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

点赞:29573 浏览:134079 近期更新时间:2024-01-20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摘 要]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们疾呼“保护自然”、“回归自然”,加大生态文明建设.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既要顺应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向,又不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生态文明模式,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必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致力于"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选择.

[关 键 词 ]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丽中国

[中图分类号]X1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5-0014-06

[作者简介]李国锋(1976—),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山东济南 250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诠释与重构研究”(12BKS063)、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资助项目“生态农业建设的问题研究”(J13WA15)和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济南市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学研究”(13CJB01)的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其目标指向与实践追求必须和具体的社会制度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彰显其价值和意义.欧美和苏东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已被证明实际上是“反生态”或不切实际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美丽中国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现实的历史必然性,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选择.

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从20世纪60年代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在2012年发布的《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2000-2010年间,全球净森林面积以平均每年520万公顷的速度持续减少,全球约2/3的国家、地球表面1/3以上的土地(超过40亿公顷)和10多亿居民正在遭受沙化、荒漠化的危害.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也在加剧恶化.据国家环保局2006年的数据,中国669座城市有2/3出现水资源短缺,40%以上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80%的湖泊富营养化,大约3亿农村居民缺乏安全饮用水等另据统计,仅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在4000亿元以上.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关于生态危机的成因,固然有林林总总的解说,但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落脚于人类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导致生态危机.因此,有必要对人类文明已有的发展形态进行梳理,探索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有效方式,寻求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人类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全面发展,必然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这样说:“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①作为劳动结果的人类文明,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种主要形式.

在原始文明阶段,人类受制于未知的自然力的统治,故而人类活动很难对自然生态环境构成破坏,人与自然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从原始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是历史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进程有所加快,但对自然开发的范围仅限于农田生态系统和经济林生态系统,自然界的生态失衡在范围和数量上是有限和局部现象,人和自然的关系总体上还是和谐的.18世纪60年怎么发表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了工业文明,此时人类“真正”成了自然的主人.工业文明在极大地稳固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不断地去掠夺自然和“内在地对自然的不友好”,由此必然导致“成本外在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时,就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据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自然条件.”②更令人警醒的是,马克思指出这种“断裂”存在于整个奉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之中.对此,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戴维·佩珀 (Did Pepper)也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他是这样论述的:“‘开采’资源——获得它们的价值而不考虑对未来生产率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而成本外在化部分地是将其转嫁给未来:后代不得不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③不难看出,工业文明在创造了人类的辉煌之后,也正在用它巨大的创造力摧毁自己,使其陷入不能自拔的艰难境地.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和过程,最终都会消亡,被新的文明所取代.因此,人类为了永续发展,必须超越传统文明及其发展模式,探寻一条新的文明模式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面对工业文明的衰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的生态环境意识开始觉醒,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和拓展.从1972年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到今年6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均一再证明,绿色、循环、生态发展正成为人类发展的新趋向.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尚待构建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与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文明形态更替有着重大差别.它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及和睦共处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涵,在倡导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相互作用、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结果.对于人类来说,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漫长历史后,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可能不是一种必然而然意义上的唯一性选择,也不是一种自然而然意义上的唯一性结果,而是我们在后现代文明时代背景下对人类文明未来可能状态的想象,是对人类以往工业化与城市化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性超越.这种超越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转向,指明了人类未来可能的发展道路. 二、已有生态文明模式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持续发展

为了顺应人类文明转向的潮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方面及实践方面都获得比较丰富的经验成果.在当今“一球两制”的现实背景下,前者的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来说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毋庸置疑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可持续性理念、制度、政策甚至个体意识,是首先出现并集中体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即使不能说已经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更为成型的“生态文明”要素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可以说,在当代欧美国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生态文明”的现象碎片或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征兆迹象.①但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本的逐利本性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注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竭力使维护生态环境质量的成本“外部化”,不仅侵害了国内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态环境权利,而且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输出”或“转嫁”.正是基于上述理论,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提出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危机”理论,即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存在着“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双重危机,而生态危机清晰地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而詹姆斯·杰克逊(Jarnes Jackson)在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进行阐释时,也非常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与自然的保护不相容的”,而且提出了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性解决思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控制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印度籍德国学者萨拉·萨卡(Sara Sarkar)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增长”所依托的理论检测设都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失败正变得显而易见”,同样“确信无疑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失败”.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批评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的“生态文明”的性质和非生态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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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如果从理论角度看,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念蕴涵着更多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建设是有计划的而不是盲目发展——因而可以对资本与市场的扩张本性与经济理性本性进行必要的限制.就此而言,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应当拥有高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形态,甚至可以说,“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应有内涵.①美国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也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生态的迫切需要之间的基本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有超越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但对照一下前苏联、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的理念并不能保证自动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生态友好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框架.在实践中,苏联执政党和政府对环境保护非常关注,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水源和空气的污染物容许浓度标准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目前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实施的最严格的标准”,②将环境保护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律体系,在和地方设立了多层次环境保护机构,拥有世界一流的环境科学家,有数千万人参加的环境保护组织.可是这一切都没能有效地阻止生态环境破坏:高耗低效的高增长造成资源空心化和严重的资源浪费;盲目的开发、改造与建设导致气候土壤干化和大面积水土流失.苏联解体前,为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准备的环境报告认为,占全苏面积16%的区域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如果还包括草场退化,这一数字将上升到20%,其中有16个区域是生态毁灭.③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同时期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恶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上述国家在价值体系和基本制度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向,但这一转向不足以说明他们已找到了更为适合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或生态文明发展的模式,同时也清晰地告诫世人在经典社会主义话语下讨论生态文明已没有意义.这就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必须对已出现的国外形形色色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理论反思和升华,在人类未来文明形态与实现路径的意义上进行超越性的想象与设计.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注由来已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元素成份不断累加、战略地位日渐提升.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强调由国家调控管理生态环境资源,号召要消灭荒地荒山,重视林业,保持水土,绿化祖国.国务院于1973年专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延续大规模植树造林伟大事业的基础上,着力加强法制建设工作,在同志的重视下,先后制定、颁布、实施了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法.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利用、开发和管理整个生态环境及其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具有根本性的意义.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然而,这一时期关于环境保护的核心理念是在优先保证经济总量增长的前提下进行环境保护,这是基于当时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不冲突的天真设想.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成员致富的强烈冲动使全国统一规划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政策变得很难制定且更难以实施.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纳入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表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已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其后,我国政府紧密结合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局,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绿化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和领导代表党所作的一系列报告讲话之中,多次进一步重申和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并存的关系以及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而且还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以上这些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要素.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①生态文明的提出,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又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既是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关系与时俱进认识的新成果,也是对人类文明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具体反映.在十七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战略的基础上,党的十八大报告号召“大力推讲生态文明建设”,更为重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个建设”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要深刻地融入和全面贯穿到其他“四个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无疑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的更加凸显和提升,也足见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后代、对世界负责的精神,深刻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新方向.

首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就在于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和自然的解放与高度发展,并把它作为追求的最高价值归旨贯穿到自己的学说之中.马克思在展望未来社会的文明形态时这样说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②也就是说,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与生态文明而不是与工业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就是实现“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是对历史上中外思想家社会和谐观的正确继承,“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身关系和谐为根本宗旨和发展目标,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又是缺一不可的,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整个社会文明体系的基础.“人们实现四大和谐发展的成果,以及此条件下所建立的、规范、原则、方式及途径等成果的总和,可以称之为广义的生态文明,也可以称之为绿色文明.”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的和谐统一,使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在新的更高水平上协调发展,不仅是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议题,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战略新选择.走和谐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走生态文明的道路.生态文明社会就是最理想的和谐社会.

其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现实选择.关于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的实现模式,我们必须明确反对以下三种不可能也不应该的战略选择:一是停止现代化的脚步回到前现代状态去;二是将建设生态文明视为将来要做的事而执意按传统现代化的途径走下去;三是把破坏自然环境等的种种负面效应“转移”、“转嫁”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去,让他人为我们承受自然界对人类的惩罚.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把现代化进程与生态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致力于“以生态导向的现代化”.①科学发展观是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核心的内容,寻求“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发展战略是科学发展观的本意和意义.无论是五个“统筹”还是四个“必须”的论断,都是密切围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而展开的,要求发展观念、经济增长方式和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实现实质性超越.新中国成立以后所选择的发展模式其实就是西方工业化国家曾经或还在实施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所实现的发展实际上是“黑色”的发展,是以巨大的生态“赤字”为代价的.科学发展观引导我们变“黑色”发展和崛起为“绿色”发展和崛起.出于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思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在生产方式上追求的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生活方式上追求既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生态,明确反对“异化消费”.从这一意义上说,“绿色”发展道路也就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道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是科学发展观确立的中华文明发展道路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宽广的必由之路.

再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然选择.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社、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以人性化和生态化为主线的新型现代文明,它的终极目的既要保证满足全体人民的可持续生存与全面发展的需要,又要保证满足非人类生命物种可持续生存与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需要.生态文明倡导给自然以平等态度和充分的人文关怀,关注和尊重生态环境的存在及其意义,从“向自然宣战”、“征服自然”向“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转变;倡导主动遵循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禁止对自然无节制的攫取,对资源无序的开发利用;倡导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实践一再证明,什么时候真正坚持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才能有良好的发展.否则,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成果不仅难以维持,而且最终要被葬送,社会主义事业也会面临失败的危险.我们只有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良性发展,才能坚定地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够建设美丽中国,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责任编辑:郑 颖