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视角下的伍尔夫小解读

摘 要 ：伍尔夫小说蕴含着深刻的社会意义,解读伍尔夫小说的社会内涵,不仅有助于全面、深刻领会其小说创作的意图,还对我们了解20世纪前后西方文学作品中折射的社会内涵及其当时人们的诉求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本文试从社会视角下来解读伍尔夫小说中的女权主义思想及其折射的社会现状,旨在进一步了解伍尔夫小说创作的内容及其写作意图.

关 键 词 ：伍尔夫 女权主义 达洛维夫人 社会写实

一、引述

本文运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作品进行深入的探索,希望通过女性作家角度剖析意识流文学作品的真实理性情感,进行女权主义背景下的批评阐述意识流的文学鉴赏.此外,还对其小说作品中对死亡的深刻理解等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旨在为全面了解伍尔夫小说折射的社会现状和深刻的社会意义做些有意义的研究实践.

二、弗吉利亚伍尔夫简述

英国国民对于文学作品的情感十分浓厚,在这样的气氛下十分容易出现大量的文学巨匠,而伍尔夫则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她在进行自由文学创作之时,整个欧洲受到法国文学的影响,开始盛行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写作的题材和背景受到了严格的逻辑拘束.导致部分作家难以通过独立风格的作品在潮流下生存,开始在风格和写作手法上寻求转型.意识流作品在英国由伍尔夫开启,主要特点在于随着故事中人物的思维意识的变化为主线,此类文学创作不再拘泥于形式,也更加贴近阅读时习惯“异想天开”的读者,因此她的作品也广受好评.

伍尔夫生于19世纪末,其整个家族对英国文学有着突出的贡献.伍尔夫的父亲也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伍尔夫从小便养成了阅读的习惯,并且极其喜爱钻研故事人物情感与思维的变化,这也为其未来意识流的创作埋下了伏笔.她的作品中目前尚有流传的长篇小说共有十部,以及一本短篇小说的合集,其中最为著名的为《雅各的房间》、《达洛卫夫人》和《到灯塔去》.

伍尔夫虽然拥有能够帮助她在文学创作攀上巅峰的家庭背景,但是并不意味着她能够拥有快乐的童年.伍尔夫的父亲在英国拥有上流社会的地位,这样的家庭使她能够得到丰衣足食的生活,但是伍尔夫却不幸屡屡遭到异母兄长的侵犯,使她的童年烙下了深深的阴影.而更为不幸的是在伍尔夫即将接近独立的时候,她的母亲忽然逝世,这样的打击无疑将伍尔夫的精神由边缘直接推向崩溃.年仅十三岁的伍尔夫,必须面对家庭即将支离破碎的现实,逐步劝慰自己从阴影中走出来,投入到新的生活之中.在外人看来圆满的家庭中,伍尔夫却遭遇到无法想象的曲折,也正是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在创作时能够更加深刻、准确地剖析情感,丰富的人生经历结合女性特有的细腻描写,帮助伍尔夫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巨大的成就.另外,恶劣的家庭环境要求她在生活中必须时时处于防范,被迫的生活却帮助伍尔夫养成了细微观察周边事物的习惯,以及对生活不加节制的想象,思维空间不断扩大的同时,情感也逐渐在其中发生共鸣,最终使伍尔夫以意识流小说成为了英国历史中可被称为“伟大”的文学作者.

三、伍尔夫小说中的女权主义思想的表达

社会上所认知的女权讨论兴起于英国,在政治背景之下,女性的社会地位提升,并逐步要求在男性氏族中获得较高的权利,进而衍生出女权维护运动.而对于女权的思考,在近代的文学作品中涉猎较多,甚至一些著名文学作品,如《达芬奇》等作品,皆是极大地宣扬女权主义.在伍尔夫所在的20世纪初期,性别之争虽然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讨论,但是却成为了文学作品的“雷区”,部分作家甚至在作品中刻意回避性别在非特有情况下的差异.而伍尔夫的作品,却具有强烈的女权主义意味,并对女权进行深入的剖析,合情合理地批评性别上的歧视.

伍尔夫在创作初期曾做过无数的尝试,寻求如何在批判男权与树立女权主义上寻求文学的创作点.曾有知名作家对女性作品进行综合的评述,认为女性作家在作品的创作上极其容易刻画出细腻的情感,而缺点在于整体统筹的能力存有“缺陷”.而这样的定义源自于女性与男性存有的客观差别,细微的表达可能导致整篇文章的立意下产生多种立题,虽然与读者间会存有更强的情感共鸣.但是,却难以通过整部作品体现出完整的女权主义.伍尔夫正是在这样的需求下,尝试着转变创作思路,并提出以间接性的言辞表述代替以往传统的文学表达形式.在正常的读者认知中,文学作品最为重要的便是其故事的合理性和逻辑性,无论任何风格的作品其要求完全相同.原因在于,读者需要通过逻辑作为线索,品读整部作品的故事内容和情感的描述；在文学鉴赏上,缺乏逻辑时,情感所发生的任何转变都会让读者感到突兀；故事缺乏合理性的情况,难以吸引读者深入地思考.如凡尔纳的作品《海底两万里》中,作者首先交代人物的特性,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在海底畅游,这样则为整部作品的合理性添加了极大的可信依据.而这部作品中,主人公进入到潜水艇之中的缘由则是基于一场理所应当的海难,在《海底两万里》的写作时间上,此时所出现海难的几率极高,因此读者也会遵从这样的逻辑继续阅读,而之后的故事发展也随之合理起来.逻辑性是读者对于作者的要求,只有在合理认知事物下所产生的巧合,并遵守着常规逻辑的发展,才会受到读者的好评.

逻辑关系的存在正如性别女权主义的思考,女性在人们的认知中多以脆弱的情感表现博得他人的同情,这种情况下女性会被认知为感性,因此与之对立的男性则应该是理性的人类.但是究其原因,女性并非为渴求受到关怀而变得感性,应是以男性所存在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而迫使自身理性地看待事物,更加深入来看,男性的生理技能远强于女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需要担当更多的责任,进而衍生出男女社会权利对立的表现.但是在女权主义文学创作上,则必须将社会发展而造成的性别差异观念提出,否则将完全相悖于逻辑性.而伍尔夫基于女权主义上的思考和创作方式的转变,这样的尝试不仅是为了女权而做出斗争,更是对于读者阅读逻辑理念的冲击.

女权主义的文学作品,必须转变读者的现有逻辑思维,以上述女性与男性的思维表现分析,传统因素上男性比较理性是因社会发展、个人生活等众多需求干扰之下而生成的事物判断,但是将两者社会现有地位颠覆,是否女性会因生活而转变为理性的思考?这样的逆向分析,则能够有效地衍生出性别对立和统一的定论,即女性与男性的情感差异在于生活,但其本体并不存在思维上的偏执,女性所拥有的理性和感性思维在未发生客观因素引导下,其强度完全相同,由此能够说明女性事物认知角度的产生是在男性所获生产要素责任之下而发生的转变,从客观来看,女性与男性除了生理之外并无其他差异. 从文学作品逐步发展的状况来看,伍尔夫所进行的突破在男性的文学作品中也已有类似变化.但是,当前社会仍旧以男性为主体,而理性作为男性与女性所对立的思维标识,男性作家难以拥有绝对地位的情况下,转而为宣扬女权主义.可是在同时期作品中能够发现,绝对的理性因素已经越来越少,随即出现的以情感而驳斥理性的情节随之增加,客观角度来看,男性作家也已经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涉及到女权主义的创作边缘.

四、伍尔夫小说中对死亡的深刻解读

死亡是文学作品中永恒不变的话题,同时其小说中主人公的死亡通常会带有一些悲烈的色彩,甚至给读者一种人物坦然面对死亡而带来的崇拜感.小说作品习惯于塑造偶像,但伍尔夫则更加倾向于对人物真实、细腻地描写,在其作品中,如《到灯塔去》中的普鲁、《雅各之室》中的雅各等,几乎每一部作品在结尾处都会涉及到死亡,而其笔下的人物在死亡前均会感到极大的恐惧.

伍尔夫善于运用与死亡相关的事物为作品塑造气氛,如通过对奈维尔回忆的描写,将作品中的苹果树作为征兆,因此后续文章中所出现的苹果树,将读者的思考和情绪推向顶点.而在她所有的作品中存在着明显的共同点,任何作品中的主人公都会在最后惨死,这样违背“生老病死”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文学创作,也从客观揭示出整部文章的主题.如伍尔夫通过对塞普蒂默斯的描写刻画战争,在他收到通知而参与到战争之中后,他的一生也随之改变,随着好友的死亡,战争在形式上结束了.但是对于塞普蒂默斯的影响却十分持久,直至他难以忍受每夜噩梦的侵袭,而选择终结生命.主人公的体现出战争的罪恶性,而看似懦弱的选择,则是他鼓起勇气获得精神自由的最好方式.意识流是富于变化的写作手法,在伍尔夫极大宣扬死亡的同时,也昭示出对于美好生活向往,在感性上为迷途者指引光明的道路.

死亡在她的作品中意味着人生的变化,通常在主人公生命走到终点之后,他所作出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人的人生.可以理解为主人公形式上的死亡,但是精神仍旧有着寄托和发展,如《到灯塔去》中的拉姆齐夫人与莉莉的对应.拉姆齐夫人在女权主义的表现已经走到了自身的极致,文章结尾处唯一能够实现突破客观条件的方式,是需要将其精神进行转移.因此,拉姆齐夫人在情理之中死亡,而莉莉则继承了她的一切,并在无限制的条件下获得更高的发展.

伍尔夫不断地通过死亡为他人的人生创造变化的可能,以学生作品批判现实中的无奈,但是她的作品却又给人以变化的可能,以死亡的形式深化精神世界为作品中世界带来的转变,引导着现实读者对自身做出选择.精神在死亡之后向变化的过渡,也成为了伍尔夫特有的思想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