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社会主要制度对社会的影响

摘 要：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幕府为巩固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主要社会制度包括身份制、锁国制和参勤交.这非常具有时代特点的三大政策的实施,达到了维持德川政权安定的目的.既能直接反映德川社会封建机构的政治体制,也能够折射出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各阶层的生存环境与实际形态.

关 键 词 ：德川社会；社会制度；影响

中图分类号：K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108-02

日本江户时代,德川家康于庆长五年（1600年）设立江户幕府.为巩固德川政权的统治地位,维持恒久的和平局面,必须建立坚固的政治体制.即以政治的长期安定为基本目标进行封建统治,是家康和后继将军们首当其冲的要事.实际上,由德川幕府统治的、创立于17世纪前期的封建机构,是坚实而稳固的.它存续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而为了维持政权安定,对内制定了十分严苛的统治制度,对外实行了严禁一切接触的锁国政策.本文试探究这一时代主要制度对社会的影响.

一、身份制与德川社会

身份的划分即士、农、工、商的等级社会群体的形成,始于战国时期（12～15世纪）.到了16世纪末,身份法颁布,标志着身份制成为日本幕藩制封建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德川家族为了巩固政权,全力维护社会安定、统一社会秩序,建立了正式的社会阶级体系.“士农工商”身份制是幕府制定的第一重要政策,是国民必须严格恪守的身份世袭、世代固定化的.它体现幕藩制文化特征,是构成近世封建社会结构的基础,也是重要特征.按照规定,武士阶层处于最顶端,此后依次是农民、工匠和商人.

士族阶层与其他三个阶层之间有明确的区别.可享受政治权力、教育、武道、地位等特权.正是这种严苛的身份制缔造了以武士为中心,其他阶层均由武士阶层支配的社会结构.除武士之外,其他三个阶层均为庶民阶层,属于被统治者.他们都是从事物质生产或流通的人群,是社会的基础部分.“农”即生产稻米及其他农作物,在武士的土地上进行劳作耕种的民众.农民生产稻米,他们的收获是武士阶层年俸的主要来源.“工、商”指的是町人阶级.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属于非生产者商人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商人被认为没有创造出任何价值,因而社会地位最低,处于四民的最下层.

幕府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固定各个阶层的地位,以便巩固自然经济社会秩序,保证武士对于农民的剥夺.也以此削弱地方大名的势力,防止他们与之对抗,先后颁布了重要的法令,包括：为剥夺天皇政治权力,限制天皇及贵族行动,1615年颁布《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规定各大名义务,完善参勤交的《公家诸法度》.严格的身份制度使人们的身份固定化、世袭化,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不同阶级特别是从低向高身份的僭越.

原田伴彦认为在这一时期,封建体制的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并开始触动到身份制.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随着商品经济日渐繁荣而有所提升,虽然武士阶级内部首领与武士之间的主从关系、“御思”与“奉公”的关系是沿袭了百年社会变革形成的武士,但是当将这一规定扩大到武士集团之外,用于武士和农民或其他阶层的关系时,它就显得没有理论依据.因为庶民与武士等上层阶级之间本不存在主从关系,身份制度不过是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而强加于国民的.

为了巩固这种身份秩序和社会结构,幕府同样需要一种具有超越性质的理论思想,一方面确立上流阶级对于庶民阶层的统治权威,另一方面极力证明这一身份秩序的合理性.封建统治者希望借助儒学思想来控制局面,也遏制日益强大的新兴商人.与此前与幕府的中枢紧密相连,随政权动荡而成长、衰退的特权商人不同的是,新兴商人阶层依靠自身的能力进行经营活动,从而有力地对经济产生动力.

这种以职业进行身份划分的制度,不仅在身份上将四民的职业划分加以明确界定,结束了以往亦农亦武的身份模糊性,也规避了职业的流动.而且按身份等级分别居住的方式,使得不同社会阶层的存在与发展更能够适应幕藩政体的需要.另外,由于身份制的确立,日本最终完成了历史上的兵农分离过程.

二、锁国制与德川社会

幕府的第二大治国方针为闭关锁国制.江户时期大致上与闭关锁国的时期一致,这段时期以闭关政策的实施开始,到1850年与美国等国家恢复贸易合作结束,也有说法是以1868年天皇直接统治的恢复作为结束.

自宽永10年（1633年）开始,此后的16年间,共颁布五次相关条例来实行强有力的锁国制度.该政策遂行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加强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管理,确立幕藩体制国家.对内禁止向国外渡航,杜绝了商船之间的贸易往来,除长崎港之外,所有港口均被封锁,限制了与荷兰、中国的通商.此外,也杜绝了基督教借传教为由影响日本国教与觊觎日本领土的野心.沿袭丰臣秀吉时代的禁止天主教的政策,幕府的教谕书令：“旧本,神国,佛国也.基督教徒党传邪法,谋政变以夺国,违法令,谤神佛,礼拜罪人,崇信有加,应予以严禁.”①

这种锁国政策,在政治、宗教方面达到了本国保护的目的,经济上有效遏制了外国检测借海外贸易之名,扩大在日的势力,从而达到了幕府贸易独占的目的.锁国制度使日本海外市场几近封闭化,使得“都市文化由于资产阶级精神的发展受阻,以致形成一种夜郎自大,缺乏民族积极性的岛国根性,这正是闭关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特有的畸形性”.②而且不仅彻底封闭了国外贸易市场,也失去了引入国外商品、先进的知识、技术乃至文化的机会.

但是,这种政策对当时的日本社会而言,实际上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从德川时代到明治维新约两个半世纪,西方从封建体制逐步过渡到近代的主义制度.产业革命之后,机械工业实现了大发展.此时的日本社会与西方相比,在政治和经济双方面发展相对滞后.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日本借由这种西方并无先例的锁国制,维持国内长期和平,保持农业、商业的持续发展,确保了货币经济和商业的流通发展.

三、参勤交与德川社会 幕府的稳固,需要依靠全国的大名领主,大名们的财富和力量极为强大,也领幕府感受到了威胁.因而继锁国政策之后,维持幕藩体制的第三项基本治国方针为参勤交.这项世界史上史无先例的制度颁布于宽永12年（1635年）.规定每年四到六月,诸大名应在江户和领国各居住一年,在其归返回领国期间,其家眷要在江户生活.首先是京都、大阪以东的东国大名在江户居住办公一年,转年返乡.接下来由京都、大阪以西的西国大名上京.关东地区大名距离较近,赴任期限为半年,边陲地区为三年,东北地区为六年.

为此,迁居于江户和领国间的大名要偕同大批家臣进行往返.这不仅需要巨额的旅行费用,还要负担在江户居住的一切花销.而幕府正是借此削减大名的经济实力.幕府通过大名的改易以及转封等措施,削弱了诸大名间的连带性,也向诸大名展示出幕府的绝对权威.而大名们为实施参勤交代必须大量资金,为之提供这笔巨额开销的是新兴商人.

由于每年都有许多大名移居,以及领主的大批随员也可以任意进出江户城,这里因此繁华起来,成长为人口过百万的巨大消费城市,名副其实的“陪都”.这里的半数住民为武士,以及依靠为武士提供生活必需资源而生存的工商业者.武士大多居住在城下町,因参勤交聚集到此以后,武士们就彻底成为非生产者即都市生活者.他们远离了土地耕种,依靠俸禄生活.

商人们负担着武士们的武器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调配和供给.江户城商业因此得到发展,遂成长为商业经济为中心的社会形态.都市商家从各地大量引进贡米、特产进行销售,使得江户时代的经济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转换.而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武士在城下町居住,所展开的都市消费生活.

到了江户末期,各大名均陷入财政困境,参勤交代使他们愈发入不敷出.为了顾及颜面,只好想尽一切办法,甚至雇佣随从,租借出行用具.有些小藩大名仅有主仆几人,风餐露宿,连夜赶路,行程中可谓苦不堪言.而快到江户城,再临时雇佣壮工扩充行列,虚张声势地入城.在途中经过他藩,要向藩主送特产示好,以及到达江户后拜见将军、老中、各大名所带见面礼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开销.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各个大名交替前来对幕府参勤的需要,政府为确保参勤交代的大名和因公出差的武士们出行更为方便,也为了推动贸易和旅游的发展,建立了广阔的铁路和水路交通网,将江户、大阪和京都这三大都市与地方城镇、港口连接起来.各大名至幕府间的交通也相应地发达起来,并且逐渐在各个大名区域之间形成一个广泛而密切的交通网络.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联络着全国各个地方,道路得到修缮,沿途的宿馆规模也逐渐扩大.

到了江户后期,交通路段及宿泊设施较之从前都有了很大的改善.大名及其随员、商人等在这些交通要道上的活动更加频繁,促使每个地方性的经济发展成为全国性的经济.这些也使庶民生活质量得以提升,并为此后的庶民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推进并丰富了民众的精神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在一个更广阔的范围内,一个不断成长的综合性国家文化氛围开始形成.但由于新兴的町人阶级经济力量的不断扩大,最终也促使幕府的政治逐渐趋于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