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和善社会的曲折道路

国民党构建的话语

台湾是个相对和善的社会,相对于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在社会组构上,两岸走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中国大陆是个内在同构性很高的社会,却在政治上不断强调、凸显差异与对立；台湾实质上是个杂错多样的社会,人群间有着深刻的隔阂,却无论如何要求表面上的一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台湾一片混乱与恐慌.几年前,日本人才结束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留下了高度日本化的风貌.日本人统治下,台湾就已经充满了内在紧张,小部分人真心诚意觉得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日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连台语都不会讲；另外有一部分人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习惯,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家族制度以及婚丧仪式上,有很多日本文化渗透不到的地方.大部分人虽然受日本教育,讲日语读日文,但他们自觉地不满于殖民统治,因而怀抱着对于祖国的热切期待,在战争中暗自倾向于希望中国能够战胜日本.

1945年战争结束,两年后却随即出现了因“接收”冲突酿成的“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军队大举登台,先是屠杀了许多无辜群众,之后又进行有意识的“清乡运动”,逮捕大批台籍精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原本的“祖国派”目睹“祖国”凶残的面貌,大感幻灭失望；原本亲日的民众,也就被刺激得更加怀念日本统治时期,进而美化了日本殖义的50年记忆.

当时,国民党带领了超过100万的军民,逃到台湾,那是国民党的最后基地,退无可退之处了.100多万来自不同省分的人,一下子要融入600万人口的台湾社会,谈何容易!

国民党采取的策略,是不顾事实,建构一个“中国主权”的神话,要求所有人活在这个神话情境里,不准质疑、不准异议.神话的第一部分,主张国民党仍然拥有全中国的主权,拒绝承认中国在大陆上的统治；神话的第二部分,主张国民党所在的台湾,是中国的正统,相对于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大陆,是最纯粹的中国.

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建构了绵密得近乎荒谬的情治系统,严密监管任何不接受、不相信台湾是中国正统的言论.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大力推行“国语”,并积极从教育体制上想办法消弭社会上的差异,要求小孩遗忘掉自己的家庭父兄抱持的日本时代或大陆时代记忆,转而统一在一套固定的“中国人”、“中国文化”的标准答案下.

1960年代,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如火如荼展开,立刻在台湾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对抗,更加强化台湾和中国传统的联结,并且要进一步以中国传统压抑,甚至取消台湾本土及受到日本影响的基层文化.

当年徐复观先生就曾经敏锐地评论：这是20世纪对中国开的一个悲凉的大玩笑.一边拥有根深蒂固、沦肌浃髓的中国文化,却致力于取消中国文化；另一边原本是非常晚才开发的边陲,没有太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又受过日本人长达50年的统治,却要拼命强调保存、发扬、复兴中华文化!

其实内中还有比徐复观先生所见更矛盾的地方──这个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其政权却必须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下,才有办法维持.美国愿意保护台湾,是基于和苏联冷战对峙的考虑,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阵营”,来防堵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因而,以“复兴中华文化”为中心国策的同时,美国文化的力量不断涌入台湾,并且在美国压力下,台湾不得不进行改革,原本封闭的国民党权力结构,开始承受一次又一次,而且层级愈来愈高的选举冲击.

化的影响

1980年代,运动潮流高涨,对于国民党的批判也就愈来愈露骨了.批判的焦点之一,正就是“大中国神话”.在很多方面,“大中国”是个明显的谎言.国际社会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愈来愈少,直接拒绝了国民党可以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对内,台湾本土生活也有许多现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国”说法.于是在“大中国”的对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强烈要求回归现实,尊重现实.

对国民党的另一个批判焦点,是其“锁国”的做法.严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离开台湾成为一种由政府掌握的特权,不让大家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听到不受筛选改造的信息.

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后,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前一种批判,引发了大型的群众街头,被压抑的几十年的各种权利,都化身成为一个个活动,对国民党.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街头,而且群众和宪警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后一种批判,则终于逼出了开放观光旅游和开放大陆探亲的政策,台湾人像长期被关在笼中的鸟儿般,争先恐后利用开放机会,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空气.

在那段时间,没有人会觉得台湾是个和善的社会.台湾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内部族群分化严重,“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用最难听的语言互骂,“中国人”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势不两立,政府夹在中间首鼠两端,一下子要坚持中国立场,一下子要走本土路线,摇摇摆摆、自我矛盾.

这种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的崛起,延续为8年民进党执政的局面.在分裂中获利,8年中他也就习惯性地反复操弄分裂状况,视之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资本.

长达8年的对立骚动,让台湾人累了、厌了,也穷尽了所有社会分化情绪与言词的可能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一个原因.不是顺利光荣,而是在贪渎弊案缠身的情况下,卸任不久就锒铛入狱,他的权威一夕瓦解,连带地也就使得他那种冲突性的政治风格,在台湾快速破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二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原因,是制度确立,社会上有了基本的,集体性的不满有了日常宣泄的管道,不再会有过去那种郁结累积的困境,每年大大小小的选举,也就在释放不同层级大大小小的不满.10几年下来,该冲撞的、该訾骂的,都发泄得差不多了,社会气氛自然会跟着和谐了.

和谐正在成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再加上这10几年,又是台湾对外开放,高比例台湾人纷纷去世界各地旅行、游览,看到感受到了别人的社会气氛,当然就会回头比较自己所在的环境得失.打开眼界的一种影响,是羡慕别人好的地方.去日本搭过永远准点的火车,走在总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当然会羡慕.去欧洲感受街头咖啡馆的轻松闲散,进博物馆亲近文明结晶,当然会羡慕.带着羡慕心情回来,就会希望自己的社会也变好一点.不只如此,打开眼界还有另一种影响,是在比较中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回来之后,会格外注意强调该珍惜的美好部分,以这别人别地没有的美好,作为自己的标记.这是使得台湾社会变和善的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我们也不能轻忽,国民党长期宣传的神话,产生的效果.虽然国民党提出的那个社会图像,不符合现实,也因为其中的和现实间的落差,引发后来强烈的反弹,让国民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否认,三四十年的执政中,国民党被自己所创造的神话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尽量促进社会和谐,也必须尽量对台湾民众一视同仁对待.民间长期存在着隐藏的歧视对立,可是在表面上并没有依照身份区隔的差别性政策,所有人理论上在法律与政策之前,一律平等.几十年执行下来,台湾的新生代之间的融合,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效,只是年长者没有那么容易放下记忆芥蒂,彼此接受.

而且国民党也小心翼翼地掌控着所得分配的差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并没有因而失控飞增,一直到蒋经国在世的最后一年,台湾人均年收入突破8000美元,最富有的1/5人口的收入,只比最贫穷的1/5多4.48倍而已.此外,国民党,特别是蒋经国格外厌恶夸富的风格,会不断以政策宣示来提倡简朴,更以政治影响力压制、惩罚夸富行为.再加上重视教育,鼓励透过追求教育成就来提升家庭地位与收入,开放了贫富上动的渠道,大大降低了因为所得分配不均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

国民党神话中的另一个环节――强调中国文化传统,长远看仍然是有和谐和善效果的.关于人与人彼此对待的种种美德,被统纳在“中国文化”之下,不只保存下来,而且还经过反复教育宣说,进入台湾社会的价值体系里.活在人群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矩,不能只是自私自利,不能只是功利算计,这样的基本原则,普遍进入台湾民众的心中,是他们日常行为不言而喻的准绳.

和善、亲切、体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甚至不是有意识的追求得来的,是在台湾历史中,经过诸多曲折才变化产生的.重点是,现在有愈来愈多台湾民众,自觉感到和善、亲切、体贴的难能可贵,也就自觉地努力维系这样的正面社会价值,如此一来,误打误撞得来的社会资产,应该就不会误打误撞消失了,而会强化、深化为台湾的重要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