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社会:下一个中国雄心

虽然美国联邦政府堪称一个数据帝国,但大数据的爆炸,绝不仅仅局限于联邦政府.根据麦肯锡公司的研究和统计,仅仅美国的制造行业,就拥有差不多两倍于美国政府的数据.此外,美国新闻业、银行业都拥有可以和政府相提并论的海量数据.

作为全世界馆藏量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2009年拥有的电子信息总量为235太字节(即“TB”,1TB等于1024GB).从以下的图表可以看出：美国17个行业中,已经有15个行业大公司平均拥有的数据量超过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其中投资证券业、银行业、传媒业位居前三位,都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

数据竞争：企业赢之道

2010年,全球的企业一年新存储的数据就超过了7000拍字节(即“PB”,1PB等于1024TB),全球消费者新存储的数据约为6000拍字节,这相当于十多万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量.每一天,无数的数据在被收集、交换、分析和整合,麦肯锡公司认为,数据已经如一股“洪流”注入了世界经济,成为全球各个经济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麦肯锡公司预计,数据将和企业的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源一样,成为生产过程当中的基本要素.

这当然是大数据时代的独特现象.和其他的生产要素相比,数据,无疑有其独特的特点.例如,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一般都有排他性,但数据很容易实现共享,而且使用的人越多,其价值越大；数据也不像机器、厂房一样会随着使用次数的增多而贬值,相反,重复使用,它可能增值.此外,此数据和彼数据如果能有机地整合到一起,可能就会产生新的信息和知识,而且大幅增值.

麦肯锡的报告继而指出：

“已经有越来越多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只要实施正确的政策和激励,大数据将成为竞争的关键性基础,并成为下一波生产率提高、创新和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支柱.”这把数据的重要性提到了竞争性要素的高度.这种数据竞争,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

托马斯·达文波特(Thornas H.Denport)是美国信息经济领域著名的教授,他对知识经济、数据竞争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随着全球性竞争的不断深化,企业的地理优势将淡化,各种国家和地区性的保护措施也在逐步取消,一项专利会很陕地被模仿、复制、推广,创新将越来越难.但在除去这些要素之外,还有一点可以构成企业竞争的基础,那就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来开展公司的业务,这种竞争,要求公司制定流线型的商务过程,各个过程之间必须无缝隙、无摩擦地对接,并保证每—个商业决策明智、正确,在竞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

而要做到“低成本、高效率”的运营以及决策正确,企业必须广泛推行以事实为基础的决策方法、大量使用数据分析来优化企业的各个运营环节,通过基于数据的优化和对接,把业务流程和决策过程当中存在的每一分潜在的价值都“挤”出来,从而节约成本、战胜对手、在市场上幸存.这种竞争,就是一种基于数据的竞争.

达文波特认为,能够始终保证自己以“数据最优”的方式运营的公司将会在竞争中坚持到最后,并不战而胜,因为粗放型经营的公司最终将因为“高成本”自动出局.“一些公司已经把他们商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建立在数据收集、分析和行动的能力之上了.所有的公司都可以从他们的成功当中学习.”下一波浪潮：从大数据到大社会

从美国最近发生的几次社会运动当中,都可以看到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

几乎在奥巴马入主白宫同时,美国兴起了茶党运动.2011年9月,美国又发生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这两次运动的出发点各不相同,前者最初是税收过多,后者的直接诱因则是失业率太高.但这两次运动,都是网络推动的公民自由表达行动,和过去的社会运动相比,其表达方式和组织机理已经明显不同.

两个运动都没有明确的领导者或发言人,其组织结构不是“垂直”层级制的,而是“水平”的,完全是大众组织、大众参与,高度“去中心化”.当世界著名的思想领袖齐泽克来到现场发表演讲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一支话筒.

两次运动的主题也是多中心的,茶党运动反对政府资助产业、支持政府透明,“占领华尔街”则从政治到经济,无所不包,表面上是对经济不公表达愤怒、对政治系统感到挫败,其背后传达的则是权力结构要“去中心化、水平化、社会化”的诉求.有评论—针见血地指出,这两场运动,都是美国制度失败的表现.

美国社会现有的治理制度,从组织上来说,还是层层授权的纵向分级制,从管理方法上看,依然是以环环相扣的流程管理为基础.联邦政府是全美最大的信息生产、收集、使用和发布的单位,可谓信息社会的信息中枢,但近百年来,其层级制的治理结构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但在大数据的时代,基于层级的社会控制手段将不再适用,基于流程的管理方法也有很大局限性.

这是因为,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和数据是最重要的资源,一旦信息自由、数据开放,就意味着信息和每一个公民之间都是等距的,而且中间没有层级的过滤.数据的开放和流动,就代表着知识的开放和流动、代表着权力的开放和流动,这种开放和流动,是多中心的、水平的.在这个时代,社会的主体结构将从分层转向“结网”,在网状传播力量的不断冲击下,个人的主体价值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集中在政府的权力将开始分散,权力的最终流向,是社会、是大众、是一个个独立的公民个体.

大数据时代正在呼唤下一波社会化的浪潮：一个更开放的社会,—个权力更分散的社会,—个网状的大社会.

但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互联网大国、手机大国,但却恰恰还不是一个数据大国.2011年,麦肯锡公司以2010年度各国新增的存储器为基准,对全世界大数据的分布作了一个研究和统计,中国2010年新增大数据的数据量约为25啪,不及日本的40啪、欧洲的2000拍,和美国的3500拍相比,更是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2011年,中国拥有4.8亿的互联网用户,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拥有近9亿部手机,是美国的3倍.互联网和手机,都是产生数据的重要来源.在中国,存储器的也已经和国际接轨、相对便宜.在认真考察了这些因素之后,就不难发现,中国缺乏的不是可供收集的数据,也不是收集数据的手段,而是收集数据的意识.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总结说：“中国过去百多年来的动乱,并不是所谓道德不良,人心不古,也不是全部军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而是因为中国未能像西方那样实施“数目字管理”的现代治国手段.他还认为：“一旦某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到底使用何种数字,尚可以随时商酌,大体上以技术上的要求作主,不必笼统地以意识形态为依归了.”

一句话：中国的落后,根源之一正是缺乏以数据为基础的精确管理；而未来中国的进步,也有赖于建立这种精确的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