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的“黏合剂”

[摘 要 ]在社会转型时期,有效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培育良好社会心态、减少社会隔阂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社会价值,必须壮大基层社会组织,改进传统文化演进的内生机制；逐步建设全覆盖,特别是面向基层的公共文化怎么写作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与促进民间社会多元文化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以创造形成多元文化共存共生、和谐发展的理想境界.

[关 键 词 ]和谐社会；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共同体；社会价值

[作者简介]佟玉权,大连海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辽宁大连116026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3）08-0172-04

一、引言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加上其他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导致许多人幸福感缺失,各种不稳定、不健康的社会现象明显增多,已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隐忧.2012年4月,联合国首次发布“全球幸福指数”报告.比较了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人民的幸福程度,结果中国内地排名112.世界著名人口经济学家、幸福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奠基人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2011年领导完成的一项调查研究也表明,尽管中国经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国内人民却比20年前幸福感更低.而由新华社《陈望东方周刊》和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工作委员会发起主办评选的“201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也更多地落在西部、中部等并不发达地区.由此可见,幸福并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总量、人均GDP,甚至是人均收入等经济指标,而是一个关乎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复杂问题.社会和谐是人们形成幸福感知的源泉,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关键性指标.如何解决工业化、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日益凸显的各种社会矛盾,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更多地采用政府为主导的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通过计划统筹安排各项社会事务,并主要依靠组织、宣传、教育等途径来解决社会基层那些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推行市场经济,原有的以单位制和人民公社制为主的社会治理模式被打破,国家开始在各层面社会领域注意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也包括逐步完善的政治和法律手段.应该说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些社会治理的观念、策略及方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无可厚非.然而,进入21世纪,面对我国长期累积、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单纯依靠政府和市场的力量逐渐显露了其在社会治理上的局限性.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也表明,越是具有复杂性和风险性的社会,越需要建立多样性的和富有弹性的治理机制.针对当前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除了需要进一步推进,建设公平正义的法制社会,通过不断变革的经济和政治手段,解决各种社会结构性矛盾以外,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社会建设工作之间的关系,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对增加人们的归属感、认同感、幸福感,对减少社会隔阂、促进社会和谐中的特殊作用具有重大意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黏合”作用

(一)作为一种情感力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人群与其生存环境长期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非物质性质的“文化成果”.是人与地方关系的真实写照.约翰·哈特（Hait John）认为,有关区域价值的最细致和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人对地方的感情.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曾说过：“我们对于现在的体验,大多取决于我们对过去的了解.”在这里,历史成为社会建构的结构性要素.东亚的日本、韩国具有较强的民族凝聚力,与长期的传统文化传承及其形成的民族认同不无关系.由数量巨大和广泛活跃的各种民间团体组织的丰富的民俗文化活动成为民族情感凝聚的力量源泉.即使是2011年“3·11”超强地震,日本人的处事不乱、有条不紊给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我们社会上的各种扭曲心态和心理无助现象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与传统文化的断层和碎片化有关,同人与地方在情感上的隔绝有关.一些根植于民间的文化信仰,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文化习俗、民俗节日及其民间组织,成为人们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的纽带.

实践证明,诸多社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往往是缺少思想沟通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出现了社会矛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消解这些矛盾的渠道不畅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和持有者经常生活在共同地域,面对着共同的生活环境,他们因趣味相投和利益相关而形成各种类型的“文化共同体”.在这些共同体内部,他们不仅愉悦身心、交流传统技艺.利用组织力量提升共同体的对外影响和文化传承效果；同时,共同体也是其成员进行思想交流和情感沟通的重要平台,是那些因种种原因而不得志的成员倾吐苦衷和发泄不满的场所,甚至是他们借用“组织”的力量将意见向上级有关部门表达的有效渠道.

(二)作为一种诚信社会资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诚信”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也是建设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全球化带来人口空前的大规模流动,传统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稳定的“熟人社会”逐步瓦解,由社会构成方式的巨大变革引起的社会“诚信危机”在不断加深.信任的缺失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安全感下降,并诱发道德滑坡和滋生大量社会矛盾.近年频繁出现的私人老板为躲避债务的“跑路潮”,包工头恶意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以及地沟油、明胶猪耳朵、检测羊肉、毒奶粉、毒胶囊等食品药品领域里的恶性事件,就是个真实写照.许多犯罪来自于对陌生世界的冷漠或无感知,缺乏对他人痛苦的理解,其社会根源之一就是这些人恰恰生活在一个陌生而冷酷的世界里,一定意义上是环境培养了一个人冷酷的性格.

解决社会诚信危机和道德滑坡问题,除了要有对“感动中国”和各类“最美”人物的公众宣传教育,以及通过建立一套完整并行之有效的社会制度,包括严格的法制手段及社会监督机制去约束人们的不良行为外,还应该通过社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促进民间诚信社会的自我完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纽带,可以构建各种形式的“文化共同体”,在社会基层建设形成一个广泛存在的“半熟人社会”.以此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关联,增加现代人的归属感,减少人们的心理隔阂,改变市场经济、城市化及人员高度流动状态下人的“原子化”状态,形成化解社会矛盾的缓冲力量. （三）作为一种幸福感知源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幸福是什么?怎样才能获得幸福?现代人常为之困惑.出于人的多样性需求,每一个人对于幸福生活都有不同的理解,满足每一个人对于幸福生活的独特追求乃是社会所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幸福属于一种文化范畴,幸福生活不能简单用一个人的物质生活状况来衡量.吃糠咽菜当然不是幸福,整天玉盘珍馐、饕餮美味也不一定就快乐.一方面,幸福作为一种文化感知,它是人们身份认同的产物.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认为,一个人的生活故事总是内嵌于那些共同体的故事之中——从这些共同体中,获得了自我的身份.有了身份认同,人们才会有归属感,也才能找到自我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另一方面,生活也是一种选择,给予生命个体以更多的选择机会乃是幸福的源泉.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mart Mill）所说：“人类要成为思考中高贵而美丽的对象,不能靠着把自身中一切个人性的东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权利和利益所许可的限度内把它培养和发扬起来.”以复杂异质生境为条件的生物多样性给地球上众多的生物以生存的机会,居于不同生态位的各种生命可以各得其所,以致形成稳定平衡的自然生态.同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恰恰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社会基础层面的文化同质性,提高基层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程度,增加社会成员的文化选择机会,使他们能够在各自的“文化共同体”中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宿.提升幸福指数,促进社会和谐.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社会价值的实现途径

(一)积极培育基层社会组织,改进传统文化演进的内生机制

评价一个社会是否稳定和谐,主要不是看它有没有社会矛盾或利益冲突,而是看它是否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机制将矛盾或冲突控制在“有序”范围内.社会组织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社会组织越发达,其对社会和谐稳定的促进作用也越大.总体上看,我国的基层社会组织还明显发育不足,结构也不尽合理,存在着社会公信力和怎么写作社会能力不强等诸多问题.以人均社会组织数量比较,日本是400人、美国平均不到200人、英国则为100人就拥有一个公民社会组织,而中国平均3000人才有一个社会组织.特别是那些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各种文化类社会组织不仅数量少、规模小、缺乏活动资金和社会影响力.而且经常因为涉嫌“封建迷信”或“干扰社会秩序”等问题受到地方政府的种种限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持有者和传承人大多属于社会阶层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分布于社会基层的各个角落.改进和培育传统文化演进的“内生机制”,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对社会和谐的“黏合”作用.就要针对现阶段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条件,通过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把各种民间力量组织起来,建设形成各类型民间文化“共同体”,最大限度地促进广大民众参与,激活民间传统文化活力.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大潮中,许多较为偏僻的农村地区与经济发达的城市之间差距越来越大.这里既失去了传统社会的稳定结构,又没有充分得到现代文明的滋养及法律制度的保障.缺少了“人治”,又未得到完善的“法治”,便使这里经常成为各种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滋生源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得益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得益于充分调动了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同样,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也离不开社会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变革.大力发展文化类社会组织.在准入登记、资金扶持、人员培训、税收减免、活动场地、资源共享、购写怎么写作等方面给予必要的政策优惠.把政府部门没有做、不想做、做不了或做不好,但又必须做的事交给这些组织去完成,发挥其在文化传承中的骨干作用,是改进传统文化演进内生机制的必由之路.

(二)建设全覆盖,特别是面向基层的公共文化怎么写作体系

近些年,各级政府已越来越重视城乡基层的公共文化怎么写作体系建设,“十一五”期间国家“发改委”累计安排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资金超过200亿元,比“十五”时期有较大规模增长.但总体上看.我国的文化事业经费依然明显偏低,文化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基本维持在0.4%左右.国家的公共文化怎么写作投入不仅总量不足,更存在着明显的结构不合理问题.公共文化投入重有形、轻无形,重数字、轻效果,重建设、轻怎么写作.特别是长期以来,我国执行的是自上而下单向供给的公共文化怎么写作体制,经常出现公共文化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公共文化怎么写作的缺位与错位导致基层百姓许多真正的文化要求得不到满足.而那些根植于民间社会,有着良好群众基础,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活动经常被排除在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怎么写作体系之外,得不到有力的帮助.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的乡间艺人因难以享受公共文化政策特别是公共财政政策的支持,成为“边缘文化群体”,其生存境况岌岌可危.

为此,政府要更新观念,改变单纯以评选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为对象的保护工作思路,重视传承环境建设,尽快将来自民间基层的各种文化艺人及其组织纳入公共文化怎么写作体系中来.要充分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作为文化事业和公共怎么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层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加大经费投入,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怎么写作网络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已十分紧迫.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民间社会多元文化互补

中国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命题.应该说,建设形成一个为所有成员所尊崇的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社会稳定、成熟的重要标志,为此我们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去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也要看到,一个国家如果只追求社会全体成员在思想观念、文化信仰及其形式上的一致性或统一性,就会逐步丧失文化发展的活力,并最终阻碍社会文明的进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民间社会多元文化的关系中,核心价值体系是共性,社会多元文化发展是个性,共性来自于个性.没有形成“个性”充分发展的社会土壤,就不会培养或凝聚成伟大的“共性”.这就像是一棵大树的主干和枝叶的关系一样,树干再粗壮,如果失去了“枝繁叶茂”,树木的健康最终就没有了保障.

评价一种文化是否具有先进性,不仅要看其是否具备形成社会各阶层普遍认同的整体凝聚力,而且还要看其是否具备促进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全面、多样化发展的活力.因此,从宏观大尺度上看,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需要保护好我们的民族文化,需要处理好自身文化与世界其他各种文化形态之间的关系,促进和谐共生.而从维护国内民族团结、人民幸福安康、社会稳定和谐的角度看,同样需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框架内,维护好各地区、各民族、各阶层及社会团体的文化差异性,通过增加社会成员的幸福感知,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中国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人民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最深厚的力量源泉.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看,在积极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也要把支持民间社会多元文化发展和激活城乡基层文化活力作为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通过民间社会多元文化发展为“核心价值体系”不断输送养料,通过“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促进民间社会多元文化之间的兼容与协同,创造形成全社会多元文化共存共生、和谐发展的理想境界.

四、结语

在一定意义上,当代社会各种矛盾问题凸显是各国、各地区工业社会向纵深发展,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急速变革环境下的客观产物.工业文明发展观对财富与效率的贪婪而毫无止境的追求,不仅已使地球上的资源与环境不堪重负,更严峻的后果则是人的价值迷失和精神颓废.当我们拥有了汽车、手机、电脑和网络等现代化、方便而快捷的工具的时候,无形中却失去了许多生活中的动人故事、美好情感,甚至还有人性.文化“断层”与“碎片化”正困扰着那些急匆匆步入工业化、现代化,还来不及辨识方向的每一个人.在这个大变革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连接物质与精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一根绳索.保护好、利用好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突显其社会价值,不仅对转型时期的社会和谐具有“黏合”作用,更是人类社会应对未来挑战的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陈梅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