在22个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成为亚洲之冠.

一、贫富差距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负面影响

社会学研究认为,贫富差距的存在具有正负两方面的社会功能.其正面功能在于,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能力的高低、投入的多少和贡献的大小,它的存在既能激发人们努力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又能激发人们为创造社会财富而奉献自己的体能和智能.其负面影响在于,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所处的条件差别、地位差别以及由此决定的机会差别,它影响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使个人发展失去动力和社会发展失去活力.[1]

我国目前的主要问题是贫富差距的负面影响加剧,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其中,最为突出的深层次的问题,表现在两方面:

其一,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弱势群体“相对剥夺感”显化,贫富阶层之间、弱势群体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增加.

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离不开民众对政府及其政策的普遍支持,而这种态度源自于社会发展成果被大多数成员共享.历史经验表明,在多数情况下,一个社会阶层乃至一个社会群体对社会现实不满,就能对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很大的甚至决定性的影响.改革不仅是一个提高效率增加产出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利益重新调整分配的过程.这种调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几乎所有人都能获益,即“帕累托改进”;另一种是改革使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而且其他人的利益增进是建立在这部分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上的,即非“帕累托变革”.中国1993年之前的改革基本属于前一种情况,此后,社会则进入“非帕累托效率”阶段,改革更多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一部分社会成员成为改革的“输家”(如下岗职工、大部分农民),社会贫富差距随之迅速扩大,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的心理发生了变化,其中对稳定产生消极影响的就是“相对剥夺感”日益凸显.[2]“相对剥夺感”是指一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其强度与经济收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程度呈正相关关系.生活境遇尤其是经济水平较差的群体,相对剥夺感较强,并且贫富差距越大,这些群体的相对剥夺感就愈强.同时,随着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拉大,部分社会成员产生对社会规范的怀疑和困惑,对社会的不满和失落,各阶层间相互敌视,缺乏合作精神等等.加之大量不合理收入、非法收入的存在,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被剥夺感.

人数众多的社会弱势群体的“相对剥夺感”的增强,其结果就是他们对政府和社会失去信任,进而与少数强势群体,甚至与政府产生对立,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近几年来,在城市,集体、罢工、等件时有发生,表现形式日趋具有对抗性,群众越来越多地采取极端行为,甚至发生恶性社会冲突.在农村,农民事件越来越多.湖南某县从1992年开始,20多个乡镇的一些农民因负担过重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多次县、市、省和,并逐渐形成了一支500多人的减负骨干队伍,其中核心人物有80多人.2003年1月,湖南某县27名代表集会,商议成立农民协会.后来,还具体讨论了农民协会的宗旨和章程,并向该县领导和部门正式提出了成立农民协会的要求.[3]

其二,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各种违法犯罪活动大量增加,社会秩序和法律规范遭到破坏.

社会学和法学研究认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是产生犯罪的最终根源.作为蔑视社会秩序最为极端表现的犯罪行为是“随着赤贫现象的增长而增长”的.社会学家默顿指出:“一个社会只是贫穷或者只是富裕均不产生犯罪,但一个社会贫富差别悬殊就会产生大量犯罪”.[4]社会发展的历史也证明,贫富差距发展所引起的贫富悬殊、贫富分化、贫富对立,必然导致社会违法犯罪活动增加.


关于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对违法犯罪活动的影响,清华大学的胡鞍钢等学者作了权威性的实证分析研究.[5]根据这项研究,他们发现,1978-2003年,全国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的拉大都与违法犯罪的增多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伴随着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我国的刑事犯罪案件、治安案件也大幅度上升,表现出与财富分化很强的关连性.贫富差距成为我国现阶段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根源.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不仅严重影响了国民的社会心理,从精神层面瓦解国家和民族的思想道德基础,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从制度层面破坏国家的社会基础和法律基础.

二、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

现阶段贫富差距产生,有经济结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的原因,也有社会制度以及历史文化的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

从合理因素来看,贫富差距的扩大是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的结果.由于鼓励“一部分人先富”和多种分配方式存在,打破了平均主义,生产要素按照市场要求进行配置,并获取相应的收益.各要素的价值不同,参与收入分配的结果不同,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贫富差距.

从不合理因素来看,主要是不合理收入和非法收入.一是合法但不合理收入,主要是垄断收入.少数垄断性行业依靠其垄断地位和不平等竞争,获得高额垄断收入.二是不合法收入,一些企业和个人利用政策不完善,法制不健全,市场不规范,流通秩序混乱,钻政策和体制的空子,大发横财等.

从另一个角度看,贫富差距扩大与收入再分配的手段和功能明显不足有直接关系.一是个人收入所得税征收不力.我国的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过低,致使我国的普通工薪阶层成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占纳税总额的80%,而富有阶层由于高额累进的税率较低,因而所缴的所得税数额十分有限.同时,由于缺乏对收入的有效监控,征管漏洞较多,许多富有阶层的个人收入所得税很难按高额累进税率足额征收,高收入群体的“逃税”或“避税”极为普遍.二是对低收入阶层缺乏有效保护.尽管初步建立了各种扶贫、基本生活保障、就业援助以及最低工资保护等制度,但投入不足,管理和执行过程也存在不少问题,相当多的贫困者难以获得有效援助.

这表明,我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是与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和政府管理不到位有着密切的关系,并非完全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三、化解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

如上所述,既然贫富差距产生的根源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那么,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就应当确立这样的思路:区分情况,采取针对性政策.具体来说,对合理因素的问题,主要是通过经济政策,特别是收入分配政策、消费政策、投资政策、税收政策等,通过经济和行政手段进行调整;对不合理因素的问题,主要是垄断性收入、非法收入,包括贪污腐败所得等,通过法律和纪律手段进行控制.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找到平衡,发挥市场和政府“两只手”的作用.

第一,优化社会结构是解决贫富差距问题的治本之法.孙立平认为,我国目前的贫富分化开始定型为社会结构,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以按资本而不是按劳分配的新的财富分配过程正在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仅仅用政策来调节贫富差距就不够了,同时需要优化社会结构.他提出,优化社会结构至少包括四层含义:一是,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二是,保护下层生存的社会生态;三是,富人与穷人之间和睦相处;四是,保护和拓展社会流动的渠道.[6]这种看法是富有远见的,特别是前两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第二,扩大中产阶层的比重是改变目前不合理分配结构的有效手段和实质性举措.这也是政府和社会在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上的共识.和谐社会不是没有贫富差别的社会,更不是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是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在最低水平上,这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至少意味着,中产阶层占有一个相当的比例.这样,才能实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比较合理的“橄榄型”分配结构.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扩大中产阶层比重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要提高大量技术熟练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使他们成为中等收入者的一部分.

第三,保护社会下层的社会生态是缓解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基本保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社会下层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的基本力量.改善贫困群体在市场中的机遇和地位,最重要的是给他们提供谋生的机会.像棚户区、城中村、地摊这样的事物,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它是下层群体的安身立命之处,不能简单地取缔铲除.要保护这个社会生态系统,给社会下层留出必要的生存空间.(责任编辑:云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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