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站原创总书记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从上述讲话中,能够深刻理解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与此同时,面对这样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我们必须在思想理论上作出先导.由上海市精神文明办承担的“和谐社会与思想道德建设”课题,就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的.以下是课题组提供的一组笔谈.
主持人：一凡
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须注重“三性”
□程伟礼上海社科院理
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注重坚韧性、系统性、实效性.
一、坚韧性
“和谐社会”是一个兼具社会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双重特性的社会概念,不仅蕴涵着社会对公平正义秩序的制度期待,而且蕴涵着人们对美好安宁生活理想的期待.这就是说,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双重使命：不仅需要构建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确保社会全体成员分享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共同的社会责任；同时也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具有良好的个体美德和精神心理,确保社会的正义秩序能够长期稳定,并从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分享和谐与安宁.构建公平正义的制度已属非常复杂的社会工程,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个体美德和精神心理更是艰巨无比的历史使命,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及思想道德体系不是一项短期行为,不能靠突击完成,而是一项坚忍不拔的长期的社会任务,因此需要具有坚韧性.
二、系统性
毫无疑义,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是诚信友爱.和谐社会所需要的不仅仅是朋友之间的信守承诺,而且是社会市场主体之间的规则诚信,更包括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精诚合作和团结友爱.并且,现代诚信体系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思想道德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政府诚信是关键,企业诚信是核心,个人诚信是基础,这三者之间缺一不可.这就要求慈善公益,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这就要求把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信任人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并使这种自觉行动化为全社会成员的行动,从而使社会达到和谐.仅仅是社会诚信体系就涉及政府、企业、个人三个方面；这还不包括友爱体系,友爱之内涵起码涉及慈善、同情、理解、责任、乐于助人等方面.所以,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不能不具有系统性.
从城市精神实践层次看,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性还包括以下五大板块的思想道德建设：社区道德是城市精神的基础,包括人际交往观、互助公益意识和生活质量观等；从政道德即所谓“官德”是公共怎么写作和公共权利的核心,包括权力观、群众观、利益观等；经济是经济活动的根本态度和行为准则,包括公平公正意识、怎么写作意识、效益观和现代财富观等；文化精神是城市精神的灵魂,包括和谐统一意识、开放创新意识、文化效应意识和群众文化观等；网络道德是媒体传播和现代人际关系的基础,包括信息真实观和网络责任意识等.
三、实效性
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和思想道德体系之所以要坚韧不拔,就是因为现行的社会信任体系出现了严重的缺损.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信任结构存在两大类,一个是个人信任,所谓个人信任就是对熟人的信任,生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是一次性博弈.而对于熟人的信任主要就是依据知根知底,根据历史来推断现在和未来.另一个则是系统信任,系统信任也可以叫制度信任,包括贷币系统和专家系统.货币系统理论的实质就是贵金属理论,货币系统的信任结构是一种从众的信任结构.人人都接受,我们干吗不接受.专家系统的信任结构是三位一体的结构,第一是科学,第二是文凭,第三是同行专家评议.科学、文凭、专家的评议,三位一体,导致他人跟着相信.那么,因何而信任?因熟人彼此知根知底；因货币屡试不爽；因专家的三位一体的证明过程.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这三方面的信任结构存在一定的问题.第一,人格信任问题,特别是政治生活中出现的严重的失信事件.不要小看腐败对于社会心理的腐蚀,它极大地破坏了社会信任和社会和谐关系.第二,货币系统的信任制度也出了一些问题.“三角债务”使一些天经地义的欠债还钱反倒变成借贷者比债主还狠,还有严峻的债贷倒挂,使企业信用和信誉遭到破坏.第三,专家的信任制度也遭受损害,如大学招生腐败事件虽只是冰山一角,但破坏了教育的社会公正和正义,破坏了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的机会平等.此外,还有政治道德即所谓“官德”问题,有些为官者文章写得越来越漂亮,话说得越来越好听,可是实际上却越来越不办实事.一些人言行不一,说归说,做归做,言行严重相脱离.一些人搞双重道德标准,理想与实际相背离,常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所有这一切,都对党风、民风、政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严重地腐蚀着人与人、个人与组织、人民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关系.所以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取得实效,才能确保执政能力的切实提高.
和谐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实效性,还必须格外关注经济视野中的三个关键问题.第一是公平公正的权利问题,一个公正健全的社会应当将其所有成员一视同仁地看作目标而加以尊重；第二是以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态度正确对待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所谓“原罪”,正确区分寻租牟利与合法劳动的界限；第三是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保护生态环境,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关系.
和谐社会与公民基础道德
□王正平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需要我们在全社会范围内高度重视公民基础道德建设.这里所说的“公民”,是包括国家公务员、各级干部、广大民众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公民基础道德是指全体社会成员在职业生活、家庭生活、社会公共生活中应当遵守的最基本、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一、公民基础道德是协调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
道德的目的是人类按照善的法则创造性地完善社会关系和自身.每一个社会特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都需要与之相适应的一些最基础的道德价值观念、道德行为规范来加以支撑,维护和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保持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和谐有序.
公民基础道德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它是现代生活条件下人们一般的、基本的内在道德信念,是人们评价行为是非善恶的基本价值尺度,构成社会个体的基本道德品质、价值或良心；另一方面,它是人们外在最为基本的行为准则,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过程中应当共同遵守的道德规则和“行为底线”.在当前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各种利益冲突不可避免,道德选择常常面临困境,如果整个社会不能尽快完善一些作为社会“道德基石”的公民基础道德,形成人们共同的“内在道德律令”和“外在行为准则”,那么社会生活便会出现道德失范,造成人们道德精神生活的混乱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无序.为了维护社会生活的和谐、健康、有序,不仅需要代表“社会公意”的法律,借助国家的强制力量来规约人际关系和基本秩序,而且需要代表“社会公利”的公民基础道德,借助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人们的内心信念来协调人际关系和公共生活秩序.重视公民基础道德建设,已成为我国当前思想道德建设的客观要求.
二、公民基础道德的特点在于它的基础性、普适性和人类共同性
首先,从道德境界看,它居于社会道德的基础层面,建立在社会大多数成员的一般道德觉悟水平之上.它不是只有少数英雄人物才能自觉做到的“英雄道德”,而是现代社会中每个普通公民和从业人员应当遵守的“群众道德”.一般说来,“英雄道德”是一种“责任外的美德”,它体现的是人们完美而崇高的道德理想.在每一个社会中,人们对“英雄道德”总是敬仰和感动的.然而,社会道德建设不能只重视“英雄道德”的宣传和教育,因为在现实的道德生活中,大多数社会成员和普通民众对“英雄道德”常常是敬仰却不想效仿,感动却难以转变为日常的行动.在现实的经济、文化条件下,不可能时时处处以“英雄道德”来要求和衡量自己.与“英雄道德”不同,公民基础道德属于“群众道德”的范畴,体现的是一种做人的基本道德义务,是“责任内的美德”,是经过一定的教育、引导之后可以为不同道德觉悟层次的人们所认同、接受和遵守的基础性道德.“英雄道德”常常由少数社会先进分子体现在特定的道德环境中,而“群众道德”则由社会广大民众时时处处体现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对一个社会而言,没有“英雄道德”,社会道德建设就缺乏高度和,没有“群众道德”,社会道德建设就失去基础和活力.我国近年来的道德建设实践经验表明,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能只热衷于“英雄道德”的大张旗鼓的宣传和教育,而忽视“群众道德”扎扎实实的建设和培育.公民基础道德建设是整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根基.正是公民基础道德状况决定着我国公众的基本道德面貌,决定社会基本人际关系和秩序是否和谐、文明、有序.
其次,从道德调节的范围看,它具有广泛的社会普适性.公民基础道德反映了现代社会条件下人们相互利益关系的基本特点,是为了维护个人正当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而对每个公民提出的起码而又必须的道德要求,能以规则、戒律、评价、义务等方式,灵活多样地调节各阶层、各行业、各团体及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而每个公民要遵守,成长中的公民要习得,公民基础道德适用于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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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道德性质看,它具有一定的人类共同性.恩格斯指出：“对同样的或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论必然是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的.”［１］我国公民基础道德既要继承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又要善于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公民基础道德建设的有益经验.从本质上看,正是人类共同的、基础的道德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成为当今世界不同国家、民族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精神基础,成为世界各国人民衡量是非善恶的基本尺度.我国的公民基础道德应当是人类几千年来道德文明进步合乎规律的发展.
一而足（前不久国家审计署的报告披露了一批国家重点大学在这方面的违规行为）,不少腐败行为存在于其中.这样,教育机构一方面向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另一方面自己的行为在解构这种教育,由于它们敛财的对象就是学生及其家长,其自我解构不可能避开教育的对象――学生,这样就形成了教育作为文化母机的内在矛盾：它用好的思想道德去教育学生,可是自身仍在许多方面存在道德的缺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只依靠正确导向是很难有真正的效果的.再如有些媒体,在重要版面上宣传的是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可是在其他的版面上宣传的是解构的思想,如明明知道能源的紧张程度与我国的实际状况,也知道都市道路与车的矛盾已经很难调和,却还在津津有味地发表“有车的男人真性感”之类的文字；明明知道房产商的目的并非都是“大庇天下之寒士”,也知道以中国人口之众,是不可能实行别墅化的,可还是有大量的广告或准广告的文字在宣传着人人都有别墅的梦想.西方的消费主义思潮不仅让更多的白领成为金钱的奴隶,也让穷人试图去追求不切实际的享受.凡此种种,可以想见媒体作为先进文化的载体也存在明显的内在矛盾.
美国学者迈论马格尼特在谈到美国的社会问题时,提出了“贫穷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文化问题”的观点,他说：贫穷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病症,都是因为有钱人发明的新文化――包括他们再造的理念体系、道德规范和相关机制,他们认可的、甚至称颂的行为――穷人一旦实行起来必将陷入难以自拔的贫穷.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钱人那种追求个人自由的新文化摈弃了所有“过时的资产阶级美德”,使得对传统上能够带来经济起色的行为和态度――包括享受在后、保持清醒、注重节俭、顽强勤奋等――失去了应有的尊重；这种追求个人自由的新文化使穷人首先丧失了与命运抗争的责任感,从而压制了他们的主动性和能力,最终阻碍了穷人的进步.［１］我认为,这里实际上也是指认一种文化矛盾的存在：富人不愿意与穷人分享富裕,却在文化上不断地传染穷人,使维持社会所需的正确观念逐渐消退,人的愿望与现实处境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于是社会冲突也就愈益增多.
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早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就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矛盾,他认为,新教曾被用来规定节俭的积累,但资本主义的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制度实行后,新教就被资产阶级社会抛弃了,因而资本主义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超验道德观,资本主义的文化正当性已经被享乐主义取代了.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三驾马车各行其道、互相矛盾的弊端.
中国的问题当然与西方社会有根本的不同,但文化矛盾的存在应该说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应该从事实出发,去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